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豆贸易战美方代表团在研讨会召开日之前提前到达北京，并主动约见了在京的几大主流媒体。

他们准备了详细的有关美国大豆的生产、质量及贸易的资料，表示“美国大豆农户承诺通过提供高品质和有价格竞争力的美国大豆来保证中国用户获得成功。

”最初的媒体见面会似乎更像是美国推销其大豆的“推介会”。

但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显然不满足于被动的接受对方“推介”。

更何况，对于探寻中美大豆贸易摩擦背后的真实原因、解开中国为何高价购买美国大豆、美国农业部到底有无人为“操纵嫌疑”等“迷雾”，这是一个难得的、不容错过的机会。

“近两年来，大豆已成了很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大豆加工企业解不开的‘情结’。

面对‘南美种大豆、美国卖大豆、中国买大豆’的现实，拥有国际定价权的美国，成了最大、甚至是唯一的赢家。

美方了解中国人因此而产生的情绪吗？”媒体见面会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出了这一看似不礼貌、但又不能回避的话题。

对方并未感觉意外。

CBOT总裁伯尼·丹回答说：“几个月前在我对中国的某次访问中，曾就此话题与中国土畜进出口商会进行过交流。

当时我详细向对方介绍了大豆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风险管理对冲方式，并谈到如何让用户了解市场，教会用户如何使用市场。

无论是什么样的情绪或什么样的感觉，主要原因还是宣传、教育的问题。

”他所说的宣传和教育，就是中国人经常讲的投资者教育。

包括告诉用户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如何使用市场，如何把市场运作和使用市场的方法结合到每一个交易者的具体操作行为中等等。

“任何环节出现差错的话，都会带来市场参与者的怀疑和关注。

但这归根到底是教育问题，而不是市场模式或者是监控市场模式的问题，因为市场模式和市场监控模式已经在过去的157年当中得到了验证，证明了其可信度。

”那么，2004年上半年先创下近30年价格新高、后又迅即狂跌50%的CBOT大豆期货价格，是否是国际投机基金操纵的结果？伯尼·丹回应说，去年的高价格是一个典型的市场供求案例，上涨是因为中国需求增加，后来下跌是因为供给方面发生了骤变：与原来预测不同的是，美国大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大丰收。

“国际投机基金没有操纵CBOT大豆价格，”他肯定地说。

目前在CBOT的农产品交易中，60％属于套期保值，投机型交易约占30％。

正是这两种交易的组合，成为价格形成的公开平台。

为避免投机型交易者的操纵行为，交易所采取了控制其交易仓位的措施，并每天通过自律机制进行监控。

除此之外，CFTC（美国联邦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也对交易进行监控，如交易所定期把大宗交易汇报给政府部门。

对此解释，《中国经济周刊》又咨询了国内期货界人士，他们基本同意伯尼·丹的说法。

如国内某期货公司负责人解释说，期货市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对现货市场的价格变动因素发挥放大效应，可以几倍、甚至数十倍的放大。

所以，中国近年来迅速增长的大豆加工能力和大豆需求量，使“中国买家”成了左右国际期货市场的重要因素，并为国际炒家利用和发挥到了极致。

对于2004年大豆为何创出历史价格新高，美国大豆协会的Paul Burke还介绍了一个他自认为“不知能否回答这一问题的情况”。

那就是2003年底，中国大豆进口商代表团到芝加哥去访问，其中就有很多美国大豆的大买主。

“看到有这么多的买主来到芝加哥市场，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同时，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这么多重要的买主都出现在市场，给市场带来了一些短期看好的情绪，并造成短期价格的上涨。

”其实，他所说的就是中国大豆采购团声势浩大的“集体采购”。

鉴于采购团当时将采购时间、地点、数量等“商业机密”公布与众，被国内媒体指责为“无知”、“愚昧”。

但除了中国需求因素外，CBOT总裁伯尼·丹也承认，后来美国产量“出乎预料”的大丰收，直接导致了国际大豆价格的狂跌，正是这一跌最终“成就”了中国大豆危机的爆发。

那么，美国农业部最初公布的2004年的美国大豆产量预测，为何与后来的实际产量相差如此悬殊？即一个后来事实上的增产年，事先却预测为减产年？美国农业部数据为何失真其实，关于美国农业部公布数据不准的说法和怀疑，早在国内期货界盛传。

基本观点是，根据美国大豆销售季节“调整”产量预测。

如美国大豆上市之前的2003年9月份，美国农业部大幅调低美国的大豆产量，国际大豆价格随之出现了反季节性的大幅上涨，于是美国大豆“买了个好价钱”；而到了2004年的5月份，美国大豆基本售罄进入销售淡季，南美大豆进入销售旺季，但此时美国农业部又发布报告说，2004/05年度世界大豆大幅增加，结果引发了国际大豆价格大跳水。

不仅南美大豆销售遭受影响，中国企业也遭受重创。

由于中国企业是这次国际大豆市场中风云突变中的受害者，所以来自中国方面的分析和判断，难免片面、甚至是偏激。

因此，美国方面的解释显得十分必要。

此次美国大豆访华团的代表中，美国大豆协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沈士奇先生，正好以前有过美国农业部工作的经历。

对于“美国农业部有没有提供虚假信息”的提问，他首先表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农业部定期对外公布的信息，一直是美国国内交易所和世界各国主要进口商重要的参考依据，其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而数据的权威性，首先取决于其准确性。

其次，他详细介绍了美国农业部相关数据的预测和公布流程。

他介绍说，其实这些数据并非美国农业部自己预测的，而是邀请外来人士完成的，这些人都属于专家，而非官员。

而且这些人自身和预测的结果之间，不能有任何经济利益或者是商业利益上的联系。

预测所用手段很多，也很科学，如利用卫星遥测手段和人工统计等，对大豆的产区、分区、产量和收获量等进行统计。

在预测报告正式确定之前，他们处于封闭环境中，不能和外部的任何人进行交流。

“如此多规定，目的就是保证预测过程的公正、客观和透明，”史蒂夫·沈士奇先生说。

但他同时承认，“当然，预测往往是不正确的，预测也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不是过高就是过低。

”对此解释，《中国经济周刊》也采访了国内期货界人士的看法。

对于美方所说的“程序”，大家都认同；但对预测结果“不完美”的原因，则持有不同看法。

一些人认为预测不准可以理解，但持相反观点的人依然坚持是“人为”因素所致。

某研究人员就“举例”说，现在美国农业部就又在“故伎重演”，开始寻找新的炒作题材，力图“扭转”连续下跌半年来的大豆行情，保证美国大豆继续“卖个好价钱”。

如2004年8月，美国农业部月度报告意外调低美国大豆产量数据，原因是预测美国要发生早霜，大豆价格止跌回升；2004年11月份，美国大豆的上市季节来临，全美大豆收割完成了87%，路易斯安那州更完成95%。

美国农业部又打出了“大豆锈病牌”，正式发布消息说，“已证实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两块测试田里发现大豆锈病，这种检测结果令人关切”；随后又说，路易斯安那州三个地方以及密西西比一处检测大豆锈菌病作物结果呈阳性，同时美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测中心，也声明从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采集的样品中，锈菌病检测呈阳性等等。

在此类消息刺激下，CBOT大豆价格摆脱半年多的下跌趋势，重新开始反弹行情。

“从国际市场竞争角度看，美国农业部的这种做法无可指责，因为作为政府，利用市场游戏规则保护本国农民利益，天经地义。

”，国内市场人士评价说。

对于美国农业部聘请“外脑”预测农产品产量、需求量等数据的做法，该人士认为是“高招”。

“从追究责任角度说，谁预测谁负责。

所以美国农业部只管发布，对准确与否没有直接责任，更可避免人为操纵等嫌疑”。

因此他建议，中国政府也可以借鉴美国农业部的这种“市场化路子”，很多关系国际市场、国际贸易的基础数字统计，“外包”给市场性机构或公司。

据了解，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初步确定，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承担大豆行业的产供求等统计和发布。

（具体内容见后面文章“‘中国数字’依然难产”）辅文：国际定价权不是“争夺”来的——中国为何不打自己的“数据牌”就在国内各方、包括媒体纷纷就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真实性而进行怀疑和指责之时，国内也有人发出了不同声音：商场就是战场，贸易就是和平时期的国际战争，“兵不厌诈”古今中外通用，在合法范围内争取和保护自己利益，这就是市场的游戏规则。

市场价格从来都是由供给和需求双方因素决定的。

中国作为全球大豆第一大进口国和需求国，完全“有资格”发挥自己的“需求方”影响力，左右市场价格；目前之所以被动接受由美国单方面主导的国际价格，原因在于我们缺少必要的“手段”，即利用市场游戏规则，打出中国自己的“需求牌”和“数据牌”。

事实上，“需求牌”、“数据牌”目前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市场市场价格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如美国CBOT的大豆价格、NYMEX（纽约商业交易所）的石油价格，LME（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价格，这些全球定价中心的每一种商品价格的未来走势，都将“中国需求”、“中国因素”列为首选因素之列。

中国需求量的每一次细小变动，都会导致这些国际定价中心价格的“上蹿下跳”。

“但可悲的是，这些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体现中国影响力、实现中国参与国际定价权梦想的中国数字，大多不是来源于中国自己的正式发布渠道，而是由其他国家或机构统计发布的。

结果，中国‘数据牌’成了其他国家和投机者打击中国的武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期货界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如目前对于中国大豆需求量、进口量、库存、产量等基础数据，中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统计口径和发布渠道，更找不到权威的、全面的数字；而美国农业部和大豆协会，每周、每月定期向全球公开发布行业报告，不仅公布美国本国数字，还有全球主要产区和需求地的数字。

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自己都没有的大豆需求量、产量和库存等数字，美国农业部和美国大豆协会统统都有，并成为中国大豆加工企业主要的参考依据。

更有中国企业抱怨，他们如果想向国内海关部门了解大豆进口的有关信息和数据，必须花钱来买。

“国内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为了蝇头小利而互相封锁消息；而美国则大方的免费向全球提供一切数据。

结果可想而知，不仅中国企业、甚至是全球市场都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上述期货界人士评价说。

这也许正是2004年中国大豆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但反观国内反应，对于危机的反思除了对美国的指责外，更多集中在了对于国际定价权的讨论上。

“争夺国际定价权”几乎成了2004年中国财经媒体的热门话题。

即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大豆需求国，必须改变目前由美国单方面制定国际价格的现状，中国也应该拥有部分国际定价权。

“中国媒体对于国际定价权过于敏感，把一个市场话题政治化，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受邀出席美方媒体见面会的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国际定价权不是可以争夺就能得到的，它是市场自然形成的。

如果你的市场做得够规模，市场份额够大，那你自然就是国际市场，就是定价中心，市场参与者也会认可你。

但是如果不做市场，永远也成不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