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写道：“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时的为止”。
我觉得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也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不要老拿“有明显的不足”挂在嘴上，哪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没有“明显的的不足”呢？
本书是张岱年先生的文章选编。
虽然书中有的文章在张岱年先生的其他著作中已经读过，但再次读到这些文章，更加了深对张岱年先生之文章的理解和感悟。
读这书，隐约地感到“好书不厌百回读”这句话是出自写出作者在读书时的亲身感受和肺腑之言。
张岱年先生是已故的国学大师，《心灵与境界》是他的一本论文集。
所收文章没有标明发表日期，从内容来看，应该跨越很长时期，故观点时有不一致处。
书中所谈，涉及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道德修养等方面，虽属泛泛而谈，但也不乏真知灼见，给我很多启发。
一、关于中西文化，他说：“过去论中西文化的异同，多偏重中西之异；事实上，也应重视中西之同。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惟有兼重同异，才能对中西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思想源流》一文中写到：
“中国思想之结胎时代实在西周。
中国思想之最初的表现在《诗》及《书》。
《诗》《书》大概都是周之中叶的作品，其中思想是主实、重人的，表现一种安毅、刚健、朴实的精神。
…周代为吾国文化初成熟之时，所以思想极表现一种沉深、雄厚、伟大、闳肆、创造、前进气息，勤奋、勇猛而又稳重、宏阔。
中国文化之根本性征，中国哲学思想之根本倾向，实在《诗》、《书》中已大致决定。
…把古代思想总结起来而成一个一贯系统的第一个哲人是孔子。
孔子是开创新时代的人，却也是集大成的人。
他结束了以前的时代，开始了新的时代。
孔子哲学不是以前思想之反，而乃以前的思想之结晶与更进的发展。
”
寥寥数语就把中国思想的源交代清楚了，精准简括，不愧为大家。
在述及中国思想的流以后，张岱年先生简要地总括道：
“中国思想之发展，简括论之，也可说只三大段，原始是宏毅、刚动的思想，其次是柔静的思想，最后否定之否定，又必是宏毅、刚动的思想。
”
二、关于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他说：“有许多文章对于儒家‘重义轻利’、‘存天理，去人欲’进行谴责、批判，认为是对于‘现代化’的严重障碍。
事实上，在今日的时代，是否还有多少人赞同‘重义轻利’、‘存理去欲’呢？中国近代社会迟滞不进，是否儒家的‘义利’、‘理欲’学说的影响所致呢？”。
他明确告诉我们，“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于明清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及其对于文化学术的高压政策”。
张岱年先生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文化是人类为了满足欲望而进行斗争的结果。
…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与较高的不同的文化相接触，便易走入衰落之途。
然而虽衰，却因没有较高的文化来征服，亦不易即趋灭亡。
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较高的文化相接触，固然可以因受刺激而获得大进，但若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也有被征服被消灭的危险。
”
这篇文章虽然写于30年代，今天读来仍然有警示作用。
三、作者认为：“人类有个特点，即需要有个精神寄托。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追求一个最高理想，按照最高理想做事，便心安理得。
一般人也讲‘天理良心’，总有一个精神寄托。
现在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使一切人有个精神寄托。
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就是没有一个精神寄托”。
四、关于辩证法，他说：“真正遵循辩证法又很困难。
有许多号称辩证法大师的，事实上又违背了辩证法。
讲辩证法和用辩证法是两回事。
讲辩证法就是要克服一点论，讲两点论，这是对的，但我总觉得也应该承认‘三分法’”。
五、关于中国哲学的未来，他说：“我们需要学术的独立，不作西洋的附庸。
在哲学，须根据本国先哲思想之精粹，及现代世界思潮之大道，从新建立起一个伟大的系统，作知识及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
六、关于直觉思维，他说：“所谓‘玄览’，所谓‘见天道’，都是指对于天道的直觉。
这直觉是超乎一般感觉经验”；“事实上，直觉即是灵感。
直觉是超越思维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惯常思维的局限，启发崭新的理解”。
七、关于形而上学，他说：“所谓静止的孤立的观察事物的方法乃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并不一定切当。
我认为这种方法实质上是分析思维方法，对于科学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我认为，分析思维方法与辩证思维方法是相辅相成的”。
本书中，类似这样的有独立见解的能够给人以深刻启发的地方非常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但也应该指出，作者的观点是存在矛盾的。
例如，他说未来的哲学是新唯物论与科学的结合，哲学的作用一是指导科学的工作，二是指导生活实践及社会政治的实践，哲学将是一种力量，并说哲学将从玄虚与混乱中跳出来。
这样的理解无疑过于狭隘了。
同时，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解也过于拘束，不认为佛学也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对心学则一概采取否定的态度，似乎不及罗素对历史人物所抱的同情和理解的态度。
恐怕这也是一种历史局限性，是不能过于苛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