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婚姻悲剧的研究综述
论文关键词：建国后《孔雀东南飞》婚姻悲剧
论文《孔雀东南飞》是封建社会早期有关婚姻家庭方面较为成熟的作品，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婚姻状况、家庭矛盾等，为其价值所在。
建国以来专家学者们对其所揭示的主题及其所反映的婚姻礼俗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在前人的基础上拟就对这些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总结综述，并简要评析，找出些可创新的角度，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现状
(一)对《孔雀东南飞》主题的阐释
《孔雀东南飞》是美与悲完美结合的文艺作品，王世贞誉之为“长诗之圣”［1］,沈德潜赞其为“古今第一长诗”［2］。
建国以来对这出婚姻悲剧所揭示主题的研究观点集中在：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讴歌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反对汉代婚姻包办制度；歌颂刘、焦夫妇忠于爱情、追求自由等。
透过层层主题的分析不难得出造成这出婚姻悲剧的根源。
1.反封建礼教和反封建伦理道德
几种文学史教材和作品选持此观点，游国恩本说它“表现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3］。
章培恒、骆玉明本认为它“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4］。
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选》则称它“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的罪恶”［5］。
鲍鹏山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谓本诗“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赞扬了焦、刘夫妇反对封建礼教的不妥协精神”［6］。
付安、许广州的《诠释与衡定——<孔雀东南飞>百年研究综述》（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2月第24卷第1期）中，有“孙殊青肯定它热烈地歌颂了他们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的斗争；俞平伯提出它之所以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叙事诗，在于能当反抗礼教的旗手，对着传统伦理的最中心点‘孝道’给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当头一棒；陆坚认为《孔雀东南飞》是一篇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控诉书——控诉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控诉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再就是这种观点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赞同，比较著名的有：朱思信认为，刘兰芝的形象之所以完美，就在于它“把揭露与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封建的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从本质上否定了这套反动的东西”［7］；王汝弼50年代认为“本诗的主旨,固在废除片面的礼教,但绝不主张废除全面的礼教”［8］，到80年代他对此观点提出修正,认为诗歌“准确地描绘了封建社会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关系，从而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9］；石雅琴提出“《孔雀东南飞》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表达了具有深刻而巨大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的反封建礼教的主题。
”［10］吴小如认为《孔雀东南飞》是通过家长压迫下的悲剧暴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性。
［11］田明清认为“焦仲卿、刘兰芝的死无疑是对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冲击，他们以死来表示对这个时代的不满和反抗，对这个制度的嘲讽和抨击。
”［12］
以上这些研究基于《孔雀东南飞》文本中刘、焦二人在外界力量的逼迫及主人公性格相对怯弱下走向离散，婚姻破裂直至夫妻双方“黄泉下相见”。
2.反对汉代婚姻包办制度制度
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还提出:“作者在有意无意中,用积极或消极的手法一个个描绘出来,直接暴露焦母、刘兄等人的罪恶,间接暴露封建制度的罪恶”［3］。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里提出“焦刘的婚姻是被外力活活拆散的”，“他们之间的爱愈加炽热，最后双双自杀，用以反抗包办婚姻，同时也表白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13］。
唐弢说“《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思想之所以如此鲜明、如此深刻,就因为作者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制度”［14］。
余冠英认为“《孔雀东南飞》的伟大不在于故事哀艳,不在于篇幅长短,也不仅仅在于文字优美,主要在于它暴露了封建社会制度的罪恶,表现了受封建制度迫害的人们的反抗。
［15］”
进入新千年，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不断出现，赵莉认为“《孔雀东南飞》真实地反映了汉代母权的高高在上，出嫁女子的卑微下贱，汉代愚孝之风的盛行以及女子再婚的习俗”［16］。
张丽红提到“男权制社会中，社会成员作为隐性的签约者，他们必须履行男权制契约的约定，违背这一契约就必将受到惩罚，无论签约者的追求、行动多么具有进步性，多么符合人性的要求。
《孔雀东南飞》展示的就是各种契约冲突下的人生悲剧、爱情悲剧、婚姻悲剧。
”［17］
3.歌颂爱情
李明劼认为《孔雀东南飞》是一个“重返伊甸园神话的缩影”，“它在神话的世界里,暗示着焦刘二人脱离人世英雄步入神明仙境之后重新团聚,重获幸福的美丽”［18］。
罗竹风认为《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是“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歌颂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19］。
王运熙认为它“一方面勇敢地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另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忠于爱情的高尚品德”［20］。
杨玉芝提到“对刘兰芝和焦仲卿爱情悲剧的惋惜伤怀之情及希望此后这类爱情悲剧不再发生的心愿。
这种情感的流露就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表白，这也正是作者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之所在，也即作品主题之所在。
”［21］张秀英倡导“《孔雀东南飞》的深层主题是对中华民族爱情情结的揭示，是对人性中最美好爱情的讴歌。
”［22］李杰提到“它振颤人们心灵和激起历代读者共鸣的恰恰是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生死相许信念的感染力。
”［23］此外，还有田明清的《谈<孔雀东南飞>的悲剧美》（中学语文（下旬·大语文）论坛2008年）；刘德敏、马春元的《<孔雀东南飞>主题新探》（文学评论2007年第9期，安徽文学万方数据）等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一观点。
除上面提到的封建婚姻制度和汉代社会习俗外，人物性格也是造成婚姻家庭悲剧的原因，《孔雀东南飞》的婚姻悲剧，其根源在前人探讨分析的成果中常有流露：
在付安、许广州的《诠释与衡定——<孔雀东南飞>百年研究综述》中，综述悲剧的根源：无子；越礼和对家长制的反叛；爱情；门第观念。
进入新世纪，婚姻悲剧的产生有：王瑞媛认为“产生刘、焦悲剧的真正原因在于婆媳矛质，而婆媳矛盾的产生，则是因为焦母的顽固和刘兰芝的倔强。
”［24］葛宏认为“焦母的人性中的弱点(当然包括缺点、缺陷等)借助于封建家长制获得了破坏性力量,从而酿成了悲剧。
”［25］郭全芝认为“焦刘双方的家长之所以采取遣媳(造成两人婚姻的结束)、逼嫁(导致两人自杀殉情)的行动，其实是与汉代社会风习紧密相关的，因而蕴含着时代因素，并非仅仅相关礼教。
”［26］
（二）《孔雀东南飞》反映出的婚姻礼俗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它的文本是后人窥见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汉代的婚俗自始至终贯穿全诗，为我们深刻理解该诗的思想精髓提供了一条鲜明的线索。
”［27］有较高的风俗史料价值。
它囊括了中国古代婚姻礼俗中讲求的“六礼”、“七出”、“再醮”等一系列制度。
建国以来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多数学者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单一的角度进行阐述，开启的口子比较狭窄，还有较多重复、雷同的观点的出现，有待进一步完善。
1.婚娶习俗
《孔雀东南飞》中表现出来的关于婚娶习俗，建国以来对其研究日渐成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和亲迎）这些在《孔雀东南飞》中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体现。
讲述比较系统的有张桂玲的《汉代婚俗的一面镜子:<孔雀东南飞>》（河北教育学报2007年4月第24卷第4期）、田翠英的《从<孔雀东南飞>看汉代婚姻法律制度》（兰台世界理论版史料研究2006年8月）、刘庆芳的《<孔雀东南飞>风俗事项考释》（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讲
述了婚姻从先秦萌芽的古朴习俗发展到秦汉时期儒家思想正统地位下强调礼节重要性的变化，男女婚姻《诗经》时代的相对自由开放发展到包办婚姻、为门当户对的家族利益服务等。
2.遣归习俗中的“七去”和汉代的再婚观念的盛行
关于这些礼俗在文本中的表现是非常的明显的，学者们对这方面的探讨大多与汉代婚姻制度相结合，避开单单从文本解读婚姻礼俗方式，从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显现出了不少汉代婚姻史的境况。
中国文化概论提到的《礼记·本命》篇中：“七出者，无子，一也；淫逸，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
”这为许多研究《孔雀东南飞》的学者用来分析兰芝为焦母所遣的原因。
还从刘兰芝“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的现象讲到了再婚的现象在这一时期比较的盛行。
这些方面研究成文较为系统的有肖振宇的《<孔雀东南飞>与中国古代婚俗》（民俗研究2003年第二期）、张桂玲的《汉代婚俗的一面镜子:<孔雀东南飞>》（同上）、潘守皎的《<孔雀东南飞>的文化意蕴》（消费导报·文化研究2007年12月）等。
这些方面的研究紧紧地与中国古代的孝道文化衔接着，目前在这方面研究展现出来的成果还比较的有限。
张立立的《从<孔雀东南飞>谈弘扬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8月）揭示了其中蕴含的传统孝道文化,进而从现实探索和关怀两方面,论述了在当代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的情况下,如何大力弘扬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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