偶滴叙事学论文2007-03-17 18:49学个民俗学还真不容易呢，连叙事学这么高深都学科都要学凑的一篇论文奇文共赏吧对叙事学理论中国化、民间化的思考摘要：叙事学发展之迅速是有目共睹的，但如何把这种源于西方的理论更好的运用于中国叙事作品的研究上，如何建立起中国化的叙事学理论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民间叙事作品研究本应成为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目前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本文就从如何把叙事学理论中国化、民间化两个方面入手，试图揭示其深远意义。

关键词：叙事学理论；中国化；民间化；文人叙事；民间叙事一、简述叙事学的发展史1、西方叙事学发展概略1969年法国文艺理论家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述（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

”⑴从此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到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

但对于叙事作品的研究则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时代，他在其著作《理想国》第三卷中就阐述了描述和模仿的差别。

叙事学在起步之初，受到了结构主义以及俄国形式主义影响。

经过罗兰•巴特、杰拉尔•热奈特等理论家的建构，渐渐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理论。

结构主义强调从构成事物整体的内在各要素的关联上去考察事物和把握事物，叙事学起步之初也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把叙事文本看作封闭整体，不考虑文本与社会、读者的联系，对叙事文本内部各要素展开研究。

主要表现在以故事、文本和叙述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被归为经典叙事学。

但随着叙事学理论的不断发展，许多学者对经典叙事学把作品视为封闭整体提出了质疑。

作为对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和变形，后经典叙事学将经典叙事学中的故事层面、文本层面和叙述层面进行了有机整合，也出现了多位有影响的学者，如米克•巴尔、查特曼、普林斯等。

经过整合，叙事学家试图重建完整的“叙事语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句法（由一套有限的规则生成所有故事的宏观和微观结构）；语义（对这些结构进行阐释，包括叙事内容的宏观和微观结构）；话语（结合上述结构，由另一套有限的规则来解释叙事话语，如叙述时序、叙述速度、叙述者干预等）；语用（影响前三部分分析进程的认知和交际因素）。

⑵通过这些叙事语法，叙事学就把自身的研究范围拓展到很广阔的空间中。

美国叙事学者杰恩评价道，今天的叙事学“是…叙事学＋X‟的研究模式”，这里的“X”无论是女性主义还是性别研究，是文化研究还是后殖民研究，他觉得“都很有研究价值”。

⑶相应的，目前也就出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社会叙事学、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历史纪撰叙事学、法律叙事学、修辞叙事学及文化叙事学等等。

同时后经典叙事学也把研究对象进行拓宽，既关注文字以外的叙事，如对戏剧、绘画、连环画等媒介的叙事进行分析，也关注文学以外的叙事，对日常会话叙事、新闻叙事、法律叙事等进行分析。

2、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及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叙事学理论陆续被引入国内。

同时相关论著也被大量的翻译成中文。

在国内掀起了叙事学研究热潮。

总体看来，我们会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路线：大量接受西方叙事理论；迎头赶上并积极参与西方叙事学理论讨论；利用西方叙事理论剖析中国、外国当代文学作品，继而剖析中国古代叙事作品；还有个别学者已然开始以叙事为切入点反思对比中西文化。

⑷但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目前国内叙事学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对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引入，目前主要是对经典叙事学的翻译和引进，而对后经典叙事学的翻译和论著比较少，直到2002年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新叙事理论译丛》（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修辞性叙事理论、后现代叙事理论和跨学科叙事理论等5个方面介绍了国外叙事学研究的最新方向）但想从一套丛书就全面的理解后经典叙事学是远远不够的，还希望有更多的译著及早的问世。

其次，对叙事作品的分析基本局限于小说这一形式上，对其他形式的叙事作品研究不够。

再次，目前学者基本上均是直接应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对国内叙事作品进行分析，忽略了中西叙事作品源流的不同，没有把整个文化背景加以辨析。

建立起中国叙事理论的框架，对西方叙事理论进行中国化，这一过程目前看来是十分必要的。

二、中西叙事文学源流比较1、西方叙事文学源流简析西方叙事文学的源头在神话，古希腊人是善于幻想的民族，通过想象和幻想创造出丰富多彩、情节曲折的神话故事，雅典学者阿波洛多斯罗搜集整理《神话集成》集中展示了这些神话。

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神话有很强的故事性，神的外貌以及品性都与凡人无二，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

“希腊人本能的把一切经历立即同他们的神话联系起来”⑸，可见神话对其民族的影响之深，同样，希腊神话对其后文学的影响也是颇为深远的，由于其高度的文学性，也就成了后来叙事作品的源头和土壤。

神话对其后文学的巨大影响首先体现在希腊的史诗中，如公元前九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伊利亚特》所写的特洛伊战争，虽然确有其事。

但在荷马史诗中，这段历史己完全披上神话的外衣。

《伊利亚特》从“不和的金苹果”写起，写了三位女神为争夺标志着最美丽女神的金苹果而导致了一场战争，这是一部神的故事和英雄的传说，希腊史诗把历史神话化，许多史诗实际上就是神话诗。

荷马史诗在叙事方式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例如：锁闭式结构的运用（《伊利亚特》）；紧凑的插叙和倒叙的穿插（《奥德赛》）；;设置悬念（整个《奥德赛》的结构）；挑起戏剧性冲突的高潮（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的反目为仇）；以曲折多变的情节来展现丰富生动的人生和英雄个性（奥德修的历险经过）；氛围的热烈烘托与渲染（阿喀琉斯与海克特的厮杀）；还有种种宏大场面的描写，神和英雄的心理独白和叙述者的旁白等等，表现手法上显得极为老到和圆熟。

⑹古希腊小说，是从希腊史诗脱胎而来的。

18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菲尔丁，称荷马史诗是西方小说的胚胎。

古希腊小说，在内容上继承了《奥德修记》的写作传统，在最初主要是描写航海与历险故事。

从希腊神话到史诗再到小说，西方叙事文学的发展脉络大致呈现在我们面前。

而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也是基于这一文化背景产生的，可以说它更适合用于西方叙事作品研究。

若要把它运用于中国，首先我们应当分析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再有的放矢的把叙事学理论中国化。

2、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也可以追溯至神话，然而却走的是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一条路。

下面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

虽说中西叙事文学的源头都是神话，但两者的神话也有着较大的不同。

其表现最突出的就是西方的人化式神话以及中国的史化式神话。

上文提及，西方神话中的神，除了有神力之外，其它与普通人一样。

所以西方小说也受其影响，较为注重对人物自然人性的揭示，而不是对人物进行伦理道德的评判。

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儒家学派更是推波助澜，若是真能做到子不语怪、力、乱、神，也就好了，孔子用理性思维加上学说需要，对神话进行历史化的解读，对神话的本原色彩是极大的抹杀。

列举几个例子：首先是关于黄帝四面的神话，《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子贡问孔子“古者黄帝四面”是真的吗？孔子认为，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这一神话。

“黄帝四面”，是指黄帝有四个官员管理国之四方，不是指黄帝有四张脸。

第二个例子：《大戴记记•五帝德》六十二章，“宰我问孔子曰：…昔者我闻之者荣伊曰：黄帝三百年。

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抑，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第三个例子：《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对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恶心，人多不说喜也。

虽然，其所以得免于人害者，以其信也。

人皆曰：独此一足矣。

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十分巧妙的把神话历史化了（当然我们可以从经典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是对故事的深层结构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这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这种一切皆史的理念，造成了中国小说的两大文体特征：一为纪实，一为写实。

纪实是指中国小说崇尚真实，摒弃虚幻；写实是指中国小说张扬整体的写实性，即使叙写内容为狐媚花妖，也是按照人类生活来定位的。

如蒲松龄的《聊斋》，看似虚幻，整体则是写实的。

⑺神话对后来小说的影响还表现在故事构成的意识结构上，黄帝与蚩尤之战的神话（《山海经》卷十二《大荒北经》载），黄帝是贤君，代表正义，蚩尤是叛逆，代表邪恶，在这场正义和邪恶的冲突中，黄帝命应龙出战，蚩尤请风伯、雨师迎战，正不压邪，后来天女下来助战，才反败为胜。

这个情节定型为一种意态结构模式，为后世小说反复采用。

用来作为局部情节的作品简直不胜枚举。

《水浒传》写宋江上梁山后回家探亲，被官兵围捕，在古庙得九天玄女之助，才化险为夷。

《西游记》写唐僧师徒一路斩妖除怪，大多采用这种情节模式，孙悟空斗不过妖怪，便去天上请观音菩萨等神仙，只要请来神仙或借来神仙的法宝，便立即击败了妖怪。

⑻总体说来，神话进入到了历史，但并不是说中国的叙事文学到此就中断了，先秦的史著中就流露着自觉的文学叙事意识，后来史家之文这一母体同时孕育了历史性叙事和文学性叙事这一对龙凤双胎。

⑼中国的史传包容了小说文体的诸多要素，特别是在叙事方式上，史传就成了后世小说作者成熟的叙事摹本。

小说的“慕史”意识，就是其最好的证据。

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章回小说，究其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的历史源流，都与史传密不可分。

而中国小说的“慕史”意识从小说的产生到成熟都有显现：公元4世纪葛洪《西京杂记》的拟史式写作，唐人小说王度《古镜记》追求的史传效果，明清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对历史事件的演义，直至晚清白话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追求“实事实录”。

正如人们通常认为词为诗余，曲为词余一样，文言小说被视为“史余”，所谓“国史之辅”。

⑽这些正是历史性叙事对虚构性叙事的影响的实证。

在史传的强大压力下，虚构性质的叙事就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空间，无怪冯梦龙发出“史统散而小说兴”这样的感慨。

至此，我们就看以清楚的看到，虽然中西叙事文学的源头都是神话，但之后却走上了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西方的叙事文学沿着“神话—→史诗—→小说”，大体如此的道路走来，而中国却是“神话←→历史←→小说”，这就使我们运用西方理论时，要考虑到整个叙事文学的背景不同，绝不能生搬硬套。

当然，叙事文学发展的道路不同只是中西叙事文学不同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诸多方面，如杨义先生提出的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等角度看待二者的不同。

这里不再转述，可参见其著作《中国叙事学》以及论文“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原则”（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

研究中国叙事文学还要看到一个对它产生巨大影响的叙事模式——民间叙事，下面就将从民间叙事对文人叙事影响以及民间叙事对叙事学理论的贡献，这两方面强调民间叙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