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南越国金印
西汉南越王墓是中国华南地区已知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汉代彩绘石室墓，墓中出土有1000多件文物，有陶、铜、铁、玉、石、金、银、玻璃、玛瑙、水晶、漆木、丝织以及象牙和药物等，其功用可分为礼乐器、兵器、饮食器具、服饰、杂用品、玉石雕刻、金银细工等7大类。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帝行玺”“泰子”和“右夫人玺”3方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篆书“文帝行玺”4字外加“田”字格。
长宽高分别为3.1×3.0×1.8厘米，重148.5克。
经电子探针分析，含金量98％以上。
印文书体平整，布局整饬，刀法精工。
印钮为一蟠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龙首微昂，作欲腾跃疾走状，庄重浑厚，堪称冠绝一时之杰作。
此印出土时印面沟槽内及印台
的四壁都发现有碰撞的疤痕与划痕，显然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物。
秦、汉时期的皇帝印玺至今未有发现。
与此有关的是1968年陕西咸阳市韩家湾乡狼家沟出土了一枚“皇后之玺”和《封泥考略》中著录的“皇帝信玺”封泥。
关于皇帝用玺制度，《汉书?霍光传》载：昌邑王“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
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
”
卫宏《汉旧仪》云：“秦以前，民皆以金印为印，为其所好。
自秦以来，惟天子之印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三年注引蔡邕《独断》：“皇帝六玺，皆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
”又有传国玺，合称为七玺（参阅《宋书?礼志》五）。
《汉旧仪》曰：“皇帝行玺，凡封之玺赐诸侯王书；
信玺，发兵征大臣；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天地鬼神。
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里，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
”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可证《史记》《汉书》记载的南越第一、第二代主皆称帝的事实。
同时可以看出南越国与中央皇帝用玺制度的区别，印文不用“皇帝行玺”而用“文帝行玺”。
在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中出土玉印4枚，其中2枚分别刻有“信”“私信”印文，另2枚无字。
刘胜妻窦绾的墓中出土铜印一枚，印分正、背两面，分别铸篆体阴文“窦绾”和“窦君须”，是墓主人的私章。
满城汉墓出土的印皆为私印，说明当时中原的诸侯王不以官印随葬。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印玺显然与汉制不合，但也正印证了史籍中有关南越国第三代王赵婴齐迫于汉朝压力藏其先武帝、文帝玺的记载，并说明南越国将帝号入印的记载无误。
在中国历史上，帝王生前自称帝号的有秦始皇嬴政和南越武帝赵佗和文帝赵。
《史记》《汉书》记载赵死后，谥号为“文王”。
“谥号”是古代帝王、贵族、大臣以及其他一些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死了以后，根据他们生前的事迹和行为，给他评定的一个称号，以褒贬善恶。
上古有号无谥，周初始制谥法，至秦废，汉复其旧，历代因之，至清止。
帝王的谥号由礼官议定，而大臣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
“文帝行玺”金印无论是质地、印钮、规格等，与秦汉官印都有迥异之处。
以龙钮代螭虎钮，印面规格超过方寸的常规，印文不用“皇帝行玺”而用自尊号“文帝行玺”更具特色。
充分反映了南越国在承袭秦汉之制的同时，还具有浓郁的本地区政治文化色彩。
以龙为钮和秦始皇称“祖龙”相吻合，把作为皇帝象征的龙与
代表最高权力的帝玺结合起来，可谓是南越国的创举。
“文帝行玺”4字书体端庄，先铸后凿，字画的沟槽侧壁光洁垂直，槽底凿痕道道可见。
游龙形钮也是先铸，然后凿刻鳞爪，昂首盘体，神气活现。
“泰子”金印、“泰子”玉印和一枚无文字玉印同出于玉衣上面腹部位置。
金印方形，龟钮，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高0.5厘米，通钮高1.5厘米，重74.7克。
印文为小篆，有边栏和竖界，字道较深，沟道两壁光平且直，沟槽底有波浪形起伏的刻凿痕，当属先铸后凿。
印面光平如镜，制作工艺比“文帝行玺”更为精致。
印钮龟背上点线组成的鳞状纹是铸后刻出的。
经电子探针分析，含金量98％。
古时“泰”“太”相通，“泰子”即“太子”。
《史记集解》徐广曰：“太子及诸王金印，龟钮，朱绶。
”南越王墓出土的这枚金印，可以印证这种说法。
“泰子”印属于谁？有认为是赵的父亲的遗物，理由是赵佗与赵为祖孙关系，赵就不可能为太子。
此说不确。
刘瑞先生认为，祖立孙为储君同样是太子制度，并征引《史记》相关记载，如《史记?周本纪》：“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泄父蚤死，立其子琳，是为桓王。
桓王，平王孙也。
”《史记?秦本纪》：“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赐谥为诤公。
诤公之子为太子，是文公孙也。
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
诤公子立，是为宁公。
”据此可以说明，孙子也可以被立为太子。
再者，印章是个人身份的象征，是个人信誉的凭证，乃随身之物。
所以，“泰子”印是赵本人之物应该不成问题。
“右夫人玺”金印，有田字格，龟钮。
长2.2厘米，宽2.2厘米，高1.6厘米，重65克。
有使用痕迹，说明是主人生前的实用器。
从印玺的多寡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来看，右夫人无疑地位最高，或者是最为得
宠。
“赵蓝”象牙印与右夫人玺同出，“赵蓝”应为右夫人的姓名。
以象牙为印在此之前的考古发掘中尚未见到。
按常理，古人“同姓不婚”，右夫人赵蓝与南越王赵同姓，估计右夫人是随夫姓。
又汉人女子一般皆有姓，右夫人可能是越人，本来无姓，婚后从夫姓。
迄今为止，我国西汉时期的金印总共才发现了5枚，除了南越王墓出土的这3枚外，另外两枚分别是1956年云南石寨山古滇国墓中出土的蛇钮“滇王之印”和1994年山东徐州簸箕山刘艺墓出土的“宛朐侯艺”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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