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沿线的语言与文化交流丹尼斯 西诺尔 著黄长著 译单个的人之间和人类群体之间总是以许多各不相同的方式相互影响,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大型研究计划!实质上是试图揭示把几种欧亚文明联结起来的贸易路线沿途的文化相互影响的情况。

丝绸之路! (Silk Road(s))这个术语使我们联想起满载着稀有物品、行进于沙漠中的驼队的情景,驼队把这些来自遥远的、甚或是所谓神秘的!东方商品运至西方世界。

这一总的印象部分是丝绸!一词的词义造成的,它是一种商品的名称,通常而且正确地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丝绸最早就是在中国生产的。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丝绸之路!其实是德国地理学家冯 李希特霍芬(1833∀1905)用来为他在19世纪创作的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起的名字,旨在唤起人们对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有过往来(首先是贸易往来)给予关注。

丝绸仅仅是流通于纵横交错地分布在广袤的欧亚大陆的许多路线上的许多商品之一。

本篇短文将对东、西方之间陆上交通要道沿线使用的语言提供某些情况。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东方和西方是两个相互关联的词,它们之间并没有一条泾谓分明的分界线。

有的只是一个地理上的连续体,从岛屿延伸到岛屿,从爱尔兰远及日本。

东方!(Orient)和西方!(Occident)属于纯粹的概念范畴,在这二者之间具有一种纯粹想象的二元对立,因为假如说西方存在着某些区别性特征的话(比如几乎普遍采用拉丁字母和基督教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那么我们要在东方!内部寻找这样一些统一因素,就真是枉费心机了。

即使在西方,东方!这个词也总是有多种用法;它可以指有着广泛区别的几种文化,如中东人的文化,印度人的文化或中国人的文化,它过去的确是这样用的,现在也仍然是这样用。

全球化进程目前的这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是交通运输和通信系统极大改善的结果。

一种见解、一幅图画瞬间即可从地球上的某一地传输至另一地;一件物品用不了一天便可从世界上任何地方运抵另一地方。

跨文化的相互关系如今是永恒的,而伴随这种种关系而来的则是思想和物质成就的传播。

可是我们应该记住,在发明铁路以前,陆上运输的速度或多或少是不变的,至多是相当于马的速度,它本身取决于转运系统的效率如何。

海上运输的速度可变性要大一些,而且总的来说要快一些,虽然它不过是把一个个港口连接起来,而从港口通向腹地的道路则可能会耗费相当多的时间。

尽管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运送的速度可能不及运输工具所能允许的速度快,但它们总归是在被运送。

全球化进程的速度即使曾经比较缓慢,但它始终是在不断地继续下去,它所遵循的是一个简单的模式:数量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吞并掉处于劣势地位的;多数人所说的语言取代那些没有多少本族人使用的语言。

一种文化成分(精神的或物质的)的传播与某种热源的辐射并不总是一回事,因为热辐射的作用会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弱。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宁可把某种文化成分的传播比作一枚导弹,该导弹只会对它命中的地方的环境造成破坏,但却不会对它从其上空越过的地区造成什么影响。

让我们仿照国际象棋来进行我们的比较,借用思想的过程可能是仿效象!或车!的直线运动的走法,但是,同样也可能像马!那样跳过几个格子。

一个单独的人可能会把将影响他所定居或所发现的地方的某种知识或技能带到该地方去,但却不会在他经过的地方留下什么痕迹。

战后有些专业性很强的德国学者移居美国,就曾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影响;类似的情况过去也有过,尽管人们对这些情况的认识比较缓慢,况且它们也并不太引人注目。

公元前2世纪晚期,托勒密王朝的一些官员救起了一位因海难遇险的印度海员,该海员显示了从埃及到印度的航海技术。

17世纪,一些耶稣会会士把西学中的基本要素带到了中国,却并未给位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地区造成任何影响。

纯粹地理上的考虑可能会使我们想到,在佛教向东传播的过程中(关于这一点,容稍后详述),总是在不断迁徙中的粟特人曾经起了重要作用。

#1∃虽然情况的确如此,但人们必须注意到,几乎所有尚存的粟特文佛教典籍均是译自汉语,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连那些典籍中出现的来自印度的词,居然在外形上也能看出汉语的影响。

伊朗人思想对吐鲁番地区进行渗透的前锋部分并非像人们可能会预料的那样,是沿最短的路线前进的:摩尼教在7世纪后半叶是从中国其他地区传入吐鲁番地区的,而不是像人们能够预计的那样,是从波斯帝国传入的,尽管事实是:摩尼教不过是稍早些时候由粟特商人带到中国去的。

在近代以前时期,进行长途旅行的主要动机是贸易、从事宗教活动或作战。

就我们今天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不去理会以上三种活动中的最后一种,而头两种活动的进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头和书面的沟通。

保险地说,语言永远是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沟通的唯一最重要的工具。

然而正是语言的这种在不同文化间进行交流时的重要性本身,却使得较小的民族所讲的那些语言易于受到伤害。

用某个人所不懂的语言跟他讲话,这是毫无道理的;用圣奥古斯丁的话说是:一个人宁愿与他自己的狗呆在一起,也不愿与别一个说陌生语言的人呆在一起。

!#2∃沿丝绸之路所使用的语言的多样性是很不寻常的。

在德国赴吐鲁番探险队于本世纪初发现的文献中,描述了17种语言的情况。

我们有充分理由假设,在历史进程中,仅欧亚大陆一地就有数百种语言终止使用。

其中不仅仅包括小民族的语言,这些民族的命运历史上也有记载,但他们仅留下了极少(如果有的话)有关他们存在的书面或考古的遗迹。

一旦强大的帝国衰败或崩溃∀∀∀埃及帝国或苏美尔帝国的例子立即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在很多情况下,伴随这些帝国厄运的还有它们的语言:这些语言会随之被废弃不用和逐渐被淡忘。

在丝绸之路穿过的那些地区,人们除了别的一些民族的语言情况外,还可举出唐古特人(党项人)、粟特人和阿兰人的情况。

唐古特(西夏)帝国在1032年至1227年被成吉思汗摧毁时止的这段时期中,兴盛了大约两个世纪。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唐古特(西夏)铭文之前,所有有关这个一度强大的民族的资料都源自中国。

1036年,唐古特人创制了最复杂的文字,包括差不多6000个表意字,唐古特人用这样的文字来创作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以及用来翻译汉语的非宗教文献和佛教典籍。

这种文字和语言现在仍然是人们费尽脑子进行解读的对象。

更有意思的是其他民族对粟特人的同化,这造成了粟特人的语言的消亡。

粟特人公元前6世纪以来就已为世人所知,他们基本上是处于外族统治之下,在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之前,他们作为一个奇特的民族生存下来。

粟特人城市的遗迹(如塔吉克斯坦的彭吉肯特,有着辉煌的壁画)今天仍然能博得世人的赞叹。

粟特人被剥夺了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中国的一项资料认为,粟特人一直是什么地方能获利就到什么地方去!,#3∃他们因此而成为中世纪早期穿越大陆的贸易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受益者。

粟特人同时也是把诸如摩尼教这样的伊朗人的思想传播到东方的主要传播者,他们把摩尼教传入中国,并使其成为蒙古汗国的突厥回鹘的国教。

尽管粟特语文字系统(利文,来源于阿拉米字母)得以保存下来,而且今天蒙古人仍在使用,但在本世纪人们发现所有这些成就之前,它们一直是被湮没的。

仅仅是在本世纪初期,德国学者F W K 缪勒(M ller)才识别了粟特人一度广为使用的语言的第一个文字残片。

到公元第一个一千纪末期,中国新疆等地的粟特人大概在经历过一个双语时期之后,便被突厥人吸收和同化,它们的语言也随之被废弃不用。

一位聂斯脱利派信徒大约在10世纪末用粟特(利)文书写的一份贸易文件中,就包含一些回鹘文句子。

然而,回鹘语的使用却未能在丝绸之路沿线得到传播,粟特语作为商贸语言的地位被波斯语和库曼语取代了。

今天我们从书面遗存中所知道的伊朗语族东中部诸语言(例如粟特语、乔拉斯米亚语、于阗语、图姆舒克语、大夏语、萨尔马特语)中,没有任何一种有尚在使用的直接后裔语言。

库曼人所使用的突厥语,曾是丝绸之路沿线的一种交际媒介语,我们仅仅是从少数几种现存的文献中才知道的;该语言到18世纪末期已消亡。

对其他许多语言我们仅仅知道其名称而已。

在纳乌尔沙漠发现的五种遭到严重损坏的贵霜(库善)铭文残卷,为人们提供了使用于该地区的混合型语言和文字的极好例子。

这五种铭文残卷中的两种属于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大夏语文献,一种属于用来源于阿拉米文的卢文字书写的中部伊朗语文献;另两种用一种尚未被解读的文字书写,因此所属语言也尚未得到识别。

已经有人提出,这五种铭文残卷中,至少有一种是中国人称为月氏人!而希腊人称为托卡罗人!的语言的碑记。

公元一世纪,阿兰人(其后裔奥塞梯人今天生活在高加索地区)曾经是居于里海和顿河之间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四世纪,他们中有些人紧随匈奴人之后或与匈奴人一起向西迁移,并于五世纪初定居在今天属法国的版图上,在那里,他们很快就被当地居民同化。

但是在著名的黑斯廷斯战役中,佯装撤退的内亚策略(the Inner Asian tactics)被阿兰伯爵成功地加以运用。

今天,Alan这个名称继续存在于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地名中,类似的多得难以数计的Allan,Allen,Allain等姓氏在我们的电话号码簿中随处可见。

然而,在公元初年,阿兰人的最主要的部分曾经居住在河间地带,中国人对他们很熟悉。

在13世纪,当在顿河流域还能见到有些阿兰人∀∀∀也称作阿斯人!∀∀∀时,其他阿兰人则组成了一支精锐的部队,约三万人之多,这支部队创建于1272年,为中国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服务。

随后,孟德高维诺的约翰使这些阿兰人皈依天主教,他曾是当时北京(即中国元朝首都汗八里)的首任天主教大主教,他故去的时间不会晚于1330年。

1336年,这些居住在中国并为蒙古族服务的阿兰人的首领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法国的阿维尼翁的教皇那里去,敦促教皇任命一位新的大主教,以接替孟德高维诺的约翰。

另外,这同一个代表团还带去了一封信,这是中国的最后一个蒙古族皇帝图干铁穆耳于1336年7月写的,信中他向教皇推荐了阿兰人,称阿兰人∀∀∀我的仆人和您的基督教子孙!,他还请求教皇从日落之处赐予我们马匹和其他奇迹!。

#4∃这封信可能是用蒙古文写的,但保存下来的只是拉丁文译本。

这些阿兰人(也被称为阿斯人)的后裔在17世纪的蒙古族!各部族中仍然常被提到。

这一简略描写揭示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虽然我们能够了解阿兰人约1500年历史的主线,虽然这历史的空间跨度自高卢始至中国止,但我们却无法确定阿兰人特有文化的特征,迄今为止在他们语言中唯一能找到的遗存便是一块使用希腊字母刻写的墓碑、拜占廷历史学家策策斯记录下来的少数几个句子,以及在匈牙利发现的一本15世纪阿兰语 拉丁语词汇汇编;一批阿兰人在他们有些同胞在中国服役的时候迁徙到了匈牙利。

粟特人和阿兰人连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涉及广袤的土地、延续达许多世纪的大移居过程中消失了。

他们的情况为欧亚大陆的语言逐渐走向统一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