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un.2000 第25卷第3期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P hilosophy and So cial Science) V ol.25N o.3 钱钟书与卡夫卡的精神对话———从《围城》与《城堡》看中西文化精神之差异王艳玲(河北大学新闻系,河北保定 071002) 摘 要:钱钟书的《围城》与卡夫卡的《城堡》,是具有可比性的两部文学名著。
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以中西文化的对比作为思维的切入点,通过钱钟书与卡夫卡的“精神对话”,来思考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性,进而引起人们对现代文化建设问题的思考与关注。
关键词:钱钟书;卡夫卡;小说;比较研究中图分类号:I207.425;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0)03-0105-04 亨利·雷马克说过:“影响研究如果主要限于找出和证明某种影响的存在,却忽略更重要的艺术理解和评价的问题,那么对于阐明文学作品的实质所做的贡献,就可能不及比较互相并没有影响或重点不在于指出这种影响的各种对作家、作品、文体、倾向性、文学传统等等的研究。
”[1](P1)雷马克强调平行比较的重要,是基于一种最明智和最科学的认识。
因为比较研究可以忽略“影响”这一实证研究层面,而直认艺术存在的异同,“在理论上可以比较任何可比的东西”。
而中西文学的比较是比较文学中最具魅力的问题。
钱钟书先生也讲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2](P1)毫无疑问,对处于不同时空之下的作家在创作思维上存在的共通性、可比性与差异性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钱钟书的《围城》与卡夫卡的《城堡》是具有可比性的两部文学名著。
本文试以中西文化的对比作为思维的切入点,通过钱钟书与卡夫卡的“精神对话”,来思考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性,进而引起人们对现代文化建设问题的思考与关注。
—、《城堡》无门可进《围城》无路可出卡夫卡《城堡》中的主人公k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封不知何人递送给他、要他去城堡听候指示的信。
他为了弄清原委,便起身前往。
他一直走到天色已晚,却一步也没有靠近城堡,而城堡就在村庄前面的小山丘上,并且已依稀可见。
于是,他假冒土地测量员暂在村子里住下,以拜见城堡的长官cc伯爵,请求当局批准他在村子里安家落户。
但他每次去城堡,都是失望而归。
虽然小说只写到20章,没有结尾,但据卡夫卡的一位同窗回忆,卡夫卡是这样安排k的结局的———“他将不懈地进行斗争,斗争到精疲力竭而死。
村民们将围聚在死者的床边。
这时城堡当局传谕:虽然k提出在村中居住的要求缺乏合法的根据,但考虑到其他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中居住和工作。
”钱钟书的《围城》描写的则是1937—1939年间,正值中国的抗战时期,以方鸿渐为代表的一批归国留学生的彷徨、苦闷、追求和幻灭。
通过他们对“教育—爱情—事业—婚姻”人生四部曲的追逐以至不断失败的过程,揭示了这种处处遭遇一座又一座围城的“围城人生”。
世俗决定他们不能不企望进入围城,而且进入也不难,逃出也容易,但终究逃不出的是人生这座大围城。
尽管《城堡》是想进入,《围城》是要出来,但就人生的困境这一点而言,他们却有着跨地域、跨时空的共通性,即:都表现了人面对困境时的尴尬、痛苦和无奈。
我们先来看《城堡》中的k,他要进入城堡,收稿日期:1999-12-01作者简介:王艳玲(1967—),女,河北大学新闻系讲师,硕士研究生。
105道路无疑是有的,但因他对城堡这个神秘所在的恐惧,尤其是对象征城堡最高权力的cc伯爵有些耳闻,使得他面对强大力量的时候,其斗争演变成能作为城堡的一员。
在这个角度上讲,他的努力、苦苦的等待,是近乎无意义的浪费时间,充满无奈和尴尬。
所以,“在卡夫卡看来,与其说罪过在城堡,不如说在k本人,或者在于人生本身的荒诞”,“作者试图告诉读者,人们所追求的真理,不管是自由、安定,还是法律,都是存在的,但这个荒诞的世界给人们设置了重重障碍———有形的、无形的———所以无论你怎样努力,也不可能抵达真理的彼岸,最后总是以毁灭而告终。
”[3](P271)《围城》中的方鸿渐们未尝不是如此。
尽管他们在四处奔突,逃出一座围城又进入另一座围城,历经了人生旅途中的各种挫折、烦恼,但每次挣扎之后也都是失败。
如方鸿渐本不愿与社会同流合污,可又不得不随波逐流;本不愿欺世盗名,也由不得弄虚作假。
“虽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特别是在当时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们不仅没有挺身而出,而且依然以急功近利的需求,一味地去追求个人生活的所谓温柔富贵之乡。
一旦受挫便又看透人生,从此一蹶不振。
因此,“作者写这种社会俗相,比较多地不是做一种文化心理的思考,而更多的是做一些宏观性的哲理思辨”,是“写知识分子在追求和幻灭过程中的心理上的`围城'。
”[4](P286)但不管是“进去”也好,还是“出来”也罢,二者终究都没能完成各自的使命。
无论是把人生价值构成荒诞意蕴,还是聚焦熟透了的文明,都没有改变当时社会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生存原则。
方鸿渐幻想到《围城》外面的世界去找寻另一种人生,事实上他的努力也只是在围城与围城之间做无休止的循环,且他欲进入的那个外部世界未尝不是一座《城堡》。
同样,k要找寻的里面的世界殊不知正是前者逃不出的《围城》。
因为k与世界的每一次奋力抗争,在某种程度上又都是对自己追求的否定和嘲弄。
这里,引用法国的一句话:“人生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换言之,面对人生困境的痛苦和无奈是全人类的,只不过由于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导致表达方式的不同罢了。
二、要进入《城堡》想逃出《围城》关于文化精神,是指文化中一切时代、思想的总和。
中西方由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及时代的差异,其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也必然有所不同。
体现在面对困境上,也自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文化精神。
《城堡》中的k明知自己与城堡不可能有任何往来,他还是一次次地努力以各种方式接近城堡。
虽然无论他怎样费尽心机,终究都没有达到目标,但他这种执着的实践行为本身表明的正是西方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面对困境,强调斗争,突出个体力量的发挥,在追求明晰中达到求真的境界,甚至不惜自我毁灭。
尽管k的每次努力都是徒劳的,最终也没能进入城堡,进行的不过是一场失败的较量,并且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也谈不上是反抗的英雄,他的价值在于高扬了k作为个体生命的意志和勇气。
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种`自我'是有生命的活动的个体,而他的生命就在于能把自己的个性显现到自己的意识和旁人的意识里,就在于能表现自己,使自己成为现象。
因为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在设法实现自己,而且也确实在实现自己。
”[5](P81)k就是这样一种现象。
特别是20世纪初,人认识世界的整体性的消失,也给文坛带来了巨大的荒诞感。
在这种情况下,卡夫卡作为表现主义的代表,绝好地履行了“艺术不是现实,而是精神”的宗旨,于是他往往采用心理分析、夸张乃至变形的手法去表现心灵的真实。
换句话说,“他认为只有把生活加以歪曲和变形,才能让人们看到真实的本质。
所以,怪诞,实在不是他在读者面前设置的障碍,而是他交给读者的一把打开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秘密的钥匙。
”[6](P118)因为社会异化现象带给时代的危机感、现代审美信息灌输给人类的人生荒诞感以及人在人生旅途上的精神艰辛和无奈等,在《城堡》里都得到了准确而严峻的观照。
荒诞意识实际上成了超越传统观念的一种新文化观念,更切近于西方的现代文明。
尽管k最终也不过是成了“异化”现实的殉难者,但他勇于在不断追求中且不惜自我毁灭的精神,其实体现的就是一种“进取型”的西方文化。
这是一种不断毁灭、又不断革新的进步文化,因而它才能一直走在世界文化的最前列。
特别是《城堡》所传递出的危机意识,“不只是一声凄厉的呐喊,是宣告危机临近的警钟,又是标志人类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的信号,不只是卡夫卡个人的,也是时代的。
”[7](P4-5)《城堡》作为个体实践行为的官僚实体,虽呈现的是一个虚106幻的非现实的世界,但它已是存在的象征,充当了人类灵魂与精神的避难所。
相形之下,《围城》是把笔墨放在一批知识分子的群像身上,他们心态各不相同,可在群体性的文化中他们的文化性情又有着惊人的一致和和谐。
即:人面对矛盾冲突时,更多的时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心态,最大限度也不过是发出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感叹。
有人把它归咎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面对困境,中国的理想主义采取两种方式:屈原方式,持道以论政;儒家方式,持道以待政。
”[8](P150)这种不采取主动的、等待的、保存型文化,自然谈不上破与立,相应地,使得文明的发展相当缓慢。
它固然使得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但固步自封、保守狭隘、自我欺骗等一些负面影响又随之而来。
比如方鸿渐,也想找寻另一种人生,可其实践方式不是体现在行动上,更多的是原地踏步般地玄思。
没有多大本事,也不进取,却心比天高;无所作为,却似乎怀才不遇,满腹牢骚;只因他“一念温柔”,便成了“道义上的懦夫”。
他的结局也只能像小说结尾预示的那样:“成为无人过问的笨拙玩具,街头讨饭的乞丐”,“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
”因而,在以方鸿渐为代表的那批儒生身上,更多地体现为“逃”的遁世哲学。
确实,中国人的实践方式是以“气”为核心的,加之中国的“道”是模糊的,这就注定了中国人“始终无法察觉自己在宇宙之道认识上的迷误”[8](P21),对自己的行为不只是可做任何理由的辩护,更重要的是不求甚解。
用林语堂的话说:“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
”[9](P39-40)儒家的入世哲学与道家的避世哲学结合得如此完好,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奇特的现象。
尤其是钱钟书先生能把这样一批“新式儒林”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并把当时社会那样复杂的现实人生浓缩在一部《围城》当中,实在是中国文坛、乃至世界的一大奇迹。
正如柯灵在《促膝闲话钟书君》中所言:“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
……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
”[10](P3)《围城》正是得益于他的渊博学识和出人的智慧。
虽看似作者不动声色,且语言轻松、幽默、诙谐,但也恰是这种信手拈来的调侃使得其讽刺入木三分,批判有力透纸背之功效。
三、进不去《城堡》走不出《围城》上面,本文从人生困境和中西文化对待困境所采取的不同方式,大致分析了《城堡》与《围城》的异同。
尽管二者均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但由于中西文化精神的侧重点不同,体现在表达悲剧上自然也迥然有别。
西方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对悲剧做了系统、完整的论述,规定悲剧模仿“严肃的行动”,因之其悲剧精神是悲壮而不悲惨,悲愤而不悲凉,是鼓舞斗志而不是意志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