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歌，是文学体裁中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体现，更是一个民族情怀的体现。
它以高度凝结的语言表达着人们的喜怒哀乐，用其特有的节奏与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
中西的诗歌在体式、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对中西诗歌进行对比既是文化交流的客观必要，也是研究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主观要求。
关键词：引言诗歌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文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和哲学观等的不同，形成了二者各自不同的特点，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
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
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中西诗歌进行对比来阐释它们之间的异同：一、中西诗歌的渊源与诗歌传统上的差异。
中国诗歌应说是从《诗经》开始的，它所收录的诗歌几乎全部是抒情诗，它开始了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千百年来，我国的诗歌一直沿着这个传统曲折走来。
从《诗经》、《楚辞》、汉魏的乐府、唐诗、宋词、元戏剧、散曲等几乎都是抒情诗篇，可纵观中国诗歌漫长的发展历程，却鲜有叙事诗篇，而史诗更是少之又少（最近听说在我国的西藏、蒙古等地区发现了长篇的叙事史诗，现在正在加紧整理发布，心里甚是高兴。
可是，在漫长的中国诗歌历史进程中，却少有人知晓，发掘和利用的太晚，对中国诗歌的历史发展变化影响可能是甚微），可以这样说，我国从古到今都是一个抒情诗歌的国度；而世界的另一条古老而深蕴的诗歌长河——“西方诗歌”则是从“史诗”开始的，它对西方诗歌历史发展的影响可谓深远，一直延伸到当今的西方诗歌。
二、中西诗歌的传统缘由。
西方诗歌中的史诗传统，尤其是英雄史诗，特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古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两部著名德史诗成为西方诗歌的先驱，也开创了西方诗歌的史诗传统。
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写了部著名的《诗学》，他在书中也是大谈西方的史诗和戏剧以及史诗对戏剧的影响。
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英国一直都很注重史诗和戏剧的发展，留下了很多不朽的叙事诗篇，其中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诗篇主要有《贝奥伍尔夫》。
在十七世纪，弥尔顿三大篇著名的史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和《唐璜》；雪莱德《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诗篇，都是史诗类的代表名篇或戏剧。
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则更多（翻翻西方的文学史便可成串地枚举，在此不再详说）。
而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学史的中国，遗存各类佳作如海，却为何没有类似的英雄史诗呢？难道说自古至今中国就没有一位值得称颂的英雄吗？答案不言而喻，饱含战争之苦炎黄子孙，古往今来，涌现出不计其数可歌可泣并令华夏儿女永生追忆难忘的英雄人物，其中有许多至今仍被人们摆在神龛中以神的形式盛誉地供奉着。
中国古今众多的文学作品对其都有颂扬、立传。
只是中国文人极少用诗歌的形式来颂扬，而是多采用其它的文学样式留世后人的。
具体地说，中国的英雄人物多是通过散文和小说等文学样式来描述和颂扬的。
如司马迁的《史记》中就记载了大量的英雄人物得以保存流传至今；明清经典小说《水浒》、《三国演义》是专门写侠盗和英雄的事迹的。
可是，中国强大的抒情诗的传统，却较大地影响了我国的历史和小说的创作，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有些历史是用文学的笔调写成的，就是说在写历史和小说的过程当中，也将抒情诗融入其中，使历史具备了一种极为独特而西方少有的文学色彩。
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许多篇章，是用韵文写成的。
《史记》虽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同样也是极为优秀的传记文学专著；《水浒》中会随时地插入一段抒情诗；《三国演义》则以一首《临江仙》开头，意境颇为潇洒和独特。
综合分析，中国古代文人之所以不用史诗的文体形式来歌颂英雄，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文人自古认为，诗的功能在于抒情，在于陶冶人的性情，潜移默化人的思想感情。
这正如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1】依据朱熹的解释：“兴、观、群、怒”四字的意思分别是“感发志气”、“考见得失”、“和而不群”、“愿而不怒”。
既然诗的目的在于抒发志气，和合群众，反映哀愁，表达爱恨，倾诉心愿，寻求精神归宿等，那么，写抒情诗就完全可以达到此种目的了，从而也就没有必要去写史诗了吧。
其次，这也与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有关。
生活在我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老子都不主张武力与勇斗。
孔子主张“仁”的学说，强调仁爱治国；老子主张处世柔弱，反对刚强。
而且这种思想一直统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甚至影响至今。
一个民族有了这种哲学思想，当然不会在官方文学中极力颂扬战斗英雄了。
第三，中国诗歌极少会涉及到英雄，而为何中国的英雄人物在小说和其它的历史作品中却较为集中呢？这当然有它特殊的原因。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分析，中国的传统思想已把诗歌和小品文看成是官方正统的文学样式，而正统的文学必须是“文以载道”的，因而不能写拼杀和勇斗的事。
不过历史当然还是要写的，它不存在正统或是非正统的问题；而小说和戏剧，在中国出现得又比较晚，官方看不起，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物，所以这使得它们反而不受正统思想的束缚，可以任凭作者自由选材和任意挥洒人民心中的愿望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了。
一、“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在东方，人与自然是一种整体亲和关系，中国诗歌讲求人与自然的神合，所以在诗中诗人往往体现的是一种忘却自我，融情入物的意境。
王国维称为“无我之境”。
而在西方，人与自然是互相疏离对立的关系，人常常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所以在西方诗歌中往往将景物当作一种引发情感的契机或表达思想的象征，“自我”总是超出自然而被突现。
所以西方诗歌中所表达得更多属于“有我之境”。
我们将华兹华斯的短诗《我的心比天激动》和陶渊明的《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两者的意境的不同之处：每当我看到天上的彩虹，/我的心无比激动；/过去是这样，那时我的生活刚开端，/现在是这样，我已成了男子汉，/但愿未来也是这样，当我年岁已老，/不然，就让我死掉。
前一首是华兹华斯看到雨后彩虹，而发起的感情，花兹华斯感叹人生短暂如虹是这首诗的主旨，表达出诗人对人生的联想：人生几十年一晃而过，稚嫩的孩童转眼成年；彩虹的美丽并不长久，人生的美丽也终要结束。
诗人最后感叹要珍惜人生的每时每刻，像欣赏雨后瞬间美丽的彩虹一样，人生的日子也要活得精彩而绚丽。
华兹华斯并没有着力描写彩虹，而只是把彩虹比喻成人生，感叹人生如虹一样的短暂。
《饮酒》阐明的是“心远地自偏”的道理。
在诗中表现出人是自然的人，人已经物化成为自然界中的一分子，与林木相亲，与自然相近。
由此可见，两诗意境的差异就在于华氏借物来抒发人的感情，人并没有与自然融合，人依然是自然之外的社会人；而陶渊明在诗中没有单单抒发某种感情，而是表达出与自然相近的惬意的心情，这时的人已经完全成为自然人。
再来看看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王维在诗里创造出一个见物不见人的清幽境界。
诗人此时已经完全摆脱思想的累赘，仿佛忘却了自我，凝神的注视眼前的一切，凭借敏感的心灵和内在情感的律动，捕捉和感应宇宙万物之气，和自然生命的节奏韵律，形成主客交融的情态，进入物亦我，我亦物的空灵境界，这就是“无我之境”。
4.中国古代诗歌以含蓄为美，而西方诗歌则多以感情激越奔放，直抒胸臆为胜中诗无论托物言志还是借景抒情，诗人都把自己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不直接表现，但却有无限深远的想象空间，需要去认真感悟其美。
即司空图所说的“象外之象，韵外之致，言外之意，味外之旨”。
最突出的例子要数马致远的《天净沙。
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寥寥数笔，十个意象，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渲染出孤独惨淡的气氛。
最后一句感觉上与前面并无直接的联系，但实际上感情和思想都是连贯的，前面景物的描写，虽然没有任何主观感情，但比任何语言都恰如其分的表现了一种孤冷凄清的感情。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也是很典型的一首。
诗人并没有写自己如何生不逢时，如何失意，但读者可以感悟出诗人已经失意绝望到了极点。
而西方诗歌则很直白的抒发感情，言到而意尽，很少回味的空间。
再看看英国诗人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与李商隐的《无题》的区别：“啊，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在六月里迎风初开；/啊，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乐曲，/美妙地奏起来。
/你是那么美，漂亮的姑娘，/我爱你那么深切；/我会永远爱你，亲爱的，/ 一直到四海枯竭。
/直到死海枯竭，亲爱的，/直到太阳把岩石烧裂”这样奔放，炽烈，坦露的爱的表白，令每一位读者都立刻感受到灵魂的震颤。
人们从诗的语言中可直接领会作者的胸臆，不须仔细揣摩，他的感情是明朗的，一泻无余。
而在中国唐代诗人李商隐那里，爱情的表达则是曲折隐晦的，细腻入微：《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诗的前两句表达离别的痛苦，三四句以春蚕丝尽和蜡炬泪干来表达自己情爱坚贞，生死不渝的盟誓。
诗虽未出现“爱”“永远”等字样，却取得了语义双关，含蓄隽永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