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朝的蒙汉二元政治文化体制------读《元朝十八讲》有感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专业：历史学班级：1401姓名：***学号：**********论元朝的蒙汉二元政治文化体制------读《元朝十八讲》有感摘要：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建立，是13世纪震撼世界乃至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事情；而忽必烈所创建的元朝，既是蒙古帝国的主体延续和帝国宗主，又因实行“汉法”而进入中原传统王朝序列。
特别是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一种独特的外汉内蒙的复合二元体制为中国历史所独有，也为元朝勾勒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忽必烈经济政治文化外汉内蒙复合体制纵观中国五千年悠悠历史，朝代更迭，江山易主：有些被历史所湮没，有些却仍然名垂史册，正如《沁园春雪》一词中所歌颂那般：“江山如此多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我们赞叹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雄韬，我们敬佩汉武帝统一中国的武略，我们铭记成吉思汗缔造蒙古帝国的伟绩。
正因为出于对蒙古帝国的强烈兴趣，我阅读了由李治安老师所著的《元史十八讲》一书，受益匪浅。
全书共分为18个专题，分别从经济，政治，体制等数个方面多角度剖析元朝历史，详细介绍了蒙古帝国的兴衰状况及对中原的影响。
其中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是：“忽必烈建立的元朝，至少从外壳上已经有了许多汉法的因素，而核心部分仍然是蒙古本位，从而构建起独特的内蒙外汉的政治文化二元复合体制。
”1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他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又对中原汉文化“兼容并蓄”,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宏图伟业，更使了1李治安《元史十八讲》中华书局2004年第88页中华民族也绽放出五彩之光。
而我接下来也将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方面论述这种蒙汉二元复合体制。
(一)经济——【1】农业“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纵使一个国家的强盛体现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但唯有从经济这一环节入手，才能真正问鼎中原。
蒙古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但随着于汉人的朝夕相处中，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乃至行为习惯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忽必烈在统一南北之前曾反复告诫平定南宋的统帅伯颜：“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也。
“2这实质上反映了忽必烈主持的统一南北战争是一场以谕降为主的政治军事行动，故也使得南方免于战火纷扰，南宋原辖区发达的农耕经济得以幸运的保留，这也成为了元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特别是忽必烈推行的“安业力农，宜安本业”3的政策更有利的保护了江南高度发达的自然经济。
中统二年八月，忽必烈设立劝农司，这也是元代劝农机构的雏形，后又继承汉代经验设立大司农司专管全国农桑水利，下设四道劝农官及知水利官巡行劝课，“亲行田里，谕以安辑，教之数艺。
”4是他们职责所在。
元代的路府州县官员被统称为管民官，为了表2《元史》中华书局卷127 <伯颜传》3《元史》中华书局卷8 <世祖纪五》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2 《朝列大夫佥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事赠中议大夫礼部侍郎上骑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赵公神道碑》示对劝农桑的重视，忽必烈严明赏罚地方官的劝农成效，将劝农与管民官的政绩考课直接挂钩。
至元七年，忽必烈还实行独特的劝农措施——立社。
在乡村五十家立一社，选择高年晓农事者担任社长。
立社之后还设庠序，崇孝悌，在乡村兴办社学，提倡儒学的孝悌伦理。
这一政策不但针对汉人民众，就连探马赤军也要立社。
这也是忽必烈统一以来，蒙汉二元文化相互渗透的一个重要标志。
他不仅接受儒家文化，同时也大力提倡这一伦理规范，极大地推动了南北方的融合。
鱼回复农业生产相配套的水利事业也成就非凡。
中统二年，忽必烈令王允中和杨端仁组织开凿怀孟路的广济渠，引沁水经济源，河内，河阳，温县，武陟五县到黄河，全长677里，灌溉民田3000多顷。
次年，他又任命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全国的水利兴建，后又来到西夏中兴修复疏浚了唐来渠和汉延渠，使久遭战祸的河套水利设施又可灌溉良田万顷。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十余年的努力，劝农桑的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工业，增前数倍。
”5元代江南农业在南宋的基础上得到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浙西一带的圩田及沙涂田常能获取高于一般田的十倍收益。
仅平江路圩田“共计八千八百二十九围”6江浙地区继续充任全国主要粮仓和财赋地区。
这一系列的成就，都与忽必烈因地制宜，注重结合南北方差异这一政5王磐序《农桑辑要》6王祯《农书》卷11 《农器图谱集一田制门》策密不可分。
——【2】手工业元代的手工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总体上技术进步不少，如棉纺织业的兴起和普及，青花瓷的烧制，晒盐法的推行，火器制造等等。
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属青花瓷器的烧制。
元代青花瓷在胎体采用传统的瓷土和高岭土二元配方基础上，加入了从中亚进口的青蓝钴料绘制纹饰烧制而成，故其兼容汉地传统元素和中亚伊斯兰元素，堪称文化交融的完美结晶。
而元代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者，由驱奴私属，签发的匠户和罪犯配役三部分组成，而服役的主要是匠户,冶户和盐户。
民营手工业涵盖纺织，陶瓷食品，造纸，印刷等行业，以个体手工业者占大多数，他们率多被签为匠户。
南宋遗民郑思肖说：“诸州置机房，抑买江南丝，白役机匠，鞭挞别色技艺人，亦学攀花织造缎匹，期限甚严，······北人深叹江南技艺之人，呼曰巧儿。
”7这种北来的匠户制和官府手工业，与南宋私人手工业难以兼容，因此为了更好地控制手工业的发展，忽必烈采取将江南手工业者一概编入匠户籍册的手段，强行侵占人力和市场，逼迫他们为政府服役，这一行动一定程度上却妨碍了民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3】商业以游牧起家的忽必烈认识到了商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支柱性7《郑思肖集·大义略叙》 P185页作用。
出于嗜利和财政需求的目的，他实行“重商”和“重市舶”两大政策，直接带来了江南商业经济的繁荣，甚至出现“举世治筐箧”“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8而从当时南宋宫廷琴师王元量诗更可佐证：“衣冠不改只如先，关会通行满市集。
北客南人成买卖，京师依旧使铜钱。
”9从中亦可得知元世祖依旧采取南北分治的手段，杭州城内的关子，会子等纸钞，铜钱照样流通，随元军而来的北方商人已经和南方商人正常交易买卖，商业繁荣的景象可见一斑。
海外贸易可谓是元朝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
元代的海外贸易的海港，贸易伙伴，中外海船的来往，基本贸易等都承袭南宋。
元朝在泉州设立了第一个市舶司，随后又在庆元，上海，澉浦增设了三个市舶司，大体上也是参照南宋旧例，依例抽分。
这也极大的鼓励海外贸易的发展，增加政府海关收入。
至元三十年，忽必烈命令中书省制定了整顿市舶贸易的二十三条法则，它奠定了元朝政府管理海外贸易的基本框架，使元代的市舶贸易在继承南宋旧制基础上走向成熟，也推动了以泉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繁荣。
元朝大规模的漕粮海运，大规模的海外征伐均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10无论是漕粮海运由江南官员朱清，张瑄倡导主持，海外征伐的军士，亦或船只及技术同样主要来自江南，故此三8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9王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1 《醉歌》其六10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 P11者可算是南方的人力，财力等为元朝统治者所用的典范，集中体现了蒙汉二元的特点。
（二）政治——【1】行政机构忽必烈即位后模仿宋金等制度，设置中书省扎鲁忽赤和必阇赤长。
中书省宰执设左，右丞相各一员，平章政事四员；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两员。
名义上的最高长官是中书令，模仿唐宋旧制由皇太子兼任。
同时遗留了大蒙帝国扎鲁忽赤——即设置断事官，掌政刑之属。
至于军事方面，忽必烈又模仿宋，金制度，设立枢密院以总兵戎，实质为元朝最高的行政机构而这些朝廷枢要机构是基于蒙古帝国时期汗廷大断事官和必阇赤长，吸收汉法宰相制度而逐渐发展。
11地方机构主要为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宣慰司和路，府，州，县。
行省制无疑是忽必烈和元帝国留给后世中国的一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也可谓后世地方机构之典范。
“行省”原是行中书省或行尚书省的简称，实际也体现蒙，汉二元，行省名称及官职设置与魏晋隋唐的大行台和金朝的行尚书省十分接近，其实质内容直接按照窝阔台以后燕京，别失八里和阿姆河三“行断事官”模式建立。
而这些机构人员的选择均体现蒙古游牧官为内核，汉官为躯壳的性质。
上述种种都彰显了蒙汉二元政治文化复合体制的特色。
行省制的创立开创了13，14世纪中央与地方权力机构的新模式，而对于13世纪以后多民族统11李治安《历史研究》，《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2014年6月一国家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吐蕃等首次进入中国版图，中央政权的统治开始深入到吐蕃在内的边疆地区。
——【二】军事制度“马背上的民族”当之无愧担的上“骁勇善战”的称号。
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在恢复经济的同时，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高效有序的军事体系，充分发挥其军事特色。
怯薛制，亲兵制，军户制是大蒙古国三大基本军政制度。
忽必烈沿袭成吉思汗的旧制重建万人怯薛，分为四部分，名归“四怯薛”。
前四汗时期，通常是集宫内服侍，禁卫亲兵和朝廷机务及差遣三项职能于一身。
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怯薛的地位虽有所下降，但怯薛参政仍为普遍，甚至直接影响元廷御前决策和中枢机构运作。
在设立怯薛组织之外，忽必烈还创设以汉族兵员为主的诸卫侍卫亲军。
这一组织隶属于枢密院，除守卫大都，上都之外，还需镇戍朝廷的直辖区“腹里”，有时又从中央常备精锐部队奉命赴地征战。
元朝又沿袭宋朝传统，所有军队都实行军户制，军户制属于世袭兵役制。
为了政治需要，忽必烈增设镇戍军，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四个军种。
蒙古军即蒙古草原大千户将军，兼有军事行政双重职能。
探马赤军是从诸蒙古千户抽调混编外出征伐的军队，直接归属朝廷和枢密院管辖。
汉军则是由原降蒙金军，投附蒙古的北方地主武装以及签发中原汉人组成的军队，新附军则是由投降元朝的原南宋军队组成、——【君臣关系】宋朝以主户，客户附籍，租佃关系纳入国家户籍中，而元朝则实行职业户计，全民当差服役：将百姓分为蒙古人，色目人。
汉人，南人四色人种。
诸色户计大多来自被征服百姓的强制编组供役，不可避免的带有草原游牧民至上和其他职业户仆从的色彩。
忽必烈还将这种主奴化的关系推衍于君臣之间，“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
”12他将草原的主奴从属习俗带入官僚系统中，应用于君臣关系中，不仅体现官府对人身依附的加强，更为后代明清之际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言而总之，忽必烈即建立了蒙古国式的万人怯薛，由创设了汉人的亲军，同样维持宿卫军的二元格局。
而在主力方面既保持了蒙古军队的精锐力量，又增加了汉人力量，以克服自身不习水战，不清地势的弊端。
无论从政府机构的设立，亦或军事制度的革新，乃至君臣关系的发展，蒙汉杂糅的特色颇为突出，元代疆域辽阔，司法“各从本俗”，针对汉人和南人主要是传统的汉法，针对蒙古人则使用草原扎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