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领队：王占奎石鼓山墓地位于宝鸡市区正南的渭河南岸台地上，是2012年6月石鼓山村民建房时偶然发现的。

之后，省、市、区三级考古文博单位即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详细调查与全面钻探的基础上，连续两年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15座，出土了各类文物共计230余件（组）。

其中，多达92件的青铜礼器与26组铭文及族徽符号，特别引人瞩目。

这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又一次精彩的亮相，也堪称陕西乃至全国商周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

钻探表明，墓地南北长约800米，东西约300米。

根据墓葬聚散程度，整个墓地可划分为北区和西南区，呈现“大稀疏、小聚集”的分布态势。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按规模大小，可分为中型和小型两类：小型墓墓室面积不足3平方米，两区各有5座；中型墓墓室面积13平米以上，共3座且仅见于北区，大体呈西北——东南一线分布，依次为M3、M4、M9。

另外，北区还有形制、规模不明者2座。

墓向分南北向和东西向，多数墓室口小底大，墓底多有熟土“二层台”，个别为生土二层台；中型墓还有数量不等的壁龛。

木质葬具，或一棺、或一椁一棺、或一椁两棺。

葬式可辨者均为仰身直肢，墓主头朝地势较高的方位，即朝向台地中脊。

小型墓大多于头端二层台上随葬一、两件陶器，或单鬲、单罐、或1鬲1罐，少见青铜器。

随葬陶鬲以高领袋足鬲为主。

而本次发掘备受关注的两座中型墓（M3、M4）,随葬品种类丰富，数量多，尤以铜礼器为最，多出于壁龛内。

其中,M3有6个壁龛，5个内出土青铜礼器14类31件，计有鼎、簋、卣各6件，禁、斗各2件，甗、彝、罍、壶、尊、觯、盉、爵、盘各1件；M4壁龛8个，出土青铜礼器11类50件，包括簋16、鼎15、罍、甗各4，壶、簠、盂、牺尊各2，甑、尊、盘各1件。

两墓北壁西端壁龛各出1件高领袋足鬲。

另，M3二层台及椁室顶部随葬有兵器、车马器及其它小件遗物。

棺内均随葬有少量玉器。

此两墓相距不远，墓向一致，规模相若，形制相同，出土器物种类与摆放位置接近。

凡此表明，两座墓葬的关系密切。

而且，两墓均出土见“臣辰先”铭文铜器，更进一步支持这一判断。

出土的92件青铜礼器，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而且铸工精湛，装饰绮丽，也不乏形制新颖、造型异特之器，或属罕见器或首出，皆弥足珍贵。

如禁、簠、四耳簋、圆腹簋、方座簋、牺尊等都极具特色。

其中，簠（M4-K8:8），近长方形，侈口，斜壁，长方形圈足。

壁饰竖向瓦楞纹及夔龙纹。

两端有耳，一侧系铃。

盖身形态近同。

是考古发现的此类器中第一件西周早期器。

牺尊（M4-K2:214），似鹿，有爪有翼，体饰云雷纹衬底浅浮雕的龙纹母题纹样，形态逼真。

更重要的是，青铜器上发现了包括“户”、“亞羌”、“父丁”、“史母庚”等26组铭文及符号。

总体而言，这批铜器具有商器的一些因素，但又有差异。

从组合上看，相对于商墓而言，少酒器而食器突出，体现出一种重食轻酒的文化特色。

根据随葬陶器与铜器特征判断，墓葬年代集中于商末周初。

该墓地既有如M3、M4这样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中型墓，还有较多规模小、随葬品少的小型墓，显示出一般平民与高级贵族两个层级的人群结构。

两座中型墓，也是高领袋足鬲文化迄今为止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墓葬。

高领袋足鬲伴同大量青铜器集群性出土于墓地，在宝鸡地区还是第一次。

同时，发掘的数座同时期灰坑，内涵亦以高领袋足鬲为主，弥补了以往这类居址遗存甚少的缺憾。

这有利于以前根据零散而多见的信息所作的、此类鬲代表的是姜姓族团考古学文化的观点。

同时，改变了以往高领袋足鬲不可能晚到西周的观点。

居址与墓地俱全，聚落基本要素俱有，由此确认这里当是一处商周时期聚落（封国或采邑），为描绘西周特别是周初政治地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发掘中还采用了诸如便携式X荧光分析仪、显微数字图形采集系统、三维激光扫描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全方位信息采集；同时，发挥我院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优势，对棺内遗迹整体打包，进行实验室发掘，为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之，石鼓山墓地的科学发掘，在推进商末周初阶段的考古研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科技手段与传统发掘方法相结合的又一次实战演练，也将裨益于今后同类工作。

（原标题：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发掘领队：黄凤春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位于随州市东城区，现隶属文峰塔社区居委会二组。

自2011年起，随州市城市建设逐步扩展至文峰塔墓地一带。

鉴于历年此地都有重要曾国的曾侯文物出土。

为配合城市建设工程，对工程区域进行了勘探。

共发现墓葬60余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对勘探出的墓葬进行了发掘.本次共发掘东周墓葬54座，其中土坑墓54座、车马坑2座、马坑1座，共57个单位。

土坑墓皆为长方形或方形，大部分为东西向。

按墓坑规模可为分大中小三类，其中大型墓7座（长度在5米以上），中型墓8座（长度在4米左右），其余皆为小型墓葬。

坑内填土皆为黄红色五花土，土质板结、未见夯筑。

在3座大型墓葬中发现有腰坑，坑内或葬狗，或葬陶器。

土坑墓葬中皆有木质葬具，根据朽痕可判定有一椁三棺、一椁二棺、一椁一棺和单棺四种。

部分已朽棺椁墓的棺盖上还可辨有棺饰物，棺内大部分都有朱砂，葬式都为仰身直肢，头向东。

本次发掘最大的一座墓葬为M18，墓坑平面呈亚字形，在其南部有一阶梯墓道，墓道阶梯共15级。

墓口南北长16.6米，东西宽15.6米，墓口至墓底深9米，墓坑四周设有三级台阶。

葬具为木质，为一椁三棺，椁室分东、南、西、北、中五室，棺室居中。

该墓早年曾遭盗掘，值得庆幸的是，唯东室未被盗掘，出土有鼎、簋、簠、鬲等70余件铜礼器。

椁底设有“井”字形的垫木10根。

在椁底板下的中部有一圆形腰坑，坑内放置陶罐1件。

另在墓坑的东、北、西三面各有一2×2米的器物葬坑，坑深7.6米。

根据器物形制及打破关系，该墓的年代应略晚于曾侯乙墓，属战国中期。

根据墓葬规模和出土铭文推断，应为一代曾侯墓葬，墓主为曾侯丙。

除上述墓葬外，本次发掘还发现了2座车马坑和1座马坑。

车皆为整体随葬，均为两轮独辕。

其中1号车马坑为2马驾，从位置看应归属M43号墓；2号车马坑为4马驾，应归属M29。

马坑1座，坑内共葬马8 具，由于附近没有与之对应的墓葬，其归属无法确指，可能属于墓地的祭祀坑。

本次发掘所出遗物有铜、陶、玉石等各类质地的文物千余件套，其中铜器占半数以上，大部分铜器上有铭文，铭文有“曾”、“曾子”、“曾公子”及“曾孙”、“曾大司马”、“曾大工尹”等。

根据铭文可知，土坑墓葬大多为东周曾国墓葬。

另发现有少量战国晚期的楚墓。

文峰塔墓地发掘不仅获得了一批重要曾国遗存，而且创造多个首例，其新发现和学术价值在于：一、首次在随州境内科学地、完整地揭示了一批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曾国墓葬，并出土了大批带有曾字铜器的铭文，是建国以来所发现墓葬身份明确最多和最为集中的一次发现。

对于判定墓葬国属及墓主身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曾、楚墓葬的同时发现，对确立楚灭曾的确切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年代学依据。

二、首次在随州境内发现了曾国的车马坑，已清理的3座车马坑为2马驾和4马驾。

对认识和揭示春秋曾国车马殉葬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三、首次新发现了一座战国曾侯丙墓，其年代略晚于曾侯乙墓，这是继曾侯乙墓和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地发掘后所发现的又一代曾侯墓，填补了西周早期至战国时期曾国之间的空白，对揭示曾国政治中心的变迁及重构曾国历史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四、首次新发现了亚字形的墓葬，刷新了目前已有的东周墓葬形制。

根据墓葬规模和出土曾侯铭文，可判定文峰塔墓地应为春秋晚至战国的曾侯墓地。

五、首次新发现了春秋中晚期曾国青铜器失蜡法铸造的直接证据。

在M33出土的一件青铜盘的铜梗上发现了众多清楚的蜡流痕迹，这一不可颠覆的新发现，使得迄今纷争不已的失蜡法铸造法有了一个定说。

六、首次新发现了随国铜器。

在M21中除出土了一批带曾字铭文的铜器外，同时还发现了一件带有“随”字铭文的铜器，铭文为“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

随字在此无疑作国名，这是建国以来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第一件随国铜器。

随国器出于曾孙邵的墓葬中，为曾即随说增添了又一重要的新证据。

(原标题：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墓地)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沂水县人民政府发掘领队：郝导华墓葬位于沂水县城西北约40公里处的“纪王崮”山顶，隶属泉庄镇。

“崮”是沂蒙山区特有的一种地貌景观，特点是顶部平展开阔，周围四壁如削，再向下坡度由陡至缓。

纪王崮顶部面积约0.45平方公里。

在纪王崮之上，自南向北有三个大的岩丘，分别称为“擂鼓台”、“万寿山”和“妃子墓”。

其中，最大的是“万寿山”，海拔高度577.2米，为纪王崮的最高点。

墓葬则位于擂鼓台的中北部。

由于墓葬被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当地文物部门，分别于2012年2月到7月和2013年9月到10月，对两座春秋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一号墓为带一条墓道的岩坑坚穴木椁墓，由墓室、墓道及附属的车马坑组成。

最大的特点是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个岩坑之中。

岩坑呈长方形，其壁斜内收，南北长约40、东西宽约13米。

墓道位于岩坑东南部。

另外，墓口已遭破坏，未发现封土. 棺室为重棺，位于内椁之内。

外棺东西长2.5米，南北宽1.35米。

内棺东西长2.25米，南北宽1～1.04米。

在棺内人骨的周围铺有一层厚约6厘米的朱砂。

人骨已腐朽，从头饰、项饰分析，墓主头向东。

由于下层岩石较难开凿，棺椁下的“腰坑”仅为象征性，没有明确的边界。

坑内殉犬一只，头向西北。

墓室东西两侧皆有熟土二层台，东侧二层台只残余一角。

西侧二层台完整。

墓道呈东高西低的斜坡状，东向，其西部正对内椁室。

东西残长4米，南北宽3.6米。

车马坑位于墓室的北部，南北残长7.5米。

残存独辕车四辆,每辆车由两匹马驾御，在2号车舆内出土有鼎、鬲、敦三件车载青铜礼器，这种现象非常少见。

在车马坑东西两侧皆有二层台。

东侧二层台台面之上发现成排成列的柱坑，柱坑中部为柱洞。

在棺室、器物箱、车马坑及殉人坑中共出土文物近200件（组），主要包括鼎、鬲、铺、敦、瓠壶、镈钟、甬钟、钮钟、錞于、盘、匜等青铜器，人、戈、琮、柱形饰、虎形佩等玉器及陶罐、海贝、玛瑙珠、绿松石饰、骨珠等。

根据器物形制特点推断，该墓的年代为春秋中晚期。

外椁位于墓室中部，南北长9.24米，东西宽5米。

内椁位于外椁中部，东西长3.26米，南北宽1.94米。

在内椁南、北各有一个器物箱，南器物箱东西长3.6米，南北宽1.7米。

北器物箱东西残长3.46米，南北宽1.6米。

在内椁和器物箱之间及内椁西侧共发现三个殉人坑，皆有一棺，墓主人南北两侧的殉人头向东，西侧的殉人头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