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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青铜文化

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千年前左右形成,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大约经历了十五个世纪。

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的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帜而达到高峰。

在当时的亚洲大陆上,商周的青铜冶铸业所产生的青铜艺术,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

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

中国青铜器鼎盛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

中国古代青铜器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

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

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

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

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

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

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

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

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礼乐重器
我们常说“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等,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

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

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

人们在尊崇鼎的价值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它本来的用途,其实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

司母戊鼎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

司母戊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

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

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伪币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

同年十月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蒋介石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值1948年夏,该鼎首次公开展出,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可见受重视程度之高。

后来,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

虢季子白盘,铸于公元前816年,因作器者为虢季子而得名。

它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为西周三大青铜器。

以铭文字数而言,虢季子白盘字数稍逊(111字),但就制作之精良与体量之大,则以此盘为最。

虢季子白盘造型奇伟,酷似一个大浴缸。

盘口呈圆角长方形,四面各有两个兽首,口中衔环,腹部饰环带纹,口沿下饰窃曲纹,盘内底部有8行铭文,说的是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正月,虢国的子白奉命讨敌,大胜而归,宣王给予嘉奖并赏赐,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

铭文中的许多字句可以与《诗经》中的篇章相互印证,是研究当时北方民族关系和西北地区地理的重要史料。

相传,此盘出土后,曾被当地农人用以盛水饮马,后几经辗转,终归国有,为更多人识其价值。


其实像我们学过的诗中有过“觥觚交错”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等等,也是青铜器的形式,"。

《考工记.梓人》引《韩诗》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中国古代青铜器不但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每件青铜器都是一件艺术精品,独具魅力。

这些荟萃了工艺技巧与文化艺术的杰作,使得出现并不算最早的中国青铜文明后来居上,站在了世界的先进行列,并将青铜冶铸的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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