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避讳是我国古代王权政治与宗法社会等级观念在语言文字运用上的体现。
在周代，统治者已把避讳作为“礼”的内容之一纳入到周礼系统中，《礼记》中有许多关于避讳的规定，如公讳和私讳、取名和称名的避讳、史书记载的避讳、讳与不讳、避讳的学问和管理等。
避讳在古代社会的承继和发展，对我国古代经传子史书籍的书写和传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避讳《礼记》国讳避讳是忌讳在语言运用中的一种表现，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避讳包括避名讳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禁忌（如避免使用凶祸词语）。
狭义的避讳专指避名讳，是指为了避免使用帝王或尊长之名而以其他字眼或方式代替的现象，本文所讨论的避讳主要指避名讳。
讳始于周。
《尚书·金》中关于周公避武王名讳的记载①，是我们现在所知中国最早的有关避讳的文献资料。
《左传·桓公六年》中申绣关于太子命名时所说的“六避”原则②，为中国避讳制度的雏型。
而《礼记》中关于避讳的规定，由于其“礼经”的地位，成为中国避讳制度的渊源。
一、《礼记》之避讳规定（一）避讳的学问。
“入竟而问禁。
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
进入别国的国境要先打听这个国家有什么禁忌，进入别国的都城要先打听当地的风俗，进入别人的家门要先问明这家的避讳。
《礼记》要求人人具有避讳的学问和意识。
（二）公讳和私讳。
《礼记》的避讳有公讳、私讳之分，《礼记·曲礼上》谓：“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
”《玉藻》亦谓：“于大夫所有公讳，无私讳。
”公讳，郑《注》曰：“君讳也。
”孔《疏》曰：“谓于大夫之所，止得避公家之讳，不得避大夫讳。
”公讳即国君之讳，是国人皆须回避的，所以又称国讳。
公讳之外即是私讳，也叫家讳，一般指避父、祖之名。
在大夫面前要避君讳，而不避大夫的私讳。
（三）取名的避讳。
《礼记·曲礼上》说：“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
”《内则》亦谓：“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国，不以隐疾。
”均记为子取名的避讳。
给儿子取名，不用国名，不用日月名，不用身体隐蔽处的疾病名，不用山川名。
《礼记·曲礼下》亦曰：“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称曰‘嗣子某’，不敢与世子同名。
”《内则》亦谓：“大夫士之子不敢与世子同名。
”诸侯在丧自称“嗣子某”，故大夫、士之子当避之；世子为诸侯的嫡长子，大夫、士的儿子当避之。
（四）称名的避讳。
《礼记·郊特牲》讲冠礼的意义时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名是初生时父母所取，到行冠礼成人，即给冠者取字代名，从此以后除非国君和父母，皆讳而不得呼其名，以此表示敬重父母给他取的名。
《礼记·玉藻》曰：“士于君所言大夫，没矣则称谥若字，名士；与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士在国君面前谈起大夫，如果大夫已经死了就称他的谥号，或称他的字，而士自称名；士同大夫谈话，士自称名，而对大夫称字。
《礼记·曲礼下》：“诸侯不生名。
”孔颖达疏：“诸侯，南面之尊；名者，质贱之称。
诸侯相见，祗可称爵，不可称名。
”也就是说，对地位卑下者可以称名，诸侯之间应相互尊敬，不得称名。
这是避诸侯之名的例子。
《礼记·曲礼下》又云：“国君不名卿老世妇，大夫不名世臣侄娣，士不名家相长妾。
”这是国君、大夫、士避下属女眷之名以示尊敬之例。
《礼记·檀弓上》记载：“子薄卒，哭者呼‘灭’。
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案，子臯又作子羔，即孔子弟子高柴。
子薄名灭，案丧礼，招魂时呼名，哭不得呼名，故子薄死，哭的人呼喊他的名字‘灭’，子臯斥哭者说：“如此粗野啊！”。
这里说明哭而呼死者之名也不符合礼。
《礼记·杂记上》曰：“有父母之丧，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殇，则练冠附于殇，称‘阳童某甫’，不名，神也。
”“阳童某甫”———阳童，男童也。
某，殇死者的字。
甫，对男子的美称，与“某”一起构成字。
案男子本当行冠礼而后取字，此殇死者而有字，据孔疏说，是临时为他造的。
祭时的祝辞称“阳童某甫”，不称其名，是表示把死者当作神来尊重。
《礼记·杂记下》谓：“卒哭而讳，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与父同讳。
母之讳，宫中讳。
妻之讳，不举诸其侧。
与从祖昆弟同名则讳。
”卒哭祭之后而避讳死者的名字。
对于父亲的祖父母、兄弟、伯父、叔父、姑和姊妹，子与父共同避讳他们的名字。
母亲（为她的双亲）的避讳，子孙们在家中讳而不说。
妻（为她父母）的避讳，丈夫在她身边讳而不说。
如果（母和妻所为之避讳的亲人）与自己的从祖兄弟同名，那就在别处也当为之避讳。
《礼记·杂记下》谓：“过而举君之讳则起。
与君之讳同则称字。
”偶尔误说了国君的名讳要起立（表示改过）。
与国君的名讳相同的就称他的字。
（五）讳与不讳。
《礼记·曲礼上》“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
”据郑玄注：“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
”指名字的同音字，不讳嫌名，即不避讳名字的同音字。
后世如随文帝父名忠，兼避“中”字。
宋英宗名曙，则兼避树、署、竖、属等字，都是讳嫌名的例子。
段玉裁释“二名不偏讳”曰：“谓二名不一一讳也。
”意思是假如二字为名，避讳时可以只避其一，不须二字皆避。
《礼记·檀弓下》中有“二名不偏讳”的详细论《礼记》与避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与文化，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７）王新丽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号上旬刊○古典文献学研究１１２述：“二名不偏讳。
夫子这母名征在，言‘在’不称‘征’，言‘征’不称‘在’。
”《论语》中有“足则吾能征之矣”的话（《八佾》），又有“某在斯，某在斯”的话（《卫灵公》），这就是所谓的“不偏讳”。
“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
”意思是说，事奉过父母的人，就要避讳祖父母的名字；如果还没有来得及事奉父母，就可以不避讳祖父母的名字。
据孔疏说，祖父母是父母之父母，言祖父母之名则父母为之心惧，故及事父母者当讳其祖父母之名字。
若幼儿时即丧父母而孤，不及识其父母，那么言及祖父母之名就不存在使父母心惧的问题，故可不讳。
“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
”《礼记·玉藻》亦曰：“凡祭不讳，庙中不讳，教学临文不讳。
”即读《诗经》、《尚书》等典籍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祭祀时读祝祷辞的时候、在宗庙里读祝告辞的时候不避讳，教和学的过程中，面对书中的文字可以不避讳。
“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妇讳不出门；大功、小功不讳。
”即按礼的规定，国君夫人的家讳，即使当着国君的面，臣也可以不讳，这是因为妇人的家讳不出家门的缘故；服大功、小功丧的人可以不避讳死者的名字。
为什么有“不讳”之礼段玉裁对“二名不礁讳”的原因解释道：“非不欲礁讳，而有所妨碍于人事，故缘人情而制礼如此也。
”所论甚当。
所讳的字愈多，则于交流（即人事）妨碍愈大，因此圣人根据实际情况（即人情）制定“不讳”以消除这种妨碍，阻遏混乱状态的发展。
（六）史书记载的避讳。
《礼记·曲礼下》曰：“天子不言‘出’。
诸侯不生名。
君子不亲恶，诸侯失地，名；灭同姓，名。
”即对于天子不说“出”字。
诸侯在世（史书记载）不称他的名。
君子不亲有罪恶的人，所以诸侯丧失国土，（史书记载）就称他的名；诸侯消灭同姓国，（史书记载）就称他的名。
（七）舍故而讳新。
《礼记·檀弓下》：“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
’自寝门至于库门。
”“舍故而讳新”———郑注曰：“故，谓高祖之父当迁也。
”“新”指死者，“故”是指死者的高祖，原供奉于祖庙之中。
现应将新死者供于庙中，于是顺次将原先所供奉的远祖的神主迁出，并且不再避其讳，改讳新死者。
其原因，陈澔曰：“讳多则难避，故使之舍旧讳而讳新死者之名也。
”（八）避讳的管理。
《礼记·王制》曰：“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
”奉讳恶———孔疏曰：“奉，谓进也。
……谓奉进于王”。
郑注曰：“讳，先王名；恶，忌日。
”孔疏曰：“忌日，谓先王的死日及子卯。
”此谓太史掌管礼事，负责拿简策记录，并向王进奏应当避讳的先王的名字和忌日。
《礼记·檀弓下》：“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
’自寝门至于库门。
”“舍故而讳新”———郑注曰：“故，谓高祖之父当迁也。
”“新”指死者，“故”是指死者的高祖，原供奉于祖庙之中。
现应将新死者供于庙中，于是顺次将原先所供奉的远祖的神主迁出，并且不再避其讳，改讳新死者。
丧礼之后，宰夫敲着木铎宣布避讳之仪，宣布舍故讳新，即讳新逝者之名，而对七代以上远祖之名，不必再讳。
宣布的范围是“寝门至于库门”，即宫城之内。
宫城之外，或许有其他的宣布方法。
二、《礼记》之避讳在后世的承继和影响《礼记》中关于避讳的诸多规定，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提倡下，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并且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避讳的范围越来越广，讳禁越来越严，对古代社会生活、文学历史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国讳的加强。
国讳即国君之讳，是全国人民都要遵守的，亦称公讳。
《礼记》中关于国讳的规定，被后世历代承续下来，并由于国君地位的不断提高，不断得到强化。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第一次在全国实行统一的避讳。
秦始皇名“政”，“政”、“正”成为国讳，“正月”或改为“端月”，《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司马贞《索隐》：端月，“正月也，秦讳正，故云端月也”；或改读“正”音为“征”，《史记·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正月，“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后以始皇讳，故音征”。
这种读正月之“正”音为“征”的习俗，一直保持到今天。
继秦之后的汉朝，规定臣民上书言事触犯帝王名讳属于犯罪，凡遇与庙讳御名相同之字可用同义字代替。
汉高祖名邦，凡遇邦字不能称邦而称国，故而战国时的官名相邦改叫相国；汉景帝名启，《史记》中改为“微子启”为“微子开”，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启蛰”改为“惊蛰”，亦延用至今。
《说文解字》凡涉及汉代皇帝名讳的字，如“秀”（汉光武帝名）、“庄”（汉明帝名）等，均不作注解，只写“上讳”二字。
到了晋代，避讳更趋严密，政府在许多方面都作了严格而具体的规定，如“山川与庙讳同应改”等。
唐代将避讳正式纳人法律条文，确立了避讳的法律地位。
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避讳到宋可以说发展到了顶峰，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称其为“空前绝后之例”。
明清时期，雍正、乾隆之世避讳极严，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人王锡侯在《字贯》一书的凡例中未避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孙三人的名讳，结果被处以满门抄斩。
“以讳杀戮多人，真从来未有之事”③，令天下士子不寒而栗。
（二）避讳对经传子史书籍的影响。
避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和行为两个方面。
行为避讳主要有举官不就、避科举、避讳避祸等。
语言文字避讳则突出表现在经传子史书籍中。
出于避讳的需要，书写书籍时回避用某些字，或以他字代替之，或空出不写，或缺写部首笔画，在传抄、注释古书时随意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