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文化与隐私
社交网络应用改变了我们的社交方式，让我们更习惯“分享”、“开放”，分享得越多，使用者可以获得更大的回响与交友圈，这些风险包括网站运营商对用户信息的不当披露、网络用户对其他用户隐私的不当揭露，前者还可以细分为网站设置模式漏洞及ISP 业者擅自贩卖用户信息。

目前我国涉及到网络侵权、诽谤的民、刑事案件在持续增多，特别是以“人肉搜索”为网络隐私侵权开端的问题背后都隐含着对网络信息隐私的模糊理解和其背后价值权衡的冲突。

一、社交网络文化、网络伦理与虚拟网络隐私控制的应然分析
（一）从互联网到社交网络：Web 2.0 环境、社交文化与网络隐私风险
社交网络的兴起是技术进步和社交心理需求互动的产物。

虚拟网络可以为用户提供流动建立彼此交际的可能，在这里往往要对社交网络用户进行区分，作为主要用户群体，青少年“入群” 的心理态度在于扩大交际范围，或展示寻求社会认同，甚至谋求社会控制建立彼此信任。

这样信任的气体就是对于自我信息的完整揭露，隐私换取信任，非愚昧之举，反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反观成年人，因其人脉关系已经十分稳定，对于在多大程度上被新群体接纳的欲求并非很高，所要做的只是维持现有关系而已。

而青少年会主动对陌生人提出加入好友的请求，达到增加自己好友及关注度(微博里具体为“互粉”)的数量快速成长，显示自己受欢迎的程度。

至于在“入群”后，面对的隐私揭露的风险，基于“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二者在内心交换时，仍觉得上述受关注的“利益”最为重要。

然交互式的分享并非全然出自人性欲望，他者诸如网络复杂的技术也为网络用户制造了某种假象，即ISP 业者有能力保护信息隐私，同时用户可以控制社交网络的一切。

然而在边界概念远比传统网络沟通更为模糊的社交网络中，使用者的隐私权保护和控制能力，恐非如用户理解的那样简单。

可以认为，互联网空间产生了一种悖论――虚拟网络用户寄希望于建立并拓展私人空间的同时也在被网络侵蚀着一部分私人空间。

“网络的发展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变成没有隐私的社会”，从社交网络文化的内涵上看，信息隐私的揭露、分享与隐私受侵害的风险本质上是一个不可能回避的问题。

(二)网络伦理与社交网络隐私保护的正当性网络伦理学最高的要求就是遵循不伤害原则( Principle of Non 一maleficence )。

网络虚拟空间使得个人信息在交互传播中存在着积极或消极的结果，然后者所带来的隐私风险一般的传播工具只能望其项背。

在原则主义中的利益原则( Principle of Beneficence )阐述到，我们应当促进他人必需而且重要的利益。

在伦理学上，此处的“促进”当有积极的作为和消极的不作为之分。

前者相较后者有更高的强制义务。

利益原则一般认为只有在威胁到他人根本生存利益的情况下，义务人才可以免去此义务，我们个人的隐私愿受到保护，这是自己的隐私有被动地受到保护的要求，其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没有一位用户进入任何一网络是要威胁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生存权，即不属于利益原则的例外，故服务提供者有义务对网络用
户的个人信息提供适当的保护。

这种被动性建立于利益原则之上，网络服务者有相当的主动权，一旦用户开始使用社交网络，隐私保护在技术层面只是简单事情，这种隐私保护的被动性质并不会减损我们隐私权保护原有的正当性。

二、隐私的判断：实体空间“隐私的合理期待”准则及其在社交网络适用的异化
自1890 年美国律师Samuel D. Warren 与Louis Brandeis 共
同发表《论隐私权》( The Right to Privacy )一文，后经为数众多的各州判例，隐私的权利观念一直以来均为美国法律领域所推崇。

一个多世纪来“隐私权”逐步在英美法系国家确立其实证法上基本权利之地位，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亦演化成“一般人格权”的重要分支。

(一)传统“隐私的合理期待”的识别和适用
美国Katz v. United States 案的裁决中明确提出了“隐私的合理期待”准则。

而在Katz 案判决后，美国下级法院所重视并采以判断之标准，Smith v.Maryland 一案中，终于采为多数意见。

细观这一
规则，Harlan 认为司法中如何判断个人隐私的
判断应区别主客观两个层面：
1. 主观判断：事实上的主观隐私期待 ( actual( subjective ) expectation of privacy )
主观隐私期待证明并不十分复杂，例如如实体空间中，个人通过一般行为封锁某场合，防止他人任意出入，以行为方式说明行为人采取了通常预防手段，故可以进一步认定其具备主观之隐私期待。

2. 客观判断：属于社会通识的合理期待( an expectation “that society is prepared to recognize as ‘reasonable ') 对这一要件的认识就在于社会通识。

具体来说，这一认识演化为公共暴露理论和风险承担理论。

二者都阐明个人将信息暴露在公共场所就必须承担丧失隐私权利保护的后果，只不过后者的核心在于个人向他人透露信息必须承担该他人向第三人泄密的风险。

在实体空间内，上述认识往往被看作社会共识。

然分析United State v. White 案中裁判说理，Harlan 法官认为所谓的期待利益应是往往体现在部分演变为规则的习惯法与发展至今的价值导向。

也就是说，客观之合理隐私期待怎样认定，必须以社会习惯及价值判断，并找出在我们的社会中找出“安全感 ( sense of security )”。

(二)“准则”在社交网络环境下的异化
网际空间可被称为一个具虚拟生活及虚拟社会的虚拟之地，因为这些虚拟的生活与社会并非相同的“真实”社会之实体真实而存在。

随着虚拟空间的崛起，虚拟成为真实的反义词。

社交网络当然属于典型的虚拟网络空间，使用者通过“分享”、“开放”来获取更大的回响与交友圈。

社交网站之本质在于要求使用者大量“分享”个人信息及动态。

一般认为，真实空间中之隐私权理论，基本上系以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区分为判断基础，美国司法实务之看法，特别是Smith v.Maryland 案中所谓自愿暴露于公众( voluntarily made public )多倾向于“公共场域中不存在隐私权之合理期待”结论，即个人明知暴露的场所，即使属于个人空间，也不能得到宪法第4 修正案保护。

三、社交网络隐私权法律识别的重构一一情景隐私完整性理论的引
入与“准则”的融合
“隐私权合理期待规则”的界定基础仍然在于实体空间的个人行为，社交网络空间基于其特殊性往往难以判断到底属于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传统的“合理的隐私期待”判断标准已经略显过时。

但在互联网较发达地区乃至我国台湾地区已有开始引入纽约大学教授Helen Nissenbaum “情景隐私完整性( Privacy as Contextual
Integrity )”标准作为有益讨论，可以适度缓解上述困惑。

Nisse nbaum教授提出“情景隐私完整性”的背景在于：在调查二十世纪公共政策、规范及法令、法院裁定、社会与商务惯例时，发现围绕着隐私标准往往集中讨论于三个原则，第一，限制国家机关对公民的监视和对信息的使用; 第二，限制敏感、个人、隐私信息的存取; 第三，减少对私人领域的侵入。

情景隐私完整性中的情景包括四个重要部分组成：信息流动规范、个人在信息处理中的角色、适当性以及信息流动原则。

而这些要素必须被放置于具体的情境中被认知，这些情景包含行为、角色、关系、权力结构、规范、内部之价值或目标而建构出之社会环境。

“隐私权的合理期待”中，某一信息流动在一种情形下是被认可的，例如学生将其家庭信息提供给学校，符合学生的主观期待，同时也被社会通识准许，但医院基于治疗病患的目的收集患者家庭信息，一是不能满足病患的主观期待，其次也不合社会一般观念。

首先对于隐私主观期待规则，按照前述“准则”中的主观及事实行为内涵理解，社交网络用户可以利用个人访问权限控制、留言板关闭或开启、信息资料的访问权限特别设置以及网络新鲜事即时通知等私密保护
设置来透露网络用户的“主观期待”。

但需要我们认知的是，由于网络
技术日趋复杂，如果用户并非熟悉社交网络设置方法，而发表个人日志，上传日常生活照，是否本身就意味着对主观期待的排除。

答案是否定的，依据“情景隐私完整性”的理论，用户如果发布属于工作性质的日志或者属于家人亲戚的合照，即便二者均被贴于自己的空间内，但其具体的情景仍有很大不同的：关于工作的日志，用户主观期待该信息仅限于在同为好友的同事及领导之间“流动” ; 而关于家人的合影，用户主观期待该信息只是被家人亲戚间分享，绝非其他好友，一旦信息被抽
离于具体的环境，则意味着隐私的泄露，如家人的合
影被同事间分享转帖。

是故判断虚拟网络内隐私的主观期待标准绝非仅仅在于个人的“隐私设置”，而必须考虑具体环境下的信息流动情景，如信息流动的行为、角色、关系、规范、价值或目标，这一观念其实在司法裁判中有被理解的先例，加拿大最高院在R v. Edwards 案件中发展成为“综合一切情状”的认知标准。

隐私认定的客观标准为社会通识，这一标准如何在虚拟网络，特别是社交网络中被认知，笔者认为应取决于网络用户的通念，这需要对社交网络文化作进一步解释。

同时用户的社会需求相较隐私保护意愿而言占主导地位，但并不否定网络用户乃至社会常人对于虚拟网络隐私的要求，诸如Facebook 之类的网站对其隐私保护条款的不断简化和完善也能从侧面说明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