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突围（节选）余秋雨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之后，他从监狱里走来，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他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

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

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

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

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

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

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

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

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

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

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

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

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

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

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

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

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

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

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

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

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

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

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

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

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

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

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选自人教课标版《语文读本④》，有删改）15．选文第二自然段提到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有何作用？（4分）16．为什么作者说“苏东坡真是好命”？（4分）17．简析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运用的艺术手法及其妙处。

（6分）18．联系上下文，并结合“古往今来许多大家”成熟的相似经历，谈谈你对“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一句的理解。

（8分）参考答案15.内容上：林语堂的看法与作者的看法形成对比，突出并引出苏东坡“黄州生活的凄苦”。

结构上：引出下文，为后文解说“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的观点张本。

16.这是对比“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而言的。

（1分）作者认为苏东坡在黄州真正地成熟了，超越了自我的局限，而且“他还不年老，今后还大有可为”，即他还有足够的生命去书写好的诗篇，有足够的时间去留下美好名文，而事实也证明如此。

作者认为，与那些太晚觉悟而无所作为的人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3分，意思相近即可）17.运用比喻（博喻）和排比。

（2分）将成熟喻成“光辉”、“音响”等，形象生动地展示出苏东坡的成熟的内涵；排比句式，气势磅礴，语势强劲，节奏铿锵，更能体现苏东坡超越于人生后的大气，为下文点明苏东坡“文化突围”的内容蓄势。

（4分）18.①苏东坡被贬黄州经历了凄苦生活，这“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在黄州留下了《赤壁赋》等文学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磨难让他最终能旷达于己，洒脱于文。

（2分，联系上下文，意思相近即可）②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亦如苏东坡，往往在经历了人生磨难之后，成就了一生的美名。

如“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2分，结合事例）③“优美的诗文”，往往来自于对“痛苦”的深刻思索，对人生的不断反思。

在人生困局中的“突围者”若能最终超越自我的局限，获得“人格的成熟”，而流于笔端，终成美文。

当然，并非所有的美文的形成都需要诗人经历“凄苦人生”，只是生活的磨难会让人成熟得更超然，而从此能突破自我人生局限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家。

（4分，言之成理即可）道士塔（节选）余秋雨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

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

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

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

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他从外国考古学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任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

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

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考古学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

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

亮堂一点多好呢。

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

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

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

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

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成了一片净白。

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

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脑中也是一片惨白，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

“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

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迷惑。

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

没想到墙壁裂开一条缝，啊，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文化门户。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

中国官员也不是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叫那个王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

他们愿意变卖自己的全部财产，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东方文化洞窟赶来。

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考古学家斯坦因用一叠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

但我确实想拦住他们的车队。

但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