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理论和代理理论探析一契约的不完全性1 契约不完全性的概念契约条文不清晰、模棱两可或没有书面的调解有关分歧的条款，契约双方的本意就可能不易复原。
当契约条款有一个不清晰的外延时，契约就是模糊的。
契约本可以允许再协商以避免“总体不公平”，但是没有就此步骤做出规定。
当一个条款可以调整成几种情形，但又不能明确具体哪一种情况时，它就是模棱两可的。
假定一个制造商无条件地同意生产一定数量的燃料，后来油价如此大幅度地上升，以致履约将面临损失。
①同时，契约中包括“间隙”。
考虑一个租赁契约，该契约规定租借方以其毛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的形式付租金。
如果条款没有对事后承租方为获得最大化的利润，而将一部分业务转移到另一个位置的情况做出具体规定，那么一旦原租借物的需求较低，承租方就会另开了一个新店铺，同时还维持原先的业务。
契约是应该要求承租方在原租借物实现最大毛收入，还是以承租方的利润要求为前提最大化地增加收入? ②因此，当契约条文不清晰、模棱两可，或没有就争端予以规定时，契约就是不完全的。
2 契约不完全性的起因艾伦.施瓦茨揭示了契约不完全性的五种起因。
第一，一个契约有时因为语句是模棱两可或不清晰可能造成契约的模棱两可或不清晰。
第二，由于契约方的疏忽未就有关的事宜订立契约，而使一个契约是不完全的。
第三，因为契约方订立一条款以解决一个特定的事宜的成本超出了其收益因此造成一个契约是不完全的。
成本中包括了信息处理成本,这是由于有限的理性而出现的不完全性。
第四，一个契约可能由于不对称信息而是不完全的。
③第五，一个最新理论声称，只要至少市场的一方是异质的，且存在足够数量的偏好合作类型，则契约就是不完全的。
总之，法律契约理论必须解决由以下原因引起的契约的不完全性问题：(a)语言的限制；(b)疏忽；(c)解决契约纠纷的高成本；(d)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弱或强的不可缔约性；(e)喜欢合作的倾向。
④①艾伦.施瓦茨：“法律契约理论与不完全契约”，拉斯.沃因等编《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②同上③艾伦.施瓦茨：“法律契约理论与不完全契约”，拉斯.沃因等编《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④艾伦.施瓦茨：“法律契约理论与不完全契约”，拉斯.沃因等编《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 协商与再调整再协商的经济模型假定，仔何一方可以无成本地执行原始契约的条款。
因此，再协商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一方将只建议在比原来契约其福利有所改善，而另一方将只接受其福利水平至少不变。
另外，双方都没有进行专用性的投资。
当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时，但是实际上昂贵的实施成本意味着契约的调整不一定是帕累托改进的：一方可能接受再协商的建议，但可能境况比在原始契约条件下的更坏。
法律上的问题是法庭是否应执行再协商契约或原始契约。
⑤然而，再协商的法律倾向受到了三方面的质疑：(a)即使契约是完全的，其中一方也可能要求更好的条款(在这种特有的资产专用性投资中，事后赋予一方比事前更多的讨价还价权时，这一情况就会出现)；(b)如果契约没有想象的那样完全，那么一方会根据事后的状态建议签订新的条款；(c)如果契约是注定不完全的，则一方提出可能新条款。
⑥对于怎样才能最好地规制注定是不完全的契约，其答案很可能还需要等待未来经济的发展。
如果解决长期契约的优化方案被确认，法和经济学理论将要求法庭运用他们。
传统理论的支持者也很可能认为这些契约是公正的。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法律契约理论很可能随经济学的发展而进步。
⑦二契约的不完全性“敲竹杠”问题1“敲竹杠”问题契约的不完全容易引起“敲竹杠”问题。
契约通常更被主观地解释为，通过允许合作双方从事可信赖的联合生产的努力，以减少在一个长期的商业关系中出现的行为风险或“敲竹杠”风险的设计装置。
本杰明.克莱因认为，“敲竹杠”风险来自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交易者通过从交易合伙人所进行的专用性投资中寻求准租，则可能会违背他们的契约协定。
⑧本杰明.克莱因举了通用和费舍公司契约关系一例来说明“敲竹杠”问题。
因为某种信息不对称有可能长期存在，在契约再谈判过程中，交易者试图相信他们的交易伙伴存在“敲竹杠”并有强化的可能性时，现有资源已被浪费掉了。
2 契约的不完全与规范契约条款的成本以上所讨论的消耗，与“敲竹杠”行为相关的纯粹再分配成本意味着，当进行专用性投⑤艾伦.施瓦茨：“法律契约理论与不完全契约”，拉斯.沃因等编《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⑥同上。
⑦艾伦.施瓦茨：“法律契约理论与不完全契约”，拉斯.沃因等编《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⑧本杰明.克莱因：“契约与激励：契约条款在确保履约中的作用”，拉斯.沃因等编《契约经济学》，经济科资，在设计契约关系以避免或减少“敲竹杠”发生的可能性时，使交易者清楚地知道“敲竹杠”出现的潜在可能性是有效率的。
然而，这引起了另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
如果交易者知道事前的“敲竹杠”存在的潜在可能性，为什么他们不在签约时解决“敲竹杠”的问题呢?⑨这个问题的明确答案是，试图在契约中“写明”所有偶发事件的真实特性的成本是很高的。
契约的不完全性引起了两类成本：是与不确定环境相联系的、与更详细地明确规定契约有关的搜寻和再谈判成本；⑩与规范契约有关的另一种成本的重要类型是计量成本。
费舍公司一通用汽车公司案例说明，在“敲竹杠”的诉讼威胁出现的某种情况下，可以设计一种阻止“敲竹杠”的必要的、不完备的契约条款。
我们所知道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敲竹杠”——第一种是，交易当事人趁机利用契约的不完备性改变其预期行为；第二种是，交易当事人通过利用法院强制执行一种不正确的契约条款改变其预期行为。
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类型的“敲竹杠”是相似的，它们都是由无法详细说明的契约的不完备性引起的，如果法院能强制执行其预期行为而不是事实上的契约条款，那么，它就能被阻止，契约的操作就会出现不同的两种情况。
特别地，在第二种类型的“敲竹杠”发生的情况下，契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通道。
尽管不完全写明的契约条款难免被严格地强制执行，一致同意的结果却引起了“敲竹杠”，这代表了与规范契约相关的主要的交易成本。
11三解决敲竹杠问题的两种机制：企业契约安排和企业代理机制1 企业契约论的观点（1）契约安排和企业张五常认为，如果在明确的范围内，某种生产性投入的所有者（1）有权排斥他人而可以独自决定如何使用投入，（2）有权从使用中获得排他性投入，（3）有权转让这种财产（包括劳动）或有权与他认为合适的人进行交换，那么，这种生产性投入就是私有财产。
交换的权利意味着签订合约的权利，而产权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合约来交易。
12从原则上，投入所有者的全部贡献和协调者的劳务，都能够通过直接度量与每一贡献有关的不同性质而分别定价和出售给消费者。
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合二为一的。
但确定价格是要花成本的，因为存在大量的交易，因为消费者缺乏有关商品的每一部分的用途或其作用的具体信息，因为很难度量变化不确定的各种活动，因为需要把各种贡献区分开来。
降低价格成本⑨本杰明.克莱因：“契约与激励：契约条款在确保履约中的作用”，拉斯.沃因等编《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⑩本杰明.克莱因：“契约与激励：契约条款在确保履约中的作用”，拉斯.沃因等编《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
11本杰明.克莱因：“契约与激励：契约条款在确保履约中的作用”，拉斯.沃因等编《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的一种有效方式是用某种替代，而不直接或分别为各种活动定价。
降低发现价格成本的一种有效方式是用某种办法代替。
13这种代替是私人投入所有者的是用权授予他人，以致可以不为每种贡献或活动直接定价。
这就意味着通过代理人来度量。
由此，便出现了“企业家”。
监督者、指挥者和经理的代理成本——这些也是交易成本——会随着发现价格成本的下降而上升。
当一种成本的节约与另一种成本的上升在边际相等时，这种替代就停止了。
14说“企业”代替了市场并非完全正确。
确切的说，是一种合约代替了另一种合约。
科斯主要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合约，在这种合约下，投入所有者放弃的一组明确界定的使用投入的权利以换取收入。
随着这种合约安排的增加，产品市场将缩小。
15张五常以件工合约为例，探讨了从中间商的简单服务，经由各种件工合约安排到工资合约的转变。
所采用的度量方法分别从整个产品到部件，再到对代理人的度量；价格信号所承载的信息，从全面估价的贡献到根本没有直接的信号；代理人的直接指挥和监督变得越来越复杂。
使用投入的权利也越来越多地被转让，直至根据合约的某些限制而准予完全的控制。
市场交易的被替代，是从中间商安排下可能的双重交易，到集体支付计件工资，再到明确出现要素市场交易，而取代产品市场交易。
在所有的这些转变，他追随了科斯，强调了发现价格的成本，其中包括信息成本、度量成本和谈判成本。
当这些成本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不同的合约安排。
在私有产权下，任何朝着转让使用权的合约安排方向的转变，主要是从定价成本约束引起的。
16由于度量成本和获取一个产品的信息成本，通常具有复杂的特性，由某些代理人对投入度量进行定价，通常比对产出进行定价的成本更便宜。
然而，对代理人进行定价通常不能充分传送一种对某种产品定价时的信息。
因此．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契约安排之间做出一种选择，依赖于是否在对代理人定价中节省的交易成本比抵消特定信息的损失要多。
17科斯“企业替代市场”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不如说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更正确。
然而，正如计件契约所表明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并不总是可区分的。
正确的观点是一种类型的契约替代另一种类型的契约。
这里的问题症结在于：在自由企业的社会中，一种组织安排是契约安排的一种形式，而组织的选择必定是一种契约选择。
18（2）自我履约和契约条款的界定13张五常：“企业的合约性质”，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62页。
14张五常：“企业的合约性质”，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63页。
15张五常：“企业的合约性质”，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64页。
16张五常：“企业的合约性质”，张五常著《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72页。
17张五常：“关于新制度经济学”，拉斯.沃因等编《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本杰明.克莱因认为，不依赖法院强制实施的成文的契约条款，而依靠一种私人自动实施的机制，可以作为一种对付未能说明的契约条款但双方都理解契约安排中的所有要素的手段，交易者利用这一机制能够处理“敲竹扛”的威胁问题。
由于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对于交易者来说，搁置未明确说明的契约条款而只依靠一个私人机制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