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创新是唯一出路（2012年第一季度党课）鲁迅提出，“立人”、人的发展，理想境界为“致人性以全”。
然而，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与这一境界差距甚远——“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
鲁迅认为，唯一的救济方法是改革，“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
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一、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对于改革，许多人注重社会制度的改革，也有不少人注重西方文化的引进。
这些，鲁迅也是很注重的。
而且，他以自己的方法身体力行。
他坚决地与黑暗的社会制度作斗争，编译西方、特别是受压迫民族的文化经典。
然而，他看得更深，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他对国民性中的弊端给予尖锐的不留情面的批判。
他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
他还指出国民性中的“懒惰”和“巧滑”，揭露“做戏”和“看客”等现象，并塑造了阿Q、孔乙己等集中体现国民性落后面的文学典型。
鲁迅认为，国民性的改革是极其不易的。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从国民性的负面看，他把旧中国比作“黑色染缸”，尖锐地指出：“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
”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改革的曲折性，指出：“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
”鲁迅认为，再难也得改革。
“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变之不可缓了。
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
”中国广义的改革，自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起就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更是意义深远的社会改革。
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党高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改革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都在展开，并不断深化。
30多年的改革，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
改革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先导，恢复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解放思想，突破僵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产生了巨大影响。
进步是历史性的。
然而，与各方面的改革相比，“国民性的改革”跟不上，思想道德领域的问题相当突出，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时有发生。
“国民性的改革”相对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国太穷了，首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10多亿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在一段时期内，出现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很难完全避免。
“国民性”的改变，本来就难，加上历史沧桑和当今国际环境复杂，中国“国民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更难解决。
上上下下为克服“一手软”的倾向，花了不少力气，取得了许多成绩，然而效果仍不够理想。
“国民性的改革”相对滞后，其负面作用相当大，直接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的后腿。
“国民性”弊病，使得各方面改革措施的制订和实施，不同程度地遇到阻力。
特别是在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改革的深化十分艰难。
有的深化改革的措施难以出台，有的改革措施在实施中走样或者实施不下去，有的改革成果丢失。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国民性的改革”不能取得新的进展，不可避免地将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在此种情况下，重温鲁迅“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的论断，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解决思想道德领域的问题，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法制建设，两者必须有机结合。
离开了法制建设，解决思想道德领域的问题，往往是苍白无力的。
二、切实地从文化的基础层面解决问题国民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文化问题。
文化的最高层面是信仰、信念问题，鲁迅谈“立人”，首先强调“非信无以立”。
文化的基础层面则是风俗习惯问题（当然，风俗习惯问题与信仰、信念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对此，鲁迅给予了极大关注。
他赞成列宁（当时译作“乌略诺夫”）对“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所作的分析，并联系中国实际，对“风俗习惯”问题作了深刻论述。
列宁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鲁迅评价说：“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
”接着，他作了自己的分析，指出：“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
”“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可见，鲁迅认为，改革国民性，必须改革国民的风俗习惯，否则，制度层面的改革是没有基础的。
但是，国民的风俗习惯是历史形成的。
要改革是非常不易的，所以，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先要“深入民众”开展调查，而且，不是深入少数人，是深入广大民众，把风俗习惯的具体情况搞清楚，作出全面分析。
其次要立风俗习惯“存废的标准”，好的保存下来，坏的废掉。
再次要注意改革风俗习惯的方法，无论是存是废，实施的方法都要慎重选择。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上述“三步曲”也是考虑得相当周全的。
鲁迅还认为，改革国民的风俗习惯，乃至改革整个国民性，每个人必须从自己做起，他指出：“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
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
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他把自己放在“被改革”的位置，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自己。
”“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
鲁迅的自我改造，既有宏大的定位：“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按：指青年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又从一点一滴做起：“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
毛泽东同志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之成为鲁迅，是与他的自我改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存在于广大民众中的风俗习惯，是渗透人心的深层次文化。
坏的风俗习惯的破坏力是巨大的，时至今日，游离于制度之外而又活跃于制度之中，往往比制度的力量更大的所谓“潜规则”，就是明证。
改革风俗习惯，总是遇到很大的阻力。
正如德国诗人歌德所说：“人类尚不完美的向善决心，总是屈服于根深蒂固的习惯。
”上海旨在改变市民不文明习惯的“七不规范”，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舆论不可谓造得不大，检查有时候似乎也严，然而收效却相当有限。
分析原因，也许仍超不出在对鲁迅提出的调查研究、立存废标准和慎选施行方法的把握上有问题。
仍与每个人不能都从自己做起，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党员不能都带头并带动群众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有关。
如果能够认真地按照鲁迅指出的方向和方法去做，情况就会很不一样了。
三、持续开展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活动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改革也必须从文化层面解决问题——加强单位文化建设，改变员工素质中不适应现代发展要求的因素，优化单位“基因”，以保证体制改革和管理改革的顺利推进，保证单位可持续发展。
单位文化建设，固然要高度重视先进理念的传播，做到“内化于心”；要高度重视在制度建设中体现先进理念，做到“固化于制”；然而，更要重视涉及文化基础层面的工作，重视广大员工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做到“外化于行”。
如果做不到“外化于行”，“内化于心”和“固化于制”，必定会程度不同地打折扣的。
而且，即使“内化于心”和“固化于制”做得再好，也无法取代“外化于行”，“外化于行”是更高的要求，更深层次的文化追求。
理念、制度难以覆盖一切，覆盖一切的往往是行为习惯。
当然，“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和“外化于行”三者之间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缺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行。
高度重视开展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活动，一方面抓总图（按：其实就是抓发展规划，抓重大问题的决策）；一方面抓很多人不管的小事（按：其实就是抓员工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
行为习惯体现人的素质，要做到“走在路上，坐在车上，从气质上，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有素养的。
”坏的行为习惯的改变和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都是很不容易的。
如前所述，列宁认为，要靠先进政党的力量来解决好这个问题——以政治力量来推进文化建设。
党自身必须是坚强有力的，必须有公信力，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来开展群众工作。
列宁的论述对我们的启发是：党是为解决重大难题而存在的。
在破解员工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这道重大难题过程中，必须发挥党员的带头和带动作用。
有了这样一种政治优势，难题就相对易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