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积极
关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他认为最早的“公共领域”理论起源于奴隶制时期的广场集会,建立在自由发表意见和对话基础之上。
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角色截然不同。
真正的公共领域则诞生于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催生的资产阶级内部。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
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市民间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的公共交往。
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下,国家在法律制约下只能承担公共领域的担保人角色,是保障自由的权力机关,而不能干预。
哈贝马斯研究公共领域结构时重点采用了民主理论的视角,强调了政治公共领域对实现民主的重要作用,崇尚公民公众拥有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
他研究的公共领域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
黄金时代的公共领域由拥有部分经济和政治特权的资产阶级组成,在小规模的咖啡馆、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场所谈论时政,而且人员严格限制在资产阶级内部。
因此,“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后半部分,哈贝马斯重点分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
从19世纪末开始,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的财富不均衡导致了对公共领域的不平等控制。
参与经济利益分配的国家,逐渐控制了原本为公共服务的媒介,媒介的民主功能不断下降,诸多免费的公共服务机构转为私有开始收费,“社会的对话被管理起来”。
(微博的出现) 由此,具有政治功能的媒介集团被意识形态所操纵,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趋向融合,从公私分明转向国家社会一体化。
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公共领域的结构性框架遭到来自国家干预社会和社会依仗国家权势的双重过程的夹击而致瓦解。
1、核心问题:传媒的管理体制。
传统的大众服务性传播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电视和报刊的私营化程度日益提高,由此导致媒介越来越多地受市场和国家控制,其原有的政治、文化功能遭受严峻的挑战。
传媒是民主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公共领域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责任。
作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传媒对社会的民主实现起着重要作用:既鼓励和保障大众参与公众生活讨论、表达各自意见的自由权利,又对国家机器和民主进程行使批判和监督功能。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媒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控制,保障和推动公共领域的功能日渐式微。
归根结底就要探讨传媒的管理体制问题。
市场化:只有市场化才能保持其自由和独立,才能防止政府对传媒的控制和干涉。
后者批判传媒的市场化,认为市场制造垄断,私人控制传播意味着对自由权利的妨害,传媒的市场化导致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差别消灭。
而政府通过相关政策可保护传媒不受垄断控制,当垄断产生威胁,甚至可以通过政策鼓励竞争、抑制垄断。
我们对于哈贝马斯是热情大于理解,被动接受大于积极挑战,为此,我们应该研究理论,同时,也不抛弃实践。
2、中国国情。
政府始终以近乎垄断性的态势对传媒行使着绝对的领导权。
传媒的国有属性和由党管理的政策没有根本改变,传媒性质和基本功能没有根本改变。
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传媒的首要任务还是宣传党的政策和方针。
“强国论坛”为个案,考察网民借助电子论坛自由表达意见的现状。
得出结论:网络构建的公共领域相比于传统媒体的公共领域极大地推进了民主性和自由性。
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话题讨论的机会是在传统媒体时代不可想象的。
公众利用网络构建的一个公共空间——“强国论坛”可以在法规条例的允许范围内自由传播信息、表达意见。
受众的表达权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扩展和延伸。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标准化的、固定公共领域。
社会的发展为公共领域的
结构转型不断提供着新的契机和可能性。
一旦大众传媒影响又统领了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诸多特征与功能也势必要反过来加诸于其上。
博客传播就是一个极好
的证明,它对于公共领域来说决不是一种破坏力量,而是对公共领域的一种有力
的建设和补充。
民粹主义
公共领域是民主实现的重要形式,媒体在其中应该只是。
个公jE讨论和键11j之
信息的平台,它将私人个体(PrivateCitizens)组织成为公共个体(Public body)
来促成公众舆论的形成。
3而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媒体不仅履行着其传递信息和
意见表达功能,还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经典权力,这使媒介自身成为了一种强制
力量,承载了越权的多重社会功能,变成了角色异化的媒介。
哈贝马斯本人也曾在研讨会上指出公共领域是其交往行为理论的萌芽:“《交往行为理论》吸收了其前的早期历史研究的结果,而某种特定类型的交往——以相互理解为
取向的互动——如今是被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整合的某种一般性机制柬分
析的。
”
从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与公共领域的关系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两者之间是相
互影响的。
公共领域理论是研究交往行为理论的入口,交往行为理论则是从交往
理论和社会理论层次上对公共领域意义的进一步拓展诠释。
一方面,公共领域的实现取决于交往行为合理化。
首先,公共领域的机制要求具备一种社会交往方式。
理想的公共领域应该是建立在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的基础上的,而民主也就意味着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普遍的公开的交往形式。
其次,公共领域是公众达成公共舆论的平台,而合理的交往行为是形成公共舆论的重要途径。
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1、语爵符
号性:它主要是以语言这个象征符号为媒介而实现的;2、规范性:它必须依照
一定的社会规范为准则,而这个规范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并为他们普遍接
受和遵循;3、交互主体性:它至少是两个独立平等的主体之间所发生的关系;4、实现性:交往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对话达到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和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