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理论一、概念理论建构于概念之上。

对于交易费用为何，学界众说纷纭。

交易成本为英文“transaction cost”汉译，亦有学者将之译为“交易费用”。

一般认为，交易成本这一概念首先由科斯于《企业的性质》中提出。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企业何以存在”这一核心议题。

科斯[①]认为，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有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成本共同决定。

前者主要为“使用价格价值的成本”。

在这篇文章中，科斯并未对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作出清晰界定，而是采用列举法，认为交易费用包含了“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以及由于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所导致的成本等”。

20世纪60年代后，伴随着科斯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引起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交易成本的内涵得到拓展，其外延也进一步被细化。

威廉姆森把交易费用分为合同签订前和合同签订后，前者而包括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谈判和确保合同履行所付出的成本；后者则包括了不适应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建立及运转成本和保证成本等。

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的性与机会主义行为；客观原因则包括了交易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维度：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的不确定性程度和资产专用性条件[②][③]。

张五常在《新玻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经济制度与交易费用”条目中将交易费用定义为“那些在鲁宾逊·克鲁梭(一人世界的) 经济中不能想象的一切成本, 在一人世界里，没有产权，也没有交易，没有任何形式的经济组织”。

从数学角度，汪丁丁[④]将交易费用定义为给定的不完备的知识集合上对可供选择的制度做选择的机会成本。

综合来看，交易费用有别于生产费用。

生产费用可以认为是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必然要支付消耗的生产资料并支付劳工的劳动报酬的总。

交易费用则是交换过程中的讨价还价、签订合约、监督合约履行产生的费用。

二、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围绕核心概念“交易成本”展开。

交易成本理论以交易为分析单位，是研究经济组织的比较制度理论。

惠双民[⑤]（2003）认为，交易成本理论经济学强调不完整契约，探索交易的特征及其对成本的影响，使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是一种包含了经济学、组织理论和契约法的交叉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以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

在一个具有完全理性的世界，或言一个完美的市场里，决策者可以预见所有结果，这时不存在交易成本。

换言之，交易成本理论是研究“不完美市场”的经济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以交易为分析单位，威廉姆森[⑥]区分了交易的三个维度，即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

资产专用性, 即如果两个人的交易中, 某项投资是专用的, 那么该项投资挪作它用就会大大贬值。

资产专用性可分成五种类型：场所专用性, 这与存货、运输费用有关; 有形资产用途的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 这与干中学有关；专向性资产, 它与顾客特别要求的投资有关; 品牌资产的专用性(1989)。

不确定性，即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和交易者行为的不确定性。

交易频率, 即在某段时期的交易次数, 是一个相对的维度。

威廉姆森假定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人们不但具有有限理性而且还具有会主义行为倾向。

由于有限理性，契约是不完全的;由于人类的机会主义行为, 契约必须起到防护作用, 防止机会主义可能造成的危害。

威廉姆森援用美国法学家麦克尼尔的契约分类法，讲契约分为古典契约行为、新古典契约行为和关系契约行为。

古典契约对应完全理性的市场交易条件，为法规，正式文件；新古典契约的条款是不完全的，留下了重新谈判、重新签订契约的空间；关系型契约强调契约的“延续性”和“复杂性”，为当事人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

巴泽尔在《产权的经济分析》一书中，跳出传统的“内化外部性”思路，从“公共领域”的角度进行产权研究。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20世纪50年代德国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最早提出，并由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马贝斯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巴泽尔提出，“公共领域”和“公共财产”普遍存在，需要组织约束和控制的理论观点。

他认为, 如果交易成本大于零, 产权就不能被完整地界定, 以及商品或资本的各种属性的所有权被分割后不能完全地界定, 因而会有一部分有价值的资源和一些属性的所有权留在“公共领域”, 产生寻租和侵权行为。

同时, 大规模经济所包含和获得的许多属性会被置于公共领域, 产生公共财产问题。

还有, 各种资源和属性的所有者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一致。

为监督和维护各种限制条件的执行, 就需要组织，需要组织来进行控制，做出排他性的规定, 约束和限制权利, 避免相互侵权。

图2-1 产权的公共领域形成图[⑦]图中R 代表产权收益曲线，C代表交易成本曲线。

E为产权收益和交易成本相等时的均衡点。

M为产权界定的净收益曲线(M=R-C)，在产权界定程度到N时取得了均衡,此时产权界定的净收益M等于0。

因为资产的一些基本属性是很容易界定清楚的，花费较少的交易成本就可以获得比较明显的产权收益，而当界定产权的行为向一些不重要的，更为细微的属性拓展时,将要花费越来越大的交易成本，而产权收益增量则逐渐减少。

一项资产的产权收益不可能无限大，产权界定程度也不可能无限精确。

假定它们都有一个最高值，分别记为B和H。

三边形REF 就为产权未被界定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的面积将随着产权收益曲线和交易成本曲线的变动而变动。

对于如何测算和量化交易费用，众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Wallis和North （1986）[⑧]采用绝对量计算了美国经济中交易费用占资源耗费总额的比重。

Wallis和North将整个经济部门划分为交易部门和转换部门，分别计算交易费用然后求和。

其中，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为部门所利用的资源的总价值，转换部门的交易费为部门从事交易服务的职员人数和薪水的乘积来计算。

威廉姆森（1985）[⑨]提出了序数比较的方式测度交易费用。

张五常（2003）[⑩]认为，交易费用的测量分为计数测度和序数测度，理论上交易成本可以用基数进行测量，但是由于测度本身的交易费用很高，因此可以采用序数测度。

在公共部门的政策进行评价的时候，可以进行交易成本的测算，进而评价公共政策的效率。

McCann和Easter（2000）[11]藉由国家资源保护服务部门数据，测算了减少非点源污染政策的交易费用。

Mettepenningen、Evy等（2009）[12]采用调查法对对比分析了包括交易费用在内的多种农业环境计划所包含的成本，并采用一年登记法对具体的成本值进行测度。

Djankov、Simeon等（2002）[13]对85个国家的商业进入管制程度进行了调查研究，估计了差异较大的各国商业进入的管制程度等。

三、思考不同于俄罗斯等苏联解体国家的激进式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

在这种改革中，新制度经济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核心的交易费用理论对改革的指导作用也同样不可小觑。

因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制度变迁的过程，而节约交易费用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目标，利用交易费用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及指导改革，但目前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

利用实证研究分析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联合起来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就可能更好地解释改革的过程，同时为未来进一步的改革进行有效指导。

转型国家往往面临一系列的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式增长，从两极分化转向共同富裕，从一元化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化的价值观，从生态危机转向生态文明。

在这种急剧转型的过程中，涉及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的转换与磨合，必然面临巨大的交易费用。

如何降低转型的交易费用是转型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急需理论予以回应。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被认为是公共物品。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随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稀缺性的加剧，运用基于产权界定的市场手段配置这些资源是可能的，关键是交易费用的高低。

只要交易费用低廉，市场配置就是可能的。

因此，在水权、林权、矿业权、排污权、碳权等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廓清交易费用的构成、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降低交易费用的途径等。

就我国而言，在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构建上仍存在着产权关系模糊不清、政府监管不力、体制不完善等问题，所以，结合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等对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进行研究不仅意义重大，也很可能在理论研究及实践中带来突破。

[①]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economica, 1937, 4(16):386-405.[②] Williamson O E. Markets and hierarchies[J]. New York, 1975, 2630. [③] Williamson O E.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9, 22(2): 233-261.[④] 汪丁丁. 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J]. 经济研究, 1995(9):72-80. [⑤] 惠双民. 交易成本经济学综述[J]. 经济学动态, 2003(2):73-77.[⑥] Williamson O E. Markets and hierarchies[J]. New York, 1975, 2630.Williamson O E.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9, 22(2): 233-261.[⑦] 王光庆. 产权的公共领域--巴泽尔经济思想介评[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03(3):50-53.[⑧] Wallis, John J., and Douglass North.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1970."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95-162. [⑨] Williamson, Oliver 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Press (1985).[⑩] 张五常. 定义与量度的困难——交易费用的争议之三[J]. IT经理世界, 2003(18):102-102.[11] McCann, Laura, and K. William Easter. "Estimates of public sector transaction costs in NRCS program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32.3 (2000): 555-563.[12] Mettepenningen, Evy, Ann Verspecht, and Guido Van Huylenbroeck. "Measuring private transaction costs of European agri-environmental schem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52.5 (2009): 649-667.[13] Djankov, Simeon, et al. "The regulation of entr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1 (2002): 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