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华：西方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姚国华：西方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劳力者同样重要，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是不能走远的。
纵观历史，一个文明的存亡，往往与军事没有根本关系，关键是其文化传统。
大国何以崛起？不是坚船利炮，亦非奇技淫巧，而是他们的文化规则，是理性和智慧，这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文化基因。
文明崛起，背后是文化基因。
分析不同的文明样本，探究各自背后的文化基因，正是时代所需。
本期发表姚国华先生《西方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是为“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系列之一。
人类文明并不是一堆堆杂乱无章的人造物，它们是一个个有活力的有机生命体。
每一个文明的肌体里都有一个整体性的内核，或者说基因，构成这个文明之内所有要素的约束力量，并且贯穿于文明进化的始终，这便是文化。
现代生物学理解生命，要把生命的所有基理落到基因研究上。
相同的道理，考察每个文明的历史进程，必须了解它的文化基因。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在公元前8至2世纪之间的所谓“轴心时代”，人类的精神基础几乎同时但却又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
本文要说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基因，主要是希腊人的理性主义哲学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超越性信仰结合而成的。
1、怪诞的“现代化”现代化也好，时尚化也好，其标准都在美国，在西方。
“现代化”的内里，实质就是西方化，美利坚化。
“现代化”这个概念，本来是很怪诞的。
欧美现代化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过程，他们由传统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是一个自然的进程，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在西方之外，明明是现代，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居然还要“现代化”？难道我们还在古代？为什么会有这种时间坐标的错乱呢？如此明显的错乱，又是怎样被默认为天经地义的世界潮流的呢？是怎样进入学者们严谨的学术语言的呢？各民族的文化体系本来都有自己的历史坐标，在人类史的几百万年、文明史的几千年间，各部族、各民族间有过复杂的文化交流，但从来没有“现代化”问题，也没有一种跨民族的普适价值坐标。
如果有概念癖的学者要谈“现代性”，试图在现代联结过去与未来的意义上赋予这个词某种普适价值，譬如说自由意志在当下的自主性与能动性，那么它对任何人都是对等的。
可现在，凭什么只有非西方民族要现代化呢？我们生存着的这个世界一定发生了某种突变，所有人都得服从于统一的文化坐标和时间尺度，而西方世界却又超然于这个坐标之上。
事实上，五百年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最初在美洲获得优势，在那里进行伊比利亚化，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继下来在不同的时期与区域获得优势，也在各自统治的地方实施尼德兰化、英吉利化、法兰西化、德意志化、俄罗斯化，连日本也要建立皇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人竭力在全球推行现代化。
因为“现代化”、“现化性”之类的概念抹煞了个体性色彩，看似具有普遍意义，这样表面上显得比较公正，不带民族主义的狭隘与偏见。
但是，现代化也好，时尚化也好，其标准都在美国，在西方，因为它们才先进。
因此，“现代化”的内里，实质就是西方化，美利坚化。
2、古希腊文明本是奇怪的生存方式古希腊人的思维离开自然的生态进程越来越远，更强调准确的构思，精确的设计，普遍的规则。
西方文明在最近五个世纪里取得全球优势，进而在最近的一两个世纪里取得绝对优势，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是一种偶然的突变，但也是一种必然。
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本来跟所有动物一样直接生存于自然生态里，随着谋生技能与社会协作程度的提高，生活资料有了剩余，人类才能在直接的谋生基础上，形成更为稳定的生活，拥有自己的产品，这就是文明。
游牧部落漂泊不定，受自然条件的局限太大，文明程度有限。
历史上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依畔于大江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因为这里有稳定的农业耕作条件，使高度聚居的文明社会成为可能。
照常理，农业文明是不可超越的。
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农业文明，拥有辽阔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可以开垦，任何天敌即便能征服它，也不可能毁灭它。
因此，华夏文明延续数千年，从来没有彻底断裂过。
古代世界如果有人要“现代化”，其坐标无疑是中国这样优越的生活了。
实际上，18世纪以前西方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理性精神的楷模，除了古代希腊人，就是遥远东方的中国人。
不过后者空间距离造成的隔膜，比前者时间距离的隔膜还大。
古希腊形成伟大的文明，本是在这一常理之外。
希腊半岛上，斯巴达人因为获得了一小块极为稀罕的肥沃平原，这对他们如此宝贵，他们世世代代的使命就是当兵打仗来守护它。
然而，在他们旁边，没有如此优越条件的雅典人却形成了另一种古怪的生存方式，这是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就是与周边地区展开贸易来获得自己土地上生长不出来的生活资料。
由于整个希腊镶嵌在地中海上，航海十分方便，亚非欧三大洲不同的区域有丰富的贸易资源，他们自己的山地上又盛产葡萄酒和橄榄油可以交易，加上手工业的发达，制造出航海、贸易及殖民战争所需要的大量手工制品，这种机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得以壮大。
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还积淀成了相应的文化。
与依赖土地的农耕文明不同，他们主要不是以直觉经验与熟悉的自然生态接触，而是要在陌生的地点、变幻的人群、丰富的商品中找到一种确定的规律———航海强化了几何与天文学的知识，频繁的交易强化了数字思维，专业性的手工制作强化了机械思维，在广阔的市场上与陌生人之间发生复杂的利益往来和冲突，强化了人们的契约与法律意识。
总之，他们的思维离开自然的生态进程越来越远，更强调人工的创造，准确的构思，精确的设计，普遍的规则，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典型地体现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代表的希腊哲学里。
3、工业文明何以席卷全球我们曾以为，只要掌握西方人手中的产品、工具、技术，就达到了与他们同等的强大，却不知这些有形的东西只是西方文明的结果，它背后是被广泛认同的文化原则。
希腊哲学蕴含了后来工业文明的文化奥秘。
万物直接呈现的物质形态是由其背后的理念、形式或逻各斯决定的；形式（Form）规定着事物的本质，而质料（Material）只是被动的可能性；这种形式、理念可以由确定的逻辑和数学、几何学理论表述。
因此，人掌握万物的关键就在于把握普遍的理论思维。
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到阿基米德的力学，则指明了具体掌握自然万物规律的方法，由斯多葛学派到罗马法，进一步以这种思维来规范社会制度体系。
这种思维方式虽然在古代社会里还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就随着希腊与罗马社会的衰落而沉寂了。
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因子还一直存活着，并且渗透进了基督教神学里，虽然这种理性思维被神学体系的信仰外壳紧紧地包裹着，但它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的进化而释放。
近代大学的产生让它一步步从神学中独立出来，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形成更给它广阔的生存空间。
西方近代工商业文明比地球上其它所有文明都强势的关键，就在于它超越人们的直接经验，运用系统的理性思维及数学、几何学、逻辑学方法形成科学理论，指引人们设计、制造出层出不穷的超越自然生态的产品，并且不断地精致化、精确化、高效化，而这个过程不完全依赖个人手艺，要通过社会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来实现。
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从自然生态之外的矿物中解决了大规模生产需要的动力和原料，大批量的生产复制可以机械化。
19世纪以后，各门科学理论全面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而电力能源的广泛使用又把它们联系为一体。
近几十年来电子自动化、信息化的普及，更实现人工智能对自然的全面控制。
今天，人类几乎完全回到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世界，脑子里的观念就可以支配现实，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反过来，一切现实都能由简单的数字支配。
同时，这种理性思维还表现为社会生活中普遍的契约和法制，规范人们的交往行为，整合全社会的自由意志和创造力，实现人类的高度自觉与自律。
这就是西方文明几百多年来席卷全球每个角落的几乎全部奥妙。
每一个识时务的人，都无法拒绝现代西方文明带来的高效与舒适，人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然。
然而，绝大多数人却只能被动地接受既定的产品和方法，却不了解这种文明背后的文化奥秘，更无法形成相应的文化体系来与之抗衡。
因此非西方民族统统只能被动地“现代化”。
我们曾以为，只要掌握西方人手中的产品、工具、技术，就达到了与他们同等的强大，却不知这些有形的东西只是西方文明的结果，它背后是人们设计产品和制造工艺所依据的智慧，是系统的科学研究与发现体系，是为被广泛认同的文化原则。
居城市中心的教堂和大学，一个代表人们心中无条件的敬畏，一个代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
有了信仰与理性的支撑，人们才有了不断发现、发明与创造的智慧，这就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文化基因，是所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文明背后的灵魂所在。
几年前，一本名为《白银资本》的书很流行，拥有众多中国读者。
作者弗兰克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崛起只是最近一两个世纪的事，而且它是踩在亚洲包括阿拉伯、印度尤其是中国的肩膀上实现的。
其最重要的经济杠杆是白银资本，这是他们从中南美洲获得的。
形象地说，原本贫穷的欧洲人靠着这些白银，先是在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车厢买了一个座位，加入到旅行中，赚了钱之后买了一节车厢，最后控制了整个列车。
作者反对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当然是正确的。
但同时他却认为，西方崛起与它内在创造力没有关系，甚至说科学革命对于工业技术的推动，也是西方中心主义者的神话：经济增长与科学领先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的，时间上是分开的（伽里略与工业革命相隔150年到200年），而且直到1875年前后甚至更晚的时候，西方经济中应用的技术大多并非发端于科学家。
可是，在我看来，作者执意否定西方崛起的内在文化基因，这一点还是错了。
早在五百多年前，导致欧洲人获得白银资本的哥伦布，就是受了西方地理学知识指引。
即使他弄错了自己到了哪里也无妨，也算发现了新大陆，从而最早启动了全球化进程。
而比他实力强上千倍的郑和，即使在此之前几十年就到了美洲，那也只是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而已，不能算发现新大陆，因为他并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也就没有实质意义。
在18世纪开始的蒸汽机时代，科学与技术已经高度结合。
过去我们的教科书刻意强调瓦特只是一个工匠，没上大学。
其实，瓦特从小就受过数学几何学和物理学训练，他的理论修养水平可从他创立功率单位“马力”得到证明（“瓦”就是后人纪念他而确立的）。
瓦特本人就在大学实验室工作，并且受到著名科学家约瑟夫。
布莱克教授的关键性理论指导。
瓦特还是伯明翰太阴学会会员，每个月参加一次同众多科学界、文化界、工商界等各方面人士的聚会；他不到50岁就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不久还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这不是表明当时的科学与技术已经高度相关了吗？《白银资本》一书里，为了贬低科学理论对技术的推动作用，罗列了这样的数据：18世纪英国的680个科学家中只有36％，在240名工程师中只有18％，在“著名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只有8％，曾与牛津或剑桥有联系；另外，在后一种人中70％以上根本没有受过大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