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趋势：传统上，国际贸易的结构分析往往采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根据产品的要素密集度或技术密集度进行分析。

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劳动密集或资源密集产品占较大份额，而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产品占较小份额，则该经济体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比较低。

产品的要素密集信息来自于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而世界各国(或地区)一般只是给出产业分类的二位数水平的投入产出表，研发支出数据也一般只能在产业水平上得到，所以，这种方法只能在产业水平上实施，从而只能粗略地测度一个经济体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

第二种方法是简单考察国际贸易产品分类，例如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一位码下产品的出口份额。

因为，SITC分类中的第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和第8类杂项制品等大类产品往往被认为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而前四类例如第0类食品及活动物、第1类饮料香烟类、第2类非食用原料等被认为是仅仅具有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所以，经济体第7类或第8类产品的出口份额高，而前四类产品出口份额低，就被认为该经济体出口贸易具有较高的技术结构。

这些传统的贸易结构分析方法，在产业水平或粗略的产品分类水平上分析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主要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条件下是有效的，从而是迄今经常被采用的方法(安德逊，2005；WTO，2005；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实践部门的分析)。

但是，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形式的条件下，传统的产业水平上结构分析法就不再有效了。

产业内贸易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同一类产品上进行贸易，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产品之间的差异不在于花色品种等，而主要在于技术含量水平。

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完全有可能集中在该产业中的低技术含量(或高技术含量)产品。

这样，传统的产业水平上国际贸易分析方法，就可能严重高估(或低估)该经济体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

实际上，近几十年来，世界生产和贸易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垂直专业化分工，而世界贸易的高速增长就源于这种垂直化分工(Feenstra，1998；Yi，2003；Grossman and Helpman，2002，20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增长也来源于这种贸易方式。

1981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全国总出口的比例为4.82%，1990年上升为40.94%，而2004年进一步上升到55.28%，而加工贸易正是一种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高度一致的具体贸易形式。

中国的总体垂直专业化程度已经高于韩国等OECD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Hummels and Yi，2001；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

平新乔(2005)研究了中国出口中来自国内和国外生产的价值比重，结果表明1992—2003年间，中国出口贸易的“来料加工”的价值比率从14%上升到21.8%，即上升了一半多：这说明有效测度一个经济体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必须考虑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深入到产品水平上，或至少在更加详细的产品分类水平上。

传统的国际贸易结构分析方法主要是受到投入要素数据可得性的限制，于是，最近的一些文献提出了一种仅仅基于国际贸易数据和各国(或地区)收人数据的分析方法。

关志雄(2002)用产品的技术附加值测度产品的技术含量；樊纲、关志雄、姚枝仲(2006)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方法。

Lall、John and Zhang(2006)(以下简称LJZ)提出了“复杂性指数”的概念来测度不同产品的复杂程度；Hausmann，Jason and Rodrik(2006)(以下简称HJR)提出用“产品对应的收入水平”(记为PRODY)测度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作为产品技术含量的测度指标。

由于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可以在很高的分类水平上获得，所以，这些方法都可以在产品水平或更高的产品分类水平上分析国际贸易的技术结构。

这些方法首先为每类产品确定技术含量水平，然后，分析经济体出口(或进口)贸易的技术结构或整体的技术水平。

在确定某种产品的技术含量水平时，这些方法具有共同点：它们都把该产品的技术含量赋值为各国(或地区)收入水平的加权和；不同的是，关志雄(2002)和LJZ以各国出口该产品的世界份额为权重，而樊纲等(2006)和HJR以各国在该种产品出口上的比较优势(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为权重。

以产品的技术含量为基础，樊纲等(2006)构造了2003年与1995年中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技术高度指数，认为相对于1995年，2003年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高度得到了提高。

LJZ对中国出口贸易篮子的复杂性指数的计算显示，2000年中国出口篮子的复杂性指数低于1990年的水平，LJZ同时指出该指数在不同的时点上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但通过世界排名也没有发现中国出口篮子复杂性具有明显提高。

HJR提出了一个衡量经济体贸易篮子生产率水平的EXPY指数，Rodrik(2006)对该指数的具体计算显示，自1992年到2003年，中国出口产品的精密化程度在不断增加，并逐渐缩小了与韩国之间的差距。

樊纲等(2006)通过将产品分组归类为不同的技术等级而研究了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的技术结构，通过比较2003年与1995年中国各技术等级产品上的出口份额，认为中国中等偏上技术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大幅增加，而低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大幅下降。

LJZ则比较了2000年与1990年中国出口各技术等级产品的世界份额，并认为中国在中等技术产品上出口的世界份额增长最快，在最高端和最低端产品出口的世界份额也有大幅增长，而中等偏上技术产品出口的世界份额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对产品的分组归类，樊纲等(2006)和LJZ方法都是根据产品类别数进行简单归类的。

综上所述，以上完全基于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和国家(或地区)收人数据的分析方法，将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的分析推进到产品水平，而克服了在产业水平上传统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这些新近出现的方法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对产品技术含量的赋值完全建立在国际贸易数据和各国(或地区)收入的基础上，即根据产品在各国(或地区)的贸易分布决定产品的技术含量，忽略了产品的贸易分布与生产分布之间的差异；另外，产品的技术含量赋值权重也存在争议。

第二，仅仅根据产品的数目对产品进行分组归类，缺乏一定的客观标准而具有随意性。

各子类产品之间规模不同，所以按照相同数目的子类产品归总得来的大类产品规模本身不具有可比性。

第三，经济体出口贸易篮子的整体技术水平与技术结构高度没有进行严格地区分，容易误将技术水平的提高看作技术结构的提高。

第四，以上文献仅仅分析了中国个别年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不能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及其变迁的全貌以及在不同阶段可能存在的不同特征。

本文试图建立产品技术含量的新测度指标，并以该指标为基础，建立分析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一套工具，以克服上述方法存在的缺点，并应用这些工具分析自1980年到2003年中国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及其变迁过程。

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新的分析方法一个经济体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的分析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步骤：第一步，确定每一类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第二步，根据经济体在不同技术含量产品上的出口份额，分析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

这样对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分析就是建立在产品水平上，克服了传统的产业水平上分析方法的缺陷。

经济,国内宏观-[(一)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新假设和新方法LJz提出的计算产品复杂性指数的假设为：一类产品越由高(低)收入国家出口，该产品的复杂性越高(低)。

但是，确定某类产品的技术含量不能仅仅根据由哪个国家出口，而应该根据由哪个国家生产。

本文将计算产品的技术含量的假设重新确立为：一类产品越在高(低)收入国家生产，该产品越具有高(低)技术含量。

其基本逻辑是，高收入国家生产的产品如果没有高技术含量，其生产就难以支付高的劳动力成本，最后就会被转移到低收入国家生产。

在该假设下，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仍然是生产该类产品的各国收入水平的加权和，但权数为各国在该产品的世界总产出中的份额，即产品j的技术含量指标TC j为：其中，Y i为国家(或地区)i的人均收入，Ps ij为国家(或地区)i生产产品j的世界份额，即赋值权重。

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与“复杂性指标”的不同在于，前者以产品的总生产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为计算权重，而后者以产品的总出口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为计算权重。

两种权重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比如美国的国内市场大，其生产的产品就会有较大的比例在国内市场上进行交易，而越南国内市场小，其生产的产品就会有相对较高的比例在国际市场上交易。

前者的大部分生产不能体现在国际贸易份额中，而后者的大部分生产却体现在国际贸易份额中，即各国产品的对外贸易倾向不同。

这就造成了贸易份额与生产份额之间的差异。

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规模和国内市场都相差悬殊，各国产品的对外贸易倾向就会有巨大差异，从而各种产品的贸易分布必然与生产分布相差悬殊。

所以，根据产品在各国间的贸易分布，不能准确地得到该类产品的平均技术含量。

在实际计算中，生产的世界份额Ps ij的数据不能直接得到，但可以采用近似计算。

某类产品的世界总产出在各国的分布之所以与总出口在各国的分布不同，主要是因为不同国家的出口倾向不同。

所以，在各国的出口份额的基础上，经过出口倾向调整，可以得到各国生产份额。

由于不能得到每一类产品的出口倾向的数据，而只能得到国家总产出的出口倾向，即出口贸易依存度，所以，以出口贸易依存度近似代替各类产品的出口倾向。

于是，各国在各类产品世界总生产中的近似份额Ps′ij为：Ps′ij=es ij／td i其中，td i表示国家(或地区)i的贸易依存度。

由于近似计算的原因，该指标的总和不等于1，所以需要对其进行标准化，得到计算产品技术含量中的权重ωij即：故产品j的技术含量指标的实际计算公式为：本文称之为可计算的产品j的技术含量指标，它可看作是对产品复杂性指标的修正，简称产品的技术含量，也记为TC。

这样得到的是产品技术含量的美元值。

该指标对复杂性指标的改进体现以下两点：第一，相对于复杂性指数等指标，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TC对技术含量的测度更为准确，因为构建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的假设基础更为合理。

第二，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TC克服了复杂性指数等指标的时间不可比性。

在SITC三位码分类下，LJZ比较了2003年与1990年各类产品的复杂性指数，发现在计算的181类产品中，只有18类产品的复杂性指数得到提高，其他各类产品的复杂性指数都下降。

这显然是与世界技术进步不相符的。

因此，LJZ进一步指出复杂性指数不具有时间上的可比性，但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实际上，在1990年到2003年，世界贸易发展的一个特征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占据更大的份额，而发达国家越来越占据更小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