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艺谋电影中的性和暴力与女性形象塑造之间的联系、特点及其文化意义联系：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性和爱是人最根本的需求,所有能打动人的影片都不能缺少这两个因素,张艺谋的电影尤其如此。

他擅长表现在森严的封建社会制度下女性对爱与性的自由的渴求。

女性总是和暴力与性相伴随的，她们的命运坎坷，深受封建势力的毒害。

在封建因素的压迫下女性不得不屈就于强势的男权，但是越是妥协，他们的地位就越低下，命运就越悲惨。

但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她们越受暴力威胁越勇于反抗，虐待到极致，反抗的越猛烈。

张艺谋善于地在悲剧中,在女性处于极度摧残中表现她们的抗争之美,就在于“将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任何一个熟悉张艺谋电影的观众都强烈感受到红颜色在他电影中的显著地位。

红颜色可以说在张艺谋电影中随处可见：红高粱、红灯笼、红棉袄、红辣椒，《菊豆》中的红染布，《英雄》中在金色树叶中飞舞的两位侠女的红衣，《我的父亲母亲》中母亲为空教室所贴的红剪纸。

红发卡，上梁时所用的红布。

红色的物体成为画面中的亮点。

不仅使整个画面显得生动活跃．更重要的是红色所产生的崇高感显示了张艺谋对生命价值的理解。

红颜色为血和火的颜色,它代表了对幸福和理想的向往。

同时也代表着暴力与情欲。

这种红色是一种意义的承载。

《红高粱》中“九儿”是张艺谋电影中塑造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我奶奶”的形象成功地转化为一种符号,象征着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生命意识。

尽管父母把九儿下嫁给有麻风病的酒坊主人,但她一开始就没有压抑自己的欲望,从在轿帘中偷看轿夫赤裸的汗背,到对劫匪灿然一笑反而威吓了对方,一直到对“我爷爷”的一见钟情。

很多人一定不会忘记“野合”这个经典场景:在高亢的唢呐声中,火红的高粱摇曳舞动,“我奶奶”穿着红棉袄在高粱铺就的席上仰面躺下,“我爷爷”仿佛祭拜仪式一样跪在她的面前…….人还原为真正的人本身,服从自己的自然属性,表现最原始的生命形式,彻底释放生命的激情! “我奶奶”的形象比“我爷爷”更加光彩照人,她在危难时挺身而出独挡大局成为烧酒坊的女主人;她不忍让顺从,面对外族的侵犯挺身而出号召村里的男人为刘罗汉报仇。

“我奶奶”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女性温良顺从的形象,她不甘心被命运摆布,以自己的抗争升华了本该是痛苦的人生,成为中国当代电影画廊中最经典的形象之一。

《菊豆》中再如青春貌美、情欲旺盛的菊豆不幸地被卖给失去性能力的杨金山,从此开始地狱般被折磨的生活,直到她找到“天青”,表面上看是婶侄的乱伦,实际上却是一个女人合理地发泄自己的情欲,她大胆地控诉自己的不幸:“你叔他可算个人?”最初的反抗便是明知天青在偷看也大胆示威地裸露自己的身体,告诉天青自己的悲惨遭遇,渴求天青的拯救。

在私情败露之后,她也不羞愧,反而理直气壮地告诉已是半瘫的杨金山“我把事情做下了,我明说给你,你整不死我! 老天爷有眼,给我个天青,天白他爹是天青,你恼去吧! ”与菊豆这一角色成平行类比的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皇后的形象,她的反抗则更为偏执与疯狂。

张艺谋通过性和暴力，成功的塑造了一个个敢于反抗、执着、坚定的女性形象。

特点：1、执着的信念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信念坚定不移的追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韧性。

《秋菊打官司》的“秋菊”为了给丈夫“讨个说法”三次上访,身怀六甲的柔弱身躯一次次敲开政府的大门,在她的坚强与执着面前,男性反而成了附属之物。

《一个也不能少》中一脸稚气的小魏老师,给人最大的感受却是一个“倔”字。

她时时刻刻牢记着高老师临走时的叮嘱“一个都不能少”,她可以为了阻止学生进城读书而把学生藏起来;为进城找张慧科带领学生去搬砖;可以为了找台长在电视台门口等上一天。

她身上那种顽固与执着的劲儿几乎让人落泪。

与此相似的还有《英雄》中的女性“飞雪”,她为刺秦苦练剑法,甚至不惜以身试剑,她是剧中唯一没有放弃信念的人,感情最外露的刺客。

《活着》中的家珍在接连失去了儿子、女儿之后没有被命运的不幸所击倒,而是平静地接受了生活的不幸,顽强地活着。

《我的父亲母亲》中“招娣”只因为父亲的一句话,便固执地在数九寒冬中翘首等待“父亲”的归来,白雪皑皑的世界中,招娣穿着红棉袄的身影仿佛一枝红梅…… .这个镜头打动了很多人。

张艺谋的镜头始终关注那些在特殊环境中的女性命运以及她们生命体验和生命过程,女性对传统父权制文化的挑战,体现了张艺谋忧愤深广的女性意识。

2、悲剧性的抗争从1987年拍摄的《红高粱》到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从“九儿”到“皇后”,以及中间的女性人物“菊豆、秋菊、招娣、颂莲”等,她们无一不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然而她们的反抗大多是悲剧性的结尾。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第一个镜头就是颂莲的脸部特写:“嫁给什么人能由得了我吗? ⋯⋯当小老婆就当小老婆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嘛! ”说着这句妥协的话,颂莲的眼泪也落了下来。

这个女人的坚强和柔韧一开始就清晰地展现在大家面前:从弃花轿不坐而孤身一人前往陈家,到拒绝给祖宗牌位下跪,可以说颂莲是尚未泯灭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反叛精神的。

而她也正在这个诡异恐怖的大院里,被这个病态的环境所同化,甚至离不开这个体制。

争宠、装怀孕、最后被揭穿转而欺凌比自己地位更加弱势的丫鬟，在自责中悔恨。

目睹三太太被杀真相后发疯,成为大院里的又一个游魂。

惟一的希望与安慰来自于那根笛子,笛子被烧掉以后, 所有的反抗都宣告失败。

《菊豆》中的“菊豆”虽然找到可以依靠的男性,但怯懦的杨天青不足以成为菊豆永远的依靠,杨金山死后,菊豆不仅没有得到自由,还要忍受挡棺的绝望和守寡的痛苦,她沉迷于和天白病态的感情的依赖之中,一直到弑父悲剧的发生,失去了一切的菊豆将自己与大院付之一炬,成为这个世界的又一个牺牲品。

《黄金甲》中的皇后,是一个身心备受摧残和扭曲的女性抗争和反叛的象征。

她不辞辛苦,疯狂地绣了一万多作为兵变标志的菊花,即使得知兵变之事已经败露, 仍然执意履行自己的计划———“菊花绣好了,总得开一回。

”意为人的生命之花总得绽放一回。

王后由压抑、屈辱转向变态偏执的疯狂,在一种心理扭曲的状态中宣泄自己的反叛和自我的张扬。

他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究竟女性该怎么办? 张艺谋并没有告诉我们确切的答案,或许只有反抗,只有不计较结果的抗争才是女性所唯一能做到的。

在观众欣赏完影片后,被剧中女性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深深打动,并得到心灵上的震撼,这正是张艺谋以及其影片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3、红色的渲染任何一个熟悉张艺谋电影的观众都强烈感受到红颜色在他电影中的显著地位。

红颜色可以说在张艺谋电影中随处可见：红高粱、红灯笼、红棉袄、红辣椒，《菊豆》中的红染布，《英雄》中在金色树叶中飞舞的两位侠女的红衣，《我的父亲母亲》中母亲为空教室所贴的红剪纸。

红发卡，上梁时所用的红布。

红色的物体成为画面中的亮点。

不仅使整个画面显得生动活跃．更重要的是红色所产生的崇高感显示了张艺谋对生命价值的理解。

文化意义：张艺谋电影浸染上了一层文化的光色。

这层光色抛却了文以载道的济世传统，而在执着的故事里沉入“窥视”，沉入道德评价的周而复始，以及道释文化的驳杂星空。

1、“窥视”的存在基于，张艺谋电影对东方神秘民俗的臆想和虚构。

民俗成为张艺谋电影的表意手段，是用画面叙述东方的奇观。

譬如，《红高粱》里颇具民俗味道的婚嫁段落，以及颠轿细节；《菊豆》则放映了丧葬之下，欲望/伦理压抑的灵魂搏斗。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点灯、灭灯、封灯。

到《活着》已成为一串皮影戏具。

这样，连同野合、深宅大院，以及《千里走单骑》中的曲艺，使得“窥视”成为可能。

2、张艺谋电影通过故事执着地设置了一种道德、文化价值的假定性，最后点穿这种假定性，射理性的思考和社会涵义彻底消解。

譬如《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两则故事均以痛苦或欢悦延续故事的发展，但最终只能以维持原貌或残景收尾。

《有话好好说》当中，躁动难安的青年赵小帅，追逐情感的理想，然而中间经历了一场缠绕不清的事件之后，又复归原来那个和善的青年。

《英雄》受尽非议，但仍然承续着这样一个循环，无名、飞雪、长空、残剑，因义而不断地抉择。

环环相扣，形成了一种复式关系，最后以义起始，于义终结。

这种因果式的叙事结构沐浴着释教的余辉：人的存在和作为，世态的炎凉或轰烈，价值的失落后褒扬，一切的一切，皆空梦一场。

二、请结合影片点评港式喜剧电影的样式风格。

香港喜剧大概主要有三种:许氏、成氏和周星驰的,他们的喜剧自身具有一定的特点,香港电影也有他们的共性。

1.许氏（许冠杰，许冠文、许冠武和许冠英合称许氏一门四杰）喜剧：社会生活喜剧许氏喜剧承五六十年代朱氏喜剧之风，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香港社会的现实问题，对香港市民社会中的一些现象进行描摹和揭示，有一种“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救世情怀。

而其影片诙谐幽默的动作和语言，也深深地打上了许氏喜剧的风格烙印。

代表作品：《鬼马双星》（1974）、《天才与白痴》（1975）、《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摩登保镖》（1981）、《铁板烧》（1984）、《神探朱古力》（1986）。

2.成氏喜剧：功夫喜剧1978年，成龙因主演《蛇形刁手》和《醉拳》而一举成名，并因此成就了一个新型片种：功夫喜剧。

它是传统喜剧片与功夫片的相互结合，这种喜剧风格不但注重现实生活和语言趣味，而且还有着极强的动作性。

成龙一跃成为新派功夫喜剧的超级巨星，从此进入了香港功夫喜剧的新时代，也可以说，香港喜剧进入了成龙时代。

成龙功夫喜剧的一大特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是“有动作而不残暴，有喜剧而不下流”。

成龙所塑造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物，但又注意在平凡中刻画与塑造一种可贵而可爱的英雄品质。

成龙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从来都是实拍，用的是真功夫，真动作。

代表作品：《蛇形刁手》（1978）、《醉拳》（1978）、《a计划》（1983）、《警察故事》（1985）、《a计划ⅱ》（1987）、《警察故事ⅱ》（1988）等。

3.星爷周星驰的喜剧，即无厘头喜剧。

“无厘头”喜剧电影这时悄然诞生。

言及香港“无厘头”喜剧，自然会提及周星驰。

周星驰鲜明的表演风格和对白形态，使得由他主演的“无厘头”喜剧被称为“周星驰电影”。

在“周星驰电影”中，现实、历史中的经典、权威、秩序等统统被调侃和消解一番，显示出反英雄、反传统、反逻辑的特点。

其每一部影片均有标新立异的情节构思，交错杂糅的故事结构，光怪陆离的时空转换，稀奇古怪的道具设计以及令人啼笑皆非的无逻辑噱头，而且这些光怪陆离的电影时空任意穿梭于传奇野史、古代想象和现代科技中，充满了对规则和逻辑的颠覆。

在对白形态上，混合了广东俚语、港式英语以及地道的街头痞话，形成了一场夸张的精彩的语言游戏，体现出刻意的玩世不恭与嘲讽。

《逃学威龙》、《唐伯虎点秋香》《苏乞儿》《大话西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