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马克思主义》目录前言 (3)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3)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5)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践行 (7)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建议 (8)尾声 (10)前言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一个伟大的真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
从此以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它的指导下，同资本主义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
其中不乏惨烈的巴黎公社运动，无疾而终的前苏联，但是，翻越千山万水，马克思主义却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几十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竭力唱衰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展现出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与活力。
马克思究竟为何方神圣，他所创造的的理论为何能在并不符合假设条件的中国生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有何进一步的影响？这些问题组成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理解，我们尝试着去寻找答案，探寻我们心中的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1818 年5月5日出生于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王国莱茵省（属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
他的祖父洛宾·列维是一名犹太人律法学家，他的父亲希尔舍·卡尔·马克思，后改名亨利希·马克思（Heinrich·Marx）（1817年2月改信基督教路德教派），生于1782年，同荷兰裔犹太女子罕丽·普列斯堡结婚，生育多名子女，但从一份确定继承人的文件中发现，只有卡尔·马克思和三个女儿索非亚、爱米尔、路易莎存活。
1830年10月，马克思进入特里尔中学。
中学毕业后，进入波恩大学，18岁后转学到柏林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大部分的学习焦点却摆在哲学和历史上。
1840年，普鲁士新国王腓特烈威廉即位，迫害自由主义民主人士，要求所有出版物都必须通过严格审查，大学失去学术自由，新国王任命的柏林大学教授F.W Von Shelling将会审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但马克思博士论文里哲学高过神学的立场不可能被反黑格尔的教授所接受，所以马克思将博士论文改寄给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国的耶拿大学（Jena）审查博士资格。
1841年马克思以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申请学位，并因得到委员会一致认可，未进一步答辩而顺利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
毕业后担任《莱茵报》主编，遇到了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颇为有名的“林木盗窃问题”。
1836 年，在普鲁士因此而受到刑事处罚的有15 万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
面对这种相当严峻的社会形势，普鲁士统治者不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反而出台了一个更严厉的法案, 将人们在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和其他一些仅仅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也升格为”盗窃犯罪“,给予刑事处罚。
马克思根据1841 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于次年10 月写下《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谴责资产阶级立法偏袒机关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剥夺贫民捡拾枯枝等习惯权利，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森林立法观。
对于《莱茵报》所发表的观点，普鲁士政府非常气愤，他们立刻派人查封了《莱茵报》，迫使它停止印刷。
马克思一气之下，辞去了报纸的主编职务。
马克思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后悔，相反，他更认清了反动政府的丑恶本质。
他在寻找着时机，去继续与反动政府作坚决斗争。
1843年《莱茵报》发行许可被普鲁士国王撤销，因为马克思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俄国沙皇的文章，引发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不满，普鲁士国王接到沙皇的抗议后下令查禁莱因报，马克思因此失业。
在此期间内，马克思认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是工厂主子弟却十分欣赏马克思的主张，经常出钱赞助马克思的活动与生活，马克思做学问思考认真严谨但生活随性，经常拖延要交给报社的文稿，恩格斯常协助马克思的工作并代笔部分文章。
1844年9月，恩格斯到访巴黎，两人并肩开始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并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1845年12月，马克思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
其后与恩格斯一起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
书中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进行了分析，从而第一次有系统地阐述了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为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奠定了初步理论基础。
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
1847年6月，改组同盟并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此后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也波及到比利时。
1848年3月，马克思遭到比利时当局的驱逐。
在法国临时新政府的邀请下，马克思夫妇回到法国巴黎，恩格斯也抵达巴黎。
1848年4月，在德国无产者的资助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回到普鲁士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
随后几乎所有的编辑或遭到司法逮捕，或遭驱逐出境。
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接到普鲁士当局的驱逐令。
在5年时间里，马克思因为经济和债务问题，精神焦虑，受疾病所苦情绪不佳，四个孩子中的三个死亡。
但在这期间，马克思写出了他的最重要著作——《资本论》（第一卷）。
从1852年2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我们看到这位全世界著名理论家的困境，马克思写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
”不久又写信向恩格斯倾诉：“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有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没有买药的钱。
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饥饿贫困和家务琐事，困扰着马克思，他心情愤怒烦躁，无法集中精力和智慧进行理论创作。
对马克思的困境，恩格斯当作是自己的困难。
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2月初我将给你寄5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
即使我因此到新的决算年时负一身债，也没有关系。
……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5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要钱，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
”此时的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办事员，收入也是十分低微的。
到后来只要恩格斯一涨工资，他对马克思的资助就多一分。
在1851至1869年间，马克思总共收到了恩格斯3121磅的汇款。
正是靠着恩格斯的倾囊相助，马克思才得以长期地一心从事科学著述，直至《资本论》的诞生。
恰如列宁所说：“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二不断地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
”马克思的一生多灾多难，每当马克思受到了挫折和打击，思想情感有了悲痛和压抑，恩格斯总是想办法安慰开导，他已然成了马克思一家的避风港——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只要一到这儿，剩下的就只有安静与平和。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崇高友谊，为人类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这两位伟人的伟大友谊告诉世人：建立在共同信仰和追求基础之上的友谊，是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
马克思对现实事件、人类心灵所产生的冲击，比任何一位现代知识分子都要来得大。
之所以如此，最主要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概念与方法论吸引人——尽管他在这两方面确实对不够严谨的心灵有强烈的感染力——而是因为他的哲学已经在全球两个最大的国家（俄国与中国）及其众多卫星国，落实为实际的制度。
就此而言，他可堪比拟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从五世纪到十三世纪，教会领导人最常阅读的就是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他的思想也因而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
但马克思的影响力更为直接，因为他想象自己所应拥有的那种个人独裁（底下将会讨论这一点），由他三个最重要的门徒——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付诸实现，并给人类带来难以衡量的后果。
就此而言，这三人可说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十九世纪中叶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典型的十九世纪哲学，其特征就在于宣称自己是科学的。
「科学的」，是马克思最强烈的赞美词，他惯用这个词来区分自己与其众多敌对者：他与他的作品是「科学的」，他的敌对者则否；他觉得已经找到一种类似达尔文演化论的科学方法，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人类行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而且历来的其他哲学都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有其他哲学会是科学——这个观念深植于他的门徒所建立的国家官方教条中，因而左右了这些国家的学校与大学所有学科的教学。
这种情形还扩及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因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为权力所蛊惑，而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则诱使许多教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纳入他们自己的学科领域，特别是不精确或看似精确的学科，像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与地理学。
如果一九四一到四五年中欧与东欧争夺战中获胜的是希特勒，而非斯大林，而且希特勒把他的意志加诸世界上的广大地区，那么毫无疑问地，同样宣称科学的纳粹教条，譬如其种族理论，将被赋予学术的假面具，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大学之中。
但军事上的胜利让马克思主义者占了上风，而不是纳粹。
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结出的最大硕果和产生的最有力的思想派别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马克思主义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经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了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不仅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可以说，二十世纪是马克思主义让中国翻天覆地的世纪，这一点已是无可质疑的了。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从纷繁复杂的西方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独占鳌头，如此左右中国人的命运？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又是如此命运多舛，但同时又能够突破重围，获得新生，取得重大成就，领导中国人民结出革命和建设的双重硕果？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问题。
只有深刻地认识这一问题，才会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有一个清醒的把握，才会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确实的认识，也只有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做出科学的预测。
近代以来中国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如同认为十月革命是早产的胎儿一样，一些“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今还怀揣着这样的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是早产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是纯粹革命意志的怪胎。
这部分人认为，近代中国的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民主革命，理所当然的应当是资产阶级占据革命的领导者，这里没有无产阶级什么事，无产阶级顶多是作为革命的拥护者而出现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只能留待以后才能实现。
这多么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非议俄国十月革命所发的议论，在他们看来，这才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