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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

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
一、认清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轮番”冲击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深远,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
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缓慢复苏”态势,但经济复苏的基础比较脆弱,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尤其是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轮番”冲击下,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更加严峻、曲折。

从下一阶段走势看,“发达国家滞、新兴国家胀”的两极格局可能进一步分化,“量化宽松”和“财政紧缩”将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年度主题,“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则可能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年度特征。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将推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向纵深发展,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将变得更加深远而复杂。

(一)美国为刺激经济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可能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系统性风险
1.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而脆弱,增长动力不足是最大隐忧。

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已经处于复苏轨道,但数月来经济数据总是喜忧参半,显示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复苏进程的长期性。

特别是高失业率和通缩风险始终困扰美国经济,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失业率始终在9.5—10%的高位徘徊,而且大量的失业都是结构性的,短期内难以消除,产能闲置等因素也使美国的通胀率一路走低,这些最终都将影
响企业信心、居民消费和信贷,给经济复苏带来下行风险。

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一是旧的经济增长动力短期内难以重振。

房地产和金融业曾经是美国的两大支柱产业,但目前,金融业的次贷风险仍未充分暴露;受止赎风潮的影响,美国房地产市场也持续低迷,预计几年内都难以恢复。

二是短期内难以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目前的情况看,低碳、新能源以及物联网等被美国政府寄予厚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短期内还无法成为支撑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

2.美国试图用“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但可能难有大的作为。

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财政赤字屡创新高,扩大财政刺激政策空间有限,同时,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后掌控了众议院,反对政府进一步扩大赤字,因此,美国政府只能依靠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

2010年11月,美联储宣布将新增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拉开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序幕。

但从美国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来看,由于美国已有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可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生产和投资方面难有大的作为。

3.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系统性风险。

如上所述,如果“量化宽松”在刺激经济上作用轻微,就必然有其他原因让美联储甘愿冒着远期通胀预期加剧的风险,决定重启“量化宽松”。

事实上,“量化宽松”将会增大美元贬值压力,从而刺激出口增长,在目前美国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大背景下,这或许才是其重启“量化宽松”的主要目的。

因此,美国重启“量化宽松”政策一出,就立即引起德国、俄罗斯等众多国家的担忧和不满,批评
美国干预汇率、“以邻为壑”。

除此之外,更多的国家是对全球流动性泛滥表示担忧。

因为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发行国,它的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全球流动性状况,如果它不承担起维护全球流动性平稳增长的责任,就会给全球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

特别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复苏基础都较为脆弱,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将会客观上阻碍各国的复苏进程。

(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是欧盟内在的制度缺陷,预计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1.2010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端并且扩散的一年。

自2009年12月惠誉公司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以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发展演化。

2010年4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2010年11月,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

虽然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和爱尔兰都进行了救助,还专门制订了“欧洲金融稳定安排”,但市场仍然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持悲观态度,导致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

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有进一步扩散的趋势。

葡萄牙、西班牙等政府均表示,如果国债收益率持续高位,他们极有可能因融资困难而步希腊和爱尔兰的后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申请援助。

2.欧盟的制度缺陷是导致欧债危机的内在原因,短期内难以化解。

从表面上看,国际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外部诱因,但从深层次看,欧盟内在的结构性问题才是引发欧债危机的根本矛盾。

一是欧元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不统一是欧债危机暴露出的核心矛盾。

目前,欧元区实
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则由成员国自主决定,这种不一致的后果是:货币政策的统一使欧元区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只能使用财政刺激手段,最终造成财政赤字过高和政府债台高筑。

二是成员国的“高福利”等问题是引发欧债危机的社会原因。

比如,希腊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体系,导致刚性的社保支出居高不下,财政“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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