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探索》2012年第5期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李祖佩1，曹晋2（1．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2．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610072）摘要：后税费时期，以村干部为代表的体制性精英、以乡村混混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以及以私营业主为代表的经济精英形成利益联盟，共同垄断资源下乡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村庄公共利益空间，形成固化的村庄权力结构。

利益分配结构以及合法性排斥结构。

文章借用发展社会学中的概念，将这种后税费时期基层治理生态称为“精英俘获”，并试图放在后税费时期的基层治理机制中理解精英俘获得以出现的内在逻辑。

精英俘获极大削弱了后税费时期资源下乡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

关键词：资源下乡; 精英联盟; 精英俘获; 排斥机制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5－0187－06收稿日期：2012－08－23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增强和扩大党在农村的阶层基础和群众基础研究（12CKS01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10491142）。

作者简介：李祖佩（1985－），山东聊城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曹晋（1956－），山西人，四川省委党校编辑。

一、问题与田野(1 问题提出社会学视角中的精英研究，可以分成解放之前、解放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后至今三个时间段。

解放前的农村精英研究，以国家政权建设为背景，探讨农村精英的性质和影响以及在转型中的调试。

杜赞奇［1］指出20世纪上半叶农村精英的地位和功能从“保护型经纪”向“赢利型经纪”转变；黄宗智［2］认为在传统社会，士绅被认为是当地公认的领袖，乡保实际上是最基层的半官职人员，是国家权力与村庄共同体之间的重要连接点。

同时，宗族势力的大小往往影响了乡保和士绅两种精英在村庄社会中的权力大小和权力运作。

解放初期的精英研究，主要强调社会变革对精英的影响上，黄树民［3］通过个人生活史研究，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社会精英更替的历史文化背景。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精英研究，集中于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村经济精英对村庄政治运作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上。

郑辉、李路路［4］研究了经济精英已有的体制资源对其自身在新形势下成长的作用；徐勇［5］将经济精英放在村民自治的话题域中进行考察，指出经济精英逐渐参与到乡村权力竞争中，出现“能人政治”现象；仝志辉、贺雪峰［6］以村庄权力结构为讨论基础，建构了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权力结构，并以经济分化、社区记忆为变量，区分了不同类型村庄中精英的互动逻辑。

已有研究仍有可供开拓的空间。

首先，学界关于精英的指涉对象，主要是村干部、家族元老、相对高学历的农民以及率先富起来的农业专业户和乡镇企业家［7］。

但是按照帕累托精英的广义界定，精英是指在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具有特殊优势的社会成员［8］，已有的农村精英研究在涉及的对象和意涵上较为狭窄，限制了精英研究本身的理论空间；第二，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某类精英的研究或比较分析，缺乏整体视野和“共性”思考；第三，缺乏从农村精英与基层治理两者的互构关系角度进行专门研究。

本文指涉的农村精英指在农村社会中有相对于他人的明显优势的人群，这种优势可以是建立在经济能力、血缘声望、体制身份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暴力优势基础上，即农民话语中“有本事的人”。

在此意义上，乡村混混也是农村精英的一部分。

同时，村庄精英不仅有“分”的一面，还有“合”的一面，当·781·面临自身没有能力独享的利益时，村庄精英各取所需下的“合”的一面得以彰显。

基于此，文章力图将村庄精英纳入后税费时期乡村治理话题域中，发现不同类型的精英形成利益联盟，合盟垄断资源下乡和农村发展带来的诸多公共利益空间，在村庄中形成固化的利益排斥和政治排斥，本文将这种后税费时期基层治理生态称为“精英俘获”。

“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 ）是发展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意指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或反贫困项目实施过程中，地方精英凭借其自身具有的参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政治实践的机会优势，支配和破坏社区发展计划和社区治理，扭曲和绑架了发展项目的实施目标进而影响了社区发展项目的实施和效果［9］［10］［11］。

温铁军等指出，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中，精英农户（种植大户）得益远多于普通农户（小农），小农被边缘化，即专业性合作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精英俘获”［12］。

但是总的看来，目前国内学界这一方面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在地化”理解。

本文将其引入到基层治理视域中，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探讨精英俘获的内在机制，以求推进农村精英研究的本土发展。

①按照学术规范，本文涉及的人名、地名一律进行技术处理。

(2 田野素描从研究方法上，本文属个案分析法。

虽然受地区差异、个案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个案不能作为推论总体的依据，但是个案所提出的问题和其背后所隐含的逻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个案可以启发对问题更为深入思考，同时还可以作为大规模调查的依据［13］。

A 村①现有720户，3000余人，4500多亩耕地，450多亩林地。

户均耕地面积10亩左右。

大部分农户收入靠种田和务工。

村庄人情往来、养老等方面高度理性化，宗族、房头等象征村庄内部传统权威结构的标示渐失，村民自组织能力大为弱化。

内生性力量消失，维系村落共同体的价值生产能力衰微，构成我们所讲的原子化村庄，即为本文的论述背景。

二、农村精英的构成不同的社会环境，影响了农民的自我实现以及对精英的认知，精英的指涉对象亦有所不同。

就当下看，农村精英可以分为三类：体制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首先是体制精英。

所谓体制精英是指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村组干部（本文指村干部）。

村庄体制精英并不是自古有之，20世纪之前的中国农村，村庄秩序维系主要依靠村内自然产生的领袖人物，如宗族长、乡村士绅等，即便有正式的保甲组织存在，但其负责人也是由上述领袖人物直接担任或是与其有密切血缘、地缘关联，并没有以国家政权为基础建构的权威［14］。

自20世纪初期以来，国家为满足自身资源提取需要，必须确立其代理人实现对农村的渗透，从而形成依托国家政权建设及其一系列组织安排的体制精英，体制精英的权力大小以及权力的运作逻辑深深嵌入在整个国家政权建设的脉络机理中。

随着“全能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确立［15］，精英的权力在人民公社时期达到顶峰。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从村庄社会的渐次后撤，体制精英的权力开始集中在满足国家需要和压力型体制的“中心工作”和“一线工作”中，但是村庄治理权力和治理责任却逐渐弱化［16］。

第二，经济精英。

本文所讲的经济精英是指不依靠土地但是利益空间仍然在村庄中的部分村民，因为不依靠土地，对村庄水利、渠道等公共品供给并不关心，因为主要生活空间和利益获取在村庄内部，能够直接参与和影响村庄治理，村庄只是实现资本积累的工具。

在A 村，这部分人包括超市老板、生态林木转运商以及农资销售商等私营业主。

表1：A 村经济精英基本情况统计姓名经营对象起始时间现有资产(万元村民评价(是否有面子” 备注YRJ超市2002100是YDG 农资销售199590是给在深圳工作的女儿买了房子TYF 生态林木2003150是给儿子在市里买了房子WDR超市200080是YGQ 农资销售200170是YFE 建筑、包工头200080是打算在武汉买房第三，社会精英。

随着现代性的强势渗透，传统内生性权威在村民生活和村庄秩序维系中的作用逐渐弱化，宗族、房头呈现破碎化，农村社会结构原子化。

税费改革之后，村级组织行动能力大减，越来越无法满足村民的治理需求，而传统权威的势微，亦无法满足村民的治理需求。

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混混群体开始出现在村民的日常纠纷处理中，并依靠暴力优势获得相当的经济实力，成为农村的社会精英。

·881·1980年代初期，在有限的社会流动、革命理想主义的退潮和村庄集体对农民控制下降背景下，乡村混混开始在乡村社会出现，数量日渐增多［17］。

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混混依靠暴力和法制的不完善，迅速实现从积累名气到积累资本的转型［18］。

完成资本积累后，大部分混混实现了向经济精英的转型，但却与上文经济精英有着本质区别。

下面是A 村混混YHQ ，以此可见一斑。

案例1:YHQ ，42岁，兄弟四个，因家庭条件困难、兄弟多，疏于管教，15岁开始在外面混社会。

当时“赖孩子”分派，YHQ 成为派系老大。

结婚后感觉家庭压力大，不能光顾着自己玩的高兴。

开始承包工程，当然并不是按照正规程序走的，竞标商被他的小弟们私下摆平，都不敢参与竞争，最后只剩他搞。

2000年左右，看到买码坐庄比较赚钱，搞了两年后发了财，但是被公安机关发现，关了半年。

出狱后和几个混混联合起来开碎石厂，现在还在做。

老百姓一方面都怕他，另一方面也羡慕他，认为他脑子活、敢想敢干。

混混与经济精英的不同在于：首先，混混经商以暴力做后盾，通过“踩线而不越线”的方式逃避法律责任，在交易过程中并不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带有强买强卖的性质；第二，混混因其背后暴力资源优势，更易实现财富积累，在经济精英五年甚至十年才能拥有的财富，混混短期内就可以实现。

三、结盟及其结构：精英俘获的基础诸种精英已经结成内部关系架构相对稳定的联盟，按照村民的说法，“他们是一个圈子的”。

诚然，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村社会建构关系的标准，已经从受血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及其所代表的道德伦理的规约，向依据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兴趣偏好转变［19］。

但是农村精英建构的纵向层级性和横向竞争性并存的关系结构，形成精英俘获的基础。

村庄精英通过形成结盟以“各取所需”。

体制精英在农业税费取消后，遭遇到两难困境：一方面随着农业税费的取消，自身利益空间大减，但是在以“发展主义”为核心目标的时代［20］，当税费这一条路子走不通后，寻找其他获利渠道，但这些渠道不同于农业税费节流，没有体制支持和制度保护；另一方面，农业税费之后，基层治理权力弱化［21］，村干部在一系列维稳压力下，活动的空间缩小。

一方面是担任村干部就必须实现相应的利益获取，另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实在无法达到目的。

在这种两难之下，寻求其他精英尤其是乡村混混的“协助”成为可能。

而对于经济精英而言，在农村做生意与在城市有相当大的不同，城市是陌生人社会，买卖双方可以作为理性的市场交易主体进行。

但是在农村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依然受到熟人社会的“面子”影响。

为尽可能的扩大消费人群，也存在借助精英人物支持的需要。

生活在基层社会“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中，各种生意中的审批等都要依靠村干部。

同时村干部在连接乡镇政府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乡镇政府在农村社会中显然处于权力和资源的核心位置［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