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翻译论文浅析隐喻的英汉翻译【摘要】说明在翻译实践这一特殊形式的跨文化交际中如何有效地解读隐喻。

【关键词】隐喻理解;翻译一、引言隐喻翻译是一项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也是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主体性交往行为。

它以“理解”为核心，语言为基础，融社会批判理论、普通语用学、社会进化理论为统一构架。

二、隐喻的解读隐喻是一种语言使用现象，在“词典中找不到隐喻”。

从现代隐喻学观点来看，隐喻现象应在形式上搭配异常，在语义上类属不同，逻辑错位，从而产生了语义冲突，而当听者对冲突产生回应时，便生成了隐喻的意义，即理解了某一隐喻式言语。

对于隐喻的运作机制，有人曾作过这样描述：“隐喻涉及两个不同领域范畴的概念，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一相互作用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

在映射过程中，属于某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领域，最终形成一种经过合成的新的概念结构，即隐喻意义。

而这一映射和整合过程的基础是两个领域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

”这无疑表明对隐喻的理解需要双重划分。

隐喻的理解过程应由两部分组成：隐喻的辨认和隐喻意义的推断。

事实上这就是一个由一级理解进人二级理解的过程。

举一个人们常提到的例子“The tongue is a fire”来说，从表述层理解一级理解，"tongue”被美国传统词典这样定义："the fleshy，movable, muscular organ, attached in most vertebrates to the floor of the mouth, that is principal organ of taste,important organ of speech"。

我们可以认为舌头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首先具有与绝大多数脊椎动物一样的味觉和辅助咀嚼及吞食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是具有言说能力的人的重要语言器官。

以这个基本意义为中心，tongue一词背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意义集合：它可以指形状像舌头的东西，例如tongueof flame火舌，guiding tongue铁路导向尖轨，switch tong开关铜片，而hold one’s tongue keep si lent, lose one’s tongue lose the capacity to speak, as from shock中指人的言说行为和言说能力。

这一言语行为中的另一个关键词fire，在美国传统词典里可以义;" a rapid, persistent chemical change that releases heat andlight and is accompanied与flame”。

同样，在它背后的意义集合中可以找到诸如，cooking fire炊火，forest fire森林火灾，wild fire野火等火的具体形态。

也可以发现其它意义，如The boy is full of fire这男孩非常热情兴奋，He was under firefor mismanagement因管理不善而受到责难。

当tongue和fire这两个背负着各自庞大意义集合的词语被嵌入A is B的基本语言框架句型中去时，两者的逻辑关系就通过“is”发生相互作用。

“is”用来表示一种等值。

所以从字面上看，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从听者对表述层的理解来看就应该推理为：“舌头是火”。

“是”表明两个意义集合在某方面来说是等值的。

然而，从上面我们对这两个词的意义的理解来看，它们显然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将它们之间用“is”连接后，进行常规的等值逻辑推理的是行不通的，于是从表述层上我们能够辨别出这是一个隐喻，从而完成隐喻理解的第一部分。

当听者明确说使用的是隐喻式的言语行为之后，就要对隐喻所表达的真正意义进行推断，那理解当然就要进人二级阶段，理解该言语行为的施行性部分，即理解“说话人的思想的原始的，或内在的意向性”。

可以这样假设，如果“The tongue is a fire”是说给一位正受媒体指责的艺人听的，那么说话人可能含有一种同情或瞥告的意向。

艺人总是倍受媒体关注的，由于种种原因，媒体可能片面地、夸大地报道了某些事实，而这样的报道传播开来便演变成了某种绯闻和谣言，它们将或多或少地给艺人本人或其事业带来一些麻烦。

这种语境为舌头与火的等值逻辑推理提供了一种可能：舌头―人类的语言器官―人的言语行为―媒体的报道―人们对报道的负面反应绯闻和谣言―给艺人本人或其事业带来麻烦毁坏名誉或阻碍事业发展，火―会发光发热的化学物质―光和热过度会引发火灾，毁坏东西，甚至造成人员死亡，这样二者在毁坏这一功能上找到了相似性，逻辑推理就站得住脚了。

“The tongue is a fire”的意思是大众对艺人的多种看法和言论中不乏绯闻或谣言，它们也许会攻击其人格，甚至会因为它们的存在，公司解除雇佣关系，或者没人敢请这位艺人演出。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说话者是在发出人言可畏的感叹，或是在告诫演艺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被媒体捕捉到后进行炒作，从而自毁前程。

至此，听者才完成了对语言语行为的有效理解，导致了听者与说者的某种认同。

完成对隐喻的理解，必须经由一级理解对言语表述内容的理解到达二级理解对言语者内在意向性的理解。

在同一语言体系中是这样，在不同的语言体系间也应该如此，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往。

我们应该怎样操作隐喻翻译就不言而喻了，或保全源语隐喻，或进行译语隐喻替换，或使译语语言显性化都具有可行性，只要它能够帮助听读者完成意向性理解。

三、结语虽然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人们的隐喻概念也时有不同，但并不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各个学科领域的深人发展，翻译学以及在其抬导下的翻译实践活动被不断地注人新的血液。

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这扇新打开的窗户看隐喻翻译时，我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隐喻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具有所有言语行为所共有的双重结构，基于此我们对它应有相应的双重理解，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导向某种认同”的理解。

相信这种思维方式能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更好地解读隐喻。

谈谈英汉翻译中的神似摘要：“神似”也叫“传神”。

“神似”本为书画评语，自从被引入翻译学之后，一直奉为文学翻译的圭臬。

傅雷翻译“神似”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取诸于中国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是中国当代影响最为深远的译论之一，其核心是以传神为主而形神兼备。

本文首先介绍了神似说的发展过程，进而谈到英汉翻译中的神似问题，最后指出“神似说”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英汉翻译神似傅雷一、引言我国的翻译理论源远流长，自成体系。

罗新璋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曾谈到我国翻译体系的四个阶段：“1.古代译经的‘案本而传’;2.严复的‘信、达、雅’;3.傅雷的‘神似’说;4.钱钟书的‘化境’说”。

[1]由此可见，“神似”在整个中国译论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

1951年，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一文中指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1961年1月6日，他在致罗新璋的信中，再次提出“愚对译事看法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

”傅雷为繁荣新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神似说”已成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重要学说之一。

二、“神似”说的发展过程在我国语言翻译理论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当数“神似”论。

“似”指一种语言组织成文的材料不可能完美无缺地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成文材料，是翻译这一由两种语言及其代表的文化所构成的矛盾体本身的一种属性。

衡量译本好坏的最高标准是看它能否译出原文风格[2]，达到最佳近似度，要想将原文所载的各种信息全部转化到另一种文字中非得要有“神”。

“神”即神韵、精神和风格。

翻译不能求全，重在传神，“传神”也即“神似”。

翻译的“神似”，顾名思义，“传原文的精神，透过字面，把字里行间的意蕴曲达以出”[3]，必要时摆脱原文语言形式如词汇、结构、修辞等的束缚。

“神似”说的基本思想，并非傅雷首创，实则由来已久。

1921年，茅盾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首先提出“在‘神貌’和‘形貌’未能两全时，到底应该重‘神貌’还是重‘形貌’”的问题，并在《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一文中进行了详尽阐述：“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只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

文学的功用在于感人，如使人同情使人慰乐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本的‘神韵’，难免要失了许多感人的力量。

”1929年，陈西滢发表《论翻译》一文，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神似”三种概念。

他是用美术创作与翻译比较，进而立论的：所以译文学作品只有一个条件，那便是要“信”。

这不难明白，难明白的是怎样才能算是“信”。

我们以塑像或画像来作比，有时一个雕刻师或画家所塑的，所画的像，在不熟识本人的旁观者看来，觉得很像了，而在本人的朋友家人看来，即可以断言它不是某人，虽然不容易指摘出毛病在哪里。

这是因为雕刻师或画家专求外貌上一耳一目的毕肖，而忘了本人是一个富有个性的活人。

可是有时雕刻师或画家的成绩，连本人的家人朋友都说惟妙惟肖，而在艺术鉴赏者或善观人的眼中，还不是极好的作品，因为他们没有把此人那些不易见到的内蕴人格整体表现出来。

只有古今几个极少数的大画家、雕刻家才能洞见主人翁的肺腑，才能见到一个相处数十年的朋友所捉摸不到的特性。

最先所说的肖像只是形似，第二类超乎形似之上了，无以名之，我们暂名之为意似，到最后的一类才可能说是神似。

也就是说，肖像的“信”，可以分“形似、意似、神似”三种引自陈西滢《论翻译》，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

陈西滢道出了艺术最高境界的真谛，他首次把“神”的概念与“似”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对神似翻译学整体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重大。

四年后，林语堂在《翻译论》中说：“译文所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成的语意。

忠实的第二义，就是译者不但须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译文须忠实于原文之字神、句气与言外之意”。

李健吾在《翻译笔谈》中也谈到“一个译本好是由于传神”。

上世纪60年代，傅雷宣言式的深刻而明了的表达“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象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使“神似”的翻译主张迅速传播开来，并为翻译界普遍接受。

他总结了从严复提出“信达雅”以来五十年的翻译发展所取得的经验，包括了较“信达雅”更多的内涵，把翻译纳入了文艺美学的范畴。

傅雷在翻译上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译文要“神似”原文的最高境界。

现代语言大师王佐良先生也认为“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还有比词对词、句对句的对等更重要的通篇的‘神似问题’”，并且还指出翻译“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4];刘重德的新标准“信达切”中的“切”就是风格要切近[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