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基本理论
我国1997年及2012 年修订的刑法典规定了四个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

均衡原则
罪刑均衡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犯多大的罪，就应当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亦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称；罪轻罪重，应当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本身和其他各种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1] 。

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
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思想渊源是三权分立学说与心理强制说。

但该原则的思想基础则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民主主义要求，什么是犯罪，对犯罪如何处罚，必须由人民群众决定，具体表现为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来决定；尊重人权主义要求，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须使得公民能够事先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故什么犯罪，对犯罪如何处罚，必须在事前明文规定。

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要求如下：
（1）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法律必须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律，行政规章不得规定刑罚，习惯法不得作为刑法的渊源，判例也不应作为刑法[2] 的渊源。

（2）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禁止溯及既往）。

（3）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

（4）禁止绝对的不定刑与绝对的不定期刑。

（5）刑法的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必须具有合理性：只能将值得刑罚科处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禁止将轻微危害行为当作犯罪处理；处罚程度必须适应现阶段一般人的价值观念。

（6）对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定必须明确：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必须明确；对法律后果的规定必须明确。

（7）禁止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区别。

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禁止扩大解释，但如何厘定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则是一个难题。

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没有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字含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而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刑法文字含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

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

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的划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

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的结论在公民预测可能性范围之内；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

罪刑法定的最早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者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

”这一规定奠定了“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

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将罪刑法定的思想系统化成为学说。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罪刑法定学说在资产阶级宪法和刑法中得以确认。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必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

”在此指导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首次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

而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在宪法和刑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

目前，这一原则已深深植根于现代各国的法制意识之中，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刑法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项准则。

平等原则
平等适用刑法，也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刑法规范在根据其内容应当得到适用的所有场合，都予以严格适用。

刑法第4条明文规定了该原则。

平等适用刑法，是维护合法权益的要求，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是预防犯罪的要求，是实现价值追求的要求，是作为规范的刑法本身的要求，是法治的要求。

平等适用刑法的具体要求是：对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予以平等的保护；对于事实犯罪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认定犯罪；对于任何犯罪人，都必须根据其犯罪事实与法律规定量刑；对于被判处刑罚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刑罚。

适应原则
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含义是，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

刑法第5条明文规定了这一原则。

罪刑相适应，是适应人民朴素的公平意识的一种法律思想，是罪与刑的基本关系决定的，是预防犯罪的需要。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要求是：以客观行为的侵犯性与主观意识的罪过性相结合的犯罪社会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主体再次犯罪的危险程度，作为刑罚的尺度；换言之，刑罚既要与犯罪性质相适应，又要与犯罪情节相适应。

在立法上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注重对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宏观预测和遏制手段的总体涉及，确定合理的刑罚体系、刑罚制度与法定刑；在量刑方面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将量刑与定罪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强化量刑公正的执法观念，实现刑与罪的均衡协调；在行刑方面实现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注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的消长变化情况，合理的运用减刑、假释等制度。

刑法空间效力的概念和原则
刑法的空间效力，就是指刑法对地和对人的效力，也就是要解决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

原则：
（1）属地原则。

即以地域为标准，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适用本法；反之，在本国领域外犯罪的，都不适用本法。

（2）属人原则。

即以人的国籍为标准，凡是本国人犯罪，不论是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法。

（3）保护原则。

即以保护本国利益为标准，凡侵害本国国家或者公民利益的，不论犯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犯罪地在本国领域内还是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法。

（4）普遍管辖原则。

即以保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为标准，凡发生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侵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犯罪，不论犯罪人士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犯罪地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都是用本国刑法。

现代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是以采用属地原则为基础，兼采其他原则。

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
我国《刑法》第6条第1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以外，都适用本法。

”
我国《刑法》第6条第2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
我国《刑法》第6条第3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
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权
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即使身在国外，也仍然受我国法律的保护。

《刑法》第7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第7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
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之罪的，不论按照当地法律是否认为是犯罪，也不论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国或何国公民的利益，原则上都适用我国刑法。

只是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该中国公民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才可以不予追究。

我国刑法的保护管辖权
《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的，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
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权
《刑法》第9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
刑法的时间效力
刑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以及对刑法生效前所发生的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

刑法的生效时间
两种方式：
一是公布之日起生效，这通常是一些单行刑法法律的做法。

二是公布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在施行。

刑法的失效时间
刑法的失效时间基本上也有两种方式：
一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明确宣布某些法律失效。

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后代替了同类内容的旧法，或者由于原来特殊的立法条件已经消失，旧法自行废止。

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

四个原则：
（1）从旧原则。

即按照行为时的旧法处理，新法没有溯及力。

（2）从新原则。

即按照新法处理，新法有溯及力。

（3）从新兼从轻原则。

即新法原则上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认为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要按照新法处理。

（4）从旧兼从轻原则。

即新法原则上没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认为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要按照新法处理。

我国修订的《刑法》第1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使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按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
与刑法时间效力有关的若干问题的法律适用
刑法的时间效力问题，归根结底是解决新、旧刑法如何选择使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对行为人有利还是不利。

从旧兼从轻原则的价值取向是有利于行为人，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人权精神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