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09年第6期第33卷（总第156期）№6,2009Vol.33General,№156珍本古籍外流：藏书家后代导演的悲剧潘德利（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沈阳110034）[摘要]中国藏书家的珍本古籍流散日本最多，原因是藏书家后代无能保管终将出卖海外。

陆树藩与宋楼藏书、叶启倬与观古堂藏书、盛氏后裔与愚斋藏书、李氏后代与敦煌文献等，无论如何他们将祖辈的心血变成“泊去品”，让民族文化载体被捆绑东瀛，造成了国宝外流不可挽回的损失，实在难辞其咎。

[关键词]藏书家后代；中国古籍；流失海外[中图分类号]G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450（2009）06－0116－03[收稿日期]2009－06－2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8BTQ017）[作者简介]潘德利（1952－），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研究馆员。

中国是古籍文献流失海外的重灾国，珍贵国宝流布世界各地。

其流散的渠道除自然交流传播、僧侣与传教士携带、探险队巧取豪夺以及战争浩劫等多种形式外，藏书家子孙为经济利益廉价出卖外国人，也是造成中国珍稀古籍流失海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多么复杂的历史背景，藏书家后代们廉价出卖国宝的行径，直接造成珍稀古籍批量外流，国内知识界无不为之惋惜感叹，舆论大哗，触目惊心。

一、“宋楼”是清末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楼。

其藏书分为三部分：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因“宋楼”以藏宋元善本著称，人们常以“宋楼”代称陆氏所有藏书。

陆心源十分重视珍籍秘本，遇有秘籍无不重金购求，经数十年的积累，所藏典籍达15万余卷。

其藏书重经部、集部，地方志的收藏在当时首屈一指，价值之高在海内无与伦比。

该藏书于1907年由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以10万元全部售与日本的静嘉堂文库。

陆心源的长子陆树藩，20岁时，因其父向国子监捐家藏宋元版及秘抄本，朝廷嘉奖特赏陆树藩与其弟陆树屏国子监学正衔，后中恩科举人，与其弟陆树屏共同参与校订刊印其父著作的工作，熟悉收藏之业。

1894年陆心源去世，由陆树藩料理陆氏在沪的公司和产业。

1897年陆氏四兄弟分家。

陆树藩经营上海的丝厂，陆树屏分得上海的钱庄。

父亲遗产中的藏书楼虽没有瓜分，但因缺乏人资维护而陷于破落颓败的境地。

当时，由于日本向中国倾销廉价东洋货，民族资本家受到冲击，陆树藩在上海经营的丝厂与陆树屏的钱庄相继破产倒闭，断绝了他的全部经济来源。

此外，他任董事长的原救济善会账上记有欠款，必须由他归还；他在顺直赈灾中筹集的善款被别人挪用，也必须由他补齐。

因而，陆树藩此时经济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境地，根本无力对旧藏书进行保护。

窘迫之下，陆树藩打起了宋楼藏书的算盘。

1904年，陆树藩托自己在日本读书的堂弟寻找买家，为了不违背家训，他希望整体一次出卖，避免零星分批转让而造成藏书拆分散逸的损失。

因售价太高国内无人能接受。

当日本人能以他接受的最低价谈判时便一举谈成。

陆树藩其时显然错误地认为，藏书出让中保证了旧藏的完整性就是不违先人遗训。

宋楼藏书在日本学术界赫赫有名，许多日人深怀觊觎之心。

1905年陆树藩的朋友日本驻苏州领事白须直得到了陆树藩要出售藏书的信息，便立即通报静嘉堂堂主。

静嘉堂系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和岩崎小弥太父子1892年创建的私人文库，该文库总藏书量约为20万册，以庋藏丰富珍稀汉籍而著称于世。

陆树藩希望能卖个好价钱，一开价就要50万两。

当时静嘉堂有买的欲望，但双方没有进行协商。

后经静嘉堂主的侄子岩崎久弥的工作，静嘉堂决定了收购计划。

于1906年3月，派静嘉堂文库职员岛田翰到·116·大清国湖州亲自对陆氏遗书进行实地调查后，岛田翰向静嘉堂主提供了陆氏藏书价值的报告，此报告坚定了静嘉堂志在必得的信心。

最后由文库长重野安绎与陆树藩讨论了价钱、交货、运输等问题，于3月28日秘密签约。

好不容易有了买家，陆树藩不得不忍痛降至清朝货币银元10万元而售出。

1907年6月的一天，日人用三条拖船悄悄地运走了宋楼的全部藏书，经上海转装日本邮船东载而去。

就这4172种共43996卷宋元明清稀世刻本归属了日本私人藏书楼，岩崎弥之助以10万元轻松买走了中国文化的无价瑰宝。

宋楼220多种宋元旧刻的入库，使静嘉堂成为举世皆知的珍宝藏书楼。

静嘉堂文库员马上按照书目进行检查，见宋元旧刻本约五千余册，完全是秘籍珍本。

由于“宋楼”以收藏珍本秘籍丰富而著称，静嘉堂也因此一跃成为日本收藏汉籍的巨擘。

特别是其中的地方志，据巴兆祥先生调查约有403种421部，是陆心源藏书的特色之一。

陆心源万万想不到自己死后不到13年，凝聚一生心血和财力构筑的宋楼书城烟消云散，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二、叶启倬与观古堂藏书魂飘东瀛观古堂是清末民初藏书家叶德辉的藏书处。

叶德辉，文字版本学家，湖南维新运动中保守派代表人物。

他喜好藏书，精于文字版本学，所著《书林清话》等及校刻书百余种。

观古堂藏书的来源有祖传藏书，有叶盛、叶树廉等人的旧藏本，还有袁芳瑛卧雪庐、刘喜海味经书屋、马国翰玉函山房、宋氏纬萧草堂等部分旧藏。

藏书多经学、乾嘉人诗文集、清代初刻本等精品，富至30余万卷，分藏13 68柜。

还收藏了40多方价值连城的汉印，一时有“富甲海内”之誉。

叶德辉政治思想保守，维新运动中反对变法，他组织筹安会，赞成袁世凯复辟称帝，1927年4月被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处死。

叶德辉爱书痴迷，让其子孙严守之，密不示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叶氏被处决后，观古堂藏书因家人仓皇逃出，无法顾及，其藏书均被没充、窃取而开始流散。

加之叶氏的一个儿子沉迷赌博，竟将叶德辉40年心血所寄之藏书不断押注而输光，致使观古堂藏书已无先前旧观。

至1935年前后仍由其子叶启倬、叶启慕兄弟经管。

叶启倬汇其父亲生前所刊诸书编为《园先生》（叶德辉集）发行几百部。

不幸的是1938年11月12日，在长沙发生“文夕”大火，位于苏家巷的叶氏观古堂藏书也难逃厄运，部分书版和古典书籍多成灰烬，玉石俱焚。

观古堂余下宋元及善本书籍计存不多。

叶启倬、叶启慕为了生计竟然将家传所剩珍本善本藏书加紧变卖，整个藏书除部分流散外，大部分则由日本人山本购掠而去，从此，观古堂中许多珍品藏书流散日本。

观古堂剩余约有30余部旧藏，在建国后陆续归藏湖南图书馆，均称善本。

叶启倬、叶启慕将家传珍善本藏书大部分卖给日本人山本，成为我国书坛的又一页痛史。

原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在《清代私家藏书概略》中将叶德辉列于清代最后一辈藏书家，并寄予希望：“吾人为文献计，甚望其能长守故都也。

”叶氏后代将这最后的希望也成为浩叹。

这是中国继陆心源宋楼事件后，藏书家后代造成的又一次中国古籍大规模外流。

三、盛氏后裔将愚斋藏书流散日本“愚斋”是中国清末重要的政治家、企业家盛宣怀的藏书处。

盛宣怀在治事的余暇很注重收藏书画、编书、刻书和兴办图书馆。

他收藏的书籍、金石、书画至1906年已达10万余卷。

愚斋藏书中有许多善本和珍本。

其特色是日本刊本较多，洋务派学者的著作和洋务运动的史料较为丰富。

在愚斋藏书中有不少如《恩安县志》、明刊《淳熙三山志》这样的孤本和稀见之本，还有近300种医学古籍孤本。

此后使盛宣怀萌发了创建图书馆的意念。

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愚斋图书馆与盛宣怀的其他一切事业均画上句号。

盛宣怀八个儿子剩下的三个都不务家事，其夫人庄德华执掌了整个家业11年。

1927年秋天，庄夫人患病去世，盛公馆一下子陷入了惊惶忙乱之中。

盛宣怀苦心经营的愚斋藏书楼10余万卷藏书无人经管，愚斋图书馆的工作都停了下来。

到了1932年，盛家的产业开始变卖和捐献。

盛家后人把愚斋藏书的普通古籍捐给了民国政府，政府接收后实行一分为三：一份给了圣约翰大学；一份给了上海交大；另一份给了山西铭贤学校。

这些书在解放以后院系调整时亦作了新的分配。

圣约翰的部分约66000余册调拨给了华东师大图书馆，华东师大馆把古医书部分送给了上海中医学院。

上海交大的部分愚斋藏书先调拨给合肥师范学院，后又调拨给位于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在运输途中，又遗失了一部分。

山西铭贤学校那份藏书归入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

这些藏书占盛斋藏书的三分之二。

其余三分之一宋元版善本、珍本当时由盛氏后人收藏。

这些珍善本书流入日本天理图书馆。

一说是于抗日战争期间流入日本；一说是在1953年，天理图书馆以巨资收购了盛宣怀的“愚斋”旧藏珍本236种，凡1367册。

北京大学严绍教授带着这个问题，到日本讲学时便特意到天理图书馆去访“国宝”。

严绍教授在天理图书馆馆内随手检得明刊本《程氏墨苑》、《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和《新刻全像达摩出身传灯传》等，皆钤有“愚斋图书馆”藏印，即是盛宣怀的旧藏。

严绍教授的亲自寻访，证明盛氏后人收藏的珍善本古籍也卖给了日本人。

据盛宣怀的《愚斋存稿并东游日记》中记载，1908年，在他赴日本治病期间，不惜重金在日本书市选购中国古籍数百部，运回中国归于“愚斋”。

不料几十年后，愚斋藏书竟再次流散日本，令人唏嘘不已。

四、李氏后代让敦煌宝藏尽泊去李盛铎的木犀轩藏书超过10万卷，收有海内外许多名家藏书，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的政治生涯也十分显·117·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京师大学堂总办等。

入民国后，又曾任大总统顾问、参政院参议等多种要职。

在历代藏书家中，有如此政治生涯者应是罕见。

因此他有机会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了许多敦煌文献。

1909年，当敦煌文献大量外流被国内学界巨子知道后，痛心疾首强烈呼吁清廷把剩余的残卷运抵京师。

清政府不得不责令甘肃布政使何彦升为押运官，将剩余卷子悉数押运北京封存。

何彦升押运敦煌卷子到京后却没有直接运抵京师图书馆，而是运至学府官员李盛铎的女婿何震彝（何彦升之子）的私宅，何震彝和李盛铎等人翻车倒卷将敦煌文献中的精品悉数窃为私有，李盛铎挑选了400余卷，何震彝也精选了几百卷。

当初陕甘总督上报这批文献清单中没有详细目录，只有一个大概的总数。

北京学部只掌握经卷的总数量，而没有经卷的具体名称及开本等记载，因而李盛铎、何震彝这些人在拿走一些精品后，将一卷撕成二份、三份凑数，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交至京师图书馆。

这实际是腐败官员监守自盗、趁火打劫后所剩的国宝。

李盛铎若能保住这些据为己有的敦煌文献也行，可能是为了掩饰举国人皆知其监守自盗敦煌宝卷的丑事，其后人将私藏卖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时，其中只有一份记载432号敦煌文献的目录，却没有这批最好的敦煌文献。

但1935年12月《中央时事周报》上突然刊登消息说，李氏藏卷被其子女以8万大洋的价格卖到了日本。

这批敦煌文献从此销声匿迹。

经过中日学者长达15年的苦苦追踪，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在南京首次向世人披露了这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