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设计理论——阿莫斯.拉波波特《城市形态的人文方面》（Human Aspects of Urban Form）他认为“环境认识”(environ-men-tal perception)是人与环境之间的最基本关系;“认知”(cognition)的目的是寻找这些关系的内在规律。
城市设计的使命是组织空间构架去反映市民在这些关系上的需要和价值观。
人不单只是环境的“观察者”,而且是浸淫在环境中的“参与者”。
因此,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主动、机动且有系统的关系。
环境信息来自官能(视、听、嗅、触觉、身体动作)。
环境认识有三个层面: (1)运作性(opera-ional)。
例如浅淡的颜色能使人松驰,而松驰会带来愉快的感觉。
(2)反应性(responsive)。
例如人对黑暗街道的直觉反应是危险。
(3)推理性(inferen-ial)。
例如一个繁忙的道路交义点会可能增加行人的烦燥。
人通过观察、认知和衡量去找寻环境和意象(im-age)的一致。
拉波波特认为人的认知构成有两部份:“心理地图”(mental maps)和“认知构架”(cognitive Schemata)。
心理地图是我们用来收集、分析和储藏城市环境信息的工具。
它包括:地形、地貌、位置和其相关的功能和意义。
不同的心理地图(市中心、邻里、小区等)在我们的脑海里烙下不同的印象,成为我们的认知构架。
因此,我们对城市环境的认识是一个“学习过程”(learning process)。
我们把对每一个地方的观感化成心理地图。
这些心理地图的总和和它们所组成的认知构架就是我们的环境认识。
我们都各自有不同的背景、活动、体能和需要,因此,我们的环境认识是主观和有价值观的。
拉波波特认为一般人对“家”(home)的环境认识是最深刻和重要的,这个“家”是每一个人对自己邻里区的认识所构成的(每一个人脑里都有多个和多层面的邻里区心理地图,这些心理地图的总和就是“家”的心理地图)。
城市设计者的责任是创造和改变环境去提供适当的环境刺激。
例如在行人区应设计官能“提示”(sensorycues),使行人可以“感觉”(feel)他们可以任意行走。
这些指示包括:颜色、声音、味道、比例和光与热的对比。
设计者应鼓励人与环境的交流,藉此提高环境认识的多样化。
拉波波特求真的态度非常认真。
他主张城市规划和设计者要观察所有的环境,而且要作全面的观察,因为不同阶层、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时间及速度,都能产生不同的观感,不能一概而论。
城市设计应作为空间、时间、含义和交往的组织城市形式的塑造应该依据心理的、行为的、社会文化的及其他类似的准则应强调有形的、经验的城市设计，而不是二度的理论性规划这本书中，拉波波特对人与环境的相处、相互影响进行了讨论。
在这里，环境的概念是“有机体、族群抑或被研究系统由外向内施加的条件和影响”。
而文化（如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在城市形体环境的本质——空间组织方式而非表层形状、材料等——的发展变化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拉波波特的其他书中也可以看到。
在《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一书中，拉波波特这样写道：“群体特征因为具有文化性或受到文化影响而不同，从而可以使相似的环境对不同人群产生殊异的作用。
譬如原住民被迫迁移，或令游牧民族定居都会带来严重问题。
”拉波波特的研究还提到，即使是动物群体在空间中也不是无序分布的，原因就在于物质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在人类群体中，社会和文化的特点常常可由空间表达。
如城市同质人群社区的分布形式就能充分反映各种亚文化圈的存在。
当然，文化并非总是导致差异性。
在人类不同文化的深层也存在着某些共性的东西。
在拉波波特的书中有一个例子：非洲新几内亚东部高地和法国13世纪中普遍存在的原始聚落形状、建筑材料、地理条件等都相差甚巨，但其深层的空间组织规则和方式却构造相同。
亦即房间围绕院落组成住宅，住宅围绕广场空间形成群落，而群落进一步围绕更高层次的公共空间形成城镇。
但是，一旦统一聚落的主导型空间组织改变为街道通衢，则导致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聚落形态，在这种空间组织中，人与环境在人类学和生态意义上的复合关系乃是关键变量，它具有一定的秩序结构和模式。
拉氏称此为‘规则’（Rules），并指出，它们都与文化系统有关，文化是人类群体共享的一套价值、信仰、世界观和学习遗传的象征体系，这些创造了一个‘规则和惯例系统’，它可反映理想，创造生活方式和指导行为的规则、方式、饮食习惯、禁忌乃至城镇形态，而且导致了一种跨越时空尺度的连续性。
拉氏的研究还表明，所谓‘无规划的’(Unplanned)、‘有机的’(Organic)，抑或‘无序的’(Disordered)城镇形体环境，实际上植根于一套有别于正统规划和设计理论的规则系统。
若不从文化的视角看城市设计，就会导致许多误解。
例如法国人认为美国城市缺乏文化结构，而美国人则又认为伊斯兰城市不存在什么形态结构等，实质上都是以自己所熟悉的城市规则体系来理解另一种陌生的规则体系。
这种文化生态思想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生态学研究对于现代城市设计理论最富有价值的启迪。
因此，城市设计行使的乃是‘空间、时间、含义和交往的组织’功能，现代城市设计者应把环境设计看作是信息的编码过程，人民群众则是他的解码者，环境则起了交往传递作用。
设计更多的关心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及其与隐形规则之间的联系，而不是要素本身。
正如前述，空间组织的意义和规则及相应的行为才是本质，而设计本身可看作是人类对某种理想环境的‘赋形表达’。
涉及无论大小，都有多种方案选择的可能性，都是一个根据不同规则排除不合适方案的过程。
《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言语表达方式》《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将文化生态分析运用于城市空间环境研究的代表人物文化生态学理论：人类文化与生物环境存在一种共生关系。
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也影响文化的产生与形成，并发展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
文化生态分析：通过研究人类文化形成过程与自然环境、人工环境的相互关系，阐释文化与环境的适应过程在城市设计中应用文化神态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就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探寻城市中的人、社会文化与城市空间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发展方向，从而理解、认识和组织城市空间环境的形态结构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给出了两种较为具体而系统的补偿性方法。
其一是针对“文化”过于抽象的问题：“首先从研究中常见的‘社会与文化’变量开始，我在《住屋形式与文化》中就曾用到。
该变量的分解基础在于‘社会’与‘文化’是分立而有别的。
‘文化’是一种概念，它是‘社会’变量的蓝图，而社会乃是文化更为具体的表现和产物。
其中的重点在于文化之真实可见的社会表现，如家庭与血缘构成、社交网、角色、地位、社会组织之类。
这些因素不仅可见，而且都得到了透彻的研究。
有关研究方法已获认可，研究文献也卷帙浩繁，遍布于许多学科中，如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等。
”其二，针对文化过于宽泛和普遍的问题：“基于这样一个观点：环境的特殊要素（注意‘环境’亦可分解）与文化中特殊的‘下层’要素相应，或对其有益。
……如世界观、价值观、意象、规范、生活方式与行事方式等。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阿莫斯·拉波波特对城市的文化生态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理论场所概念最先受到重视和研究的是现代哲学家爱德华·凯西(Edwardcasey)。
此外，“黑川纪章将城市看作生命体，具有生命体所特有的新陈代谢特征以及城市的多元共生特征。
”新陈代谢学派某些哲学观点与本议题存在相关:①重拾现代建筑中被忽略的要素，如历史文脉、地方风格和场所性质等。
②不仅强调整体性，而且强调部分、子系统和亚文化的存在与自主。
③强调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时性共生，以及不同文化的共时性共生。
”人文社会设计理论阿莫斯·拉波波特《城市形态的人文方面》（1977）城市设计应作为空间、时间、含义和交往的组织将文化生态分析运用于城市空间环境研究的代表人物文化生态学理论；文化生态分析《城市形态的人文方面》这本书中，拉波波特对人与环境的相处、相互影响进行了讨论。
在这里，环境的概念是“有机体、族群抑或被研究系统由外向内施加的条件和影响”。
而文化（如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在城市形体环境的本质——空间组织方式而非表层形状、材料等——的发展变化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拉波波特的其他书中也可以看到。
在《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一书中，拉波波特这样写道：“群体特征因为具有文化性或受到文化影响而不同，从而可以使相似的环境对不同人群产生殊异的作用。
譬如原住民被迫迁移，或令游牧民族定居都会带来严重问题。
”（《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P34）。
拉波波特的研究还提到，即使是动物群体在空间中也不是无序分布的，原因就在于物质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在人类群体中，社会和文化的特点常常可由空间表达。
如城市同质人群社区的分布形式就能充分反映各种亚文化圈的存在。
在《城市状态》的“社区”这一部分中就研究了大量的亚文化圈现象。
例如在同性恋这一亚文化圈的研究中著者提到，“……大都市通常向年轻的男女同性恋者展现着双重的吸引力：一方面，这里使他们能够逃离大城市之外的思想保守和偏狭的环境；另一方面，大城市带给他们寻求性生活和增强人际关系的希望。
对于许多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搬进大都市可算是一场心理和肉体之旅，这种旅程拉大了同性恋和其亲属之间的距离。
这样就产生了阿兰·辛菲尔德称之为‘相反的散居’的社会场面……”。
（《城市状态》P79）当然，文化并非总是导致差异性。
在人类不同文化的深层也存在着某些共性的东西。
在拉波波特的书中有一个例子：非洲新几内亚东部高地和法国13世纪中普遍存在的原始聚落形状、建筑材料、地理条件等都相差甚巨，但其深层的空间组织规则和方式却构造相同。
亦即房间围绕院落组成住宅，住宅围绕广场空间形成群落，而群落进一步围绕更高层次的公共空间形成城镇。
但是，一旦统一聚落的主导型空间组织改变为街道通衢，则导致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聚落形态，在这种空间组织中，人与环境在人类学和生态意义上的复合关系乃是关键变量，它具有一定的秩序结构和模式。
拉氏称此为‘规则’（Rules），并指出，它们都与文化系统有关，文化是人类群体共享的一套价值、信仰、世界观和学习遗传的象征体系，这些创造了一个‘规则和惯例系统’，它可反映理想，创造生活方式和指导行为的规则、方式、饮食习惯、禁忌乃至城镇形态，而且导致了一种跨越时空尺度的连续性。
拉氏的研究还表明，所谓‘无规划的’(Unplanned)、‘有机的’(Organic)，抑或‘无序的’(Disordered)城镇形体环境，实际上植根于一套有别于正统规划和设计理论的规则系统。
若不从文化的视角看城市设计，就会导致许多误解。
例如法国人认为美国城市缺乏文化结构，而美国人则又认为伊斯兰城市不存在什么形态结构等，实质上都是以自己所熟悉的城市规则体系来理解另一种陌生的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