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中国古代史解读四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张书林游彪是研究宋元时期历史的，这一阶段是他的强项，我们先看看他的提纲：第三章中华文明的高峰第一节唐宋社会变革一、三省六部的演进二、门阀士族的衰落三、府兵制的由盛而衰四、科举制的兴起与发展五、大运河与水路交通网六、坊市制度与城市经济第二节中华文明的顶峰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二、科举制的完善三、文官政治的形成四、募兵制五、租佃契约关系的定型六、空前发展的海外贸易七、铸钱与纸币八、科技发展的高峰九、宋明理学他把这一章的标题命名为“中华文明的高峰”，赞美之词不遗余力。

提纲中，三省六部制、府兵制、科举制、大运河、坊市制度、募兵制、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科技发展的高峰、宋明理学等都是我们教材中的主要内容，门阀制度的衰落、文官政治的形成、租佃契约关系的定型、空前发展的海外贸易、铸钱与纸币等内容则是我们教材的选学内容。

下面我们看一看，他都有哪些新观点和他特别感兴趣的例证。

1】关于三省六部制，所说和我们的教材相比没有什么新意，举了一个避讳的例证：为避父亲杨忠之讳，隋文帝将中书省改为内史省，以监、令为长官，又将门下省长官侍中改为纳言。

2】关于门阀士族的衰落，他分析了四个原因：其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削弱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松弛了宗族的血缘纽带”；其二，“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使士族失去了以往的文化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士族与平民之间的差距”；其三，“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将选人、用人大权收归中央，剥夺了门阀士族垄断官吏选举的政治特权”；其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使士族失去了在礼法门风上的优势”。

其中，有关经济原因里面谈到均田制他是这样说的：门阀的盛衰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唐朝中叶，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统治地位动摇，土地买卖界限松弛，最终导致均田制崩溃，不能保证士族继续占有大量土地和荫客、部曲等劳动人手，士族因此失去了往日的经济地位和特权，其社会、政治地位也必然随之衰落下去。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强调了均田制瓦解的历史进步意义，即打击了门阀士族对国有土地的垄断分配权，这和我们印象中均田制保证农民土地的美好形象有很大的差距，这可能就是均田制由非常重要的考点逐渐变为一般阅读内容的学术原因吧。

3】关于府兵制，只有府兵制形成的过程和它本身内在的弊病值得我们重视：在形成初期，府兵制并不和均田制结合在一起，府兵不从事耕作，府兵的兵籍和编户齐民的民籍是分开管理的。

北周武帝时，为了扩充兵源，征募大量均田农民充当府兵，府兵制开始和均田制结合起来。

隋文帝时期，规定军户编入民户，兵民共籍，这是府兵制和均田制进一步结合的结果。

番上繁扰过度，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浪费；士兵长期在外番上，不得回归，使家庭经济负担过于沉重，也使人们视当兵为畏途；军队编组复杂，军府分散，致使指挥不灵、反应迟钝等。

4】关于科举制，有下列几句话值得我们重视：隋文帝取消了九品中正制，废除了地方长官自辟僚属的制度，官吏的任用不再受门第的限制。

这里强调了先秦以来自辟僚属的制度开始受到了限制，逐渐变为长官僚属都由中央任免的制度。

唐初，通过科举入仕者在官员总数中所占比重很小，门荫和杂色入流是主要的入仕途径。

从高宗起，高级官吏特别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但这种上升的趋势并不稳定。

宪宗时，高级官吏中科举出身者占多数的局面才得以稳定地持续下去，从而逐渐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高级官吏由科举出身者担任的格局。

这里强调了科举制地位有一个逐渐加强的过程。

关于唐朝科举制的弊病，他是这样说的：科举考试在唐代虽有较大发展，但在面向社会、公平竞争等方面还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它保留了察举制的残余，推荐在科举考试中仍然占有突出地位。

宋朝他强调了科举制的“承上启下、完备定型”，别的和我们的现行教材基本一样。

5】关于大运河，只有下面几句话值得注意：隋朝统一后面临的形势是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而政治、军事重心仍在北方。

如何将南北沟通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是隋王朝面临的重大任务。

这是隋朝大运河开凿的客观背景。

这里强调的是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重心（当然是南方开始与北方持平）的背离导致大运河的开凿。

6】关于坊市制度和城市发展，他没有说明柜坊和邸店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倒是强调了唐朝经济格局：中国古代社会传统市场的特点是以各级城市为中心或枢纽，向下一级城镇或乡村辐射的网络体系，全国或较大区域内的商品经济是以各级城市为中心展开的。

唐代城市按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在市场网络体系中的作用，可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在全国市场体系网络中具有中心或枢纽意义的大都市，如长安、洛阳以及唐中叶以后的扬州等。

第二层级是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的中心城市，如成都、广州、幽州等。

第三层级是具有辐射、吸纳周边市场的州县治所。

隋唐时期，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一大批商业都市脱颖而出，形成为都市群，进而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商业网。

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明显具有从西向东、由北向南的趋势，东南地区的都市越来越快地进步，而西北地区的城市渐趋衰落。

这种趋势的出现，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外族入侵、东南交通的开发及海外贸易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7】关于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毫无新意，只有一句“削夺地方权力，以‘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为纲领”我们注意一下就行了。

8】关于文官政治，这是他强调的一个重点，我们全文引入：两宋时期，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队伍成为政治的中坚力量，独具特色的文臣士大夫政治体制得以确立。

这种政治体制的确立是唐五代以来社会结构变化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同时也与宋代的科举制度、崇文抑武国策等因素密切相关。

宋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承上启下的转型时期，从唐代开始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变化，在宋代得以最终完成。

在经济结构上，传统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崩溃，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迅速发展，土地转移和流通的频率加快，租佃契约关系得以确立。

这种变化诱发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的门阀士族势力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取而代之，平民社会的因素开始显现，社会流动性空前加强，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准备了条件。

唐末五代时期，武人专横跋扈，操纵了由上至下的政权，恣意妄为，其时朝代更替多由武人倚仗军权而实现。

宋朝建立后，吸取前代武人拥兵自重而皇权式微的教训，宋太祖确定了以文治国的方针和“右文”、“重文”的价值取向，制定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为后继者以“祖宗家法”的形式继承下来。

宋朝统治者对文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宋太祖定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家法，以后的历代皇帝也都秉承这一精神，坚持“与士大夫治天下”，以至“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

这种“以儒立国”的政治格局，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风尚，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确立提供了保障。

两宋时期，科举制度得到了较大发展，削弱了门第血统在科举中的作用，增加了寒门士人仕进的机会，使科举考试向整个社会敞开了大门。

科举已经成为国家取士的主要途径，通过科举考试，各个阶层的士人得以入仕参政，成为各级官吏的基本来源。

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和完善，使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促使官僚集团的结构由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学士型转变，以科举起家的官僚取代士家大族成为社会新贵，把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

此外，宋代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官学、私学的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前代，这既提高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也为文官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宋代文官政治的确立，改变了自汉代以来官僚集团的结构，进而改变了代表士族门阀利益的政权性质，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整体素质，酝酿出独树一臶的政治文化，培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使宋代官僚政治展现出区别于各代的特色。

9】关于募兵制，他说到一种情况：士兵入伍后首先要在面部、手臂、手背处刺上所属军号，日后投换他军，亦须进行“改刺”，故招募士兵又被称为“招刺”。

当兵刺字，无疑是一种耻辱的标志，宋代只有某些罪犯、官府工匠和奴婢会有这种待遇，这表明宋代军士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

这无疑是宋朝军队打败仗的原因之一。

10】关于租佃契约关系，这是游彪非常看重的内容，虽然考纲里面没有，但是，对明清时期的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我们全文录入：安史之乱以后，土地所有制和赋税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包括均田制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国家土地所有制日趋衰落，土地私有制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度。

宋朝政府顺应土地私有的历史趋势，鼓励和支持土地的私人占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对土地兼并基本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使得宋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

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政府放任自由的土地政策以及社会阶层流动的变化无常，使宋代土地所有权的转换非常频繁，这些因素也是两宋时期租佃契约关系发展的物质基础。

租佃契约关系并不是新形成的生产关系，其大约在两晋隋唐时期逐步发展起来，至北宋占据主导地位。

较之以往的庄园农奴制，租佃制度是一种更先进的经济制度，更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租佃契约关系有如下特征：首先，土地出租者与土地租佃者之间采取了一种契约形式。

契约的内容包括田亩的位臵、数量、类别以及地租偿付的方式及数量。

事实上，订立契约的做法在宋代广泛存在，不仅限于土地，而且涉及到牛、犁等其他生产工具。

其次，在租佃制下，佃户有了迁移的自由，社会身份、地位在法律上有了显著的提高。

魏晋隋唐时期的部曲、客户、客女都是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迁移的自由。

北宋初期，佃户要迁徙必须由地主书写文字凭证，仍然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宋仁宗时规定，佃户迁徙无须地主开具证明，收获完毕，结清账目便可离开，地主不得无理阻拦。

这意味着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削弱，地主与佃户间的主仆关系只存在于租佃关系下，不再具有世袭性和永久性，一旦租佃关系解除，人身依附也就随之消失。

这是租佃关系同庄园农奴制的一个重要区别。

由于佃户获得了迁徙的自由，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随之发生变化，与田主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法律上的身份、地位也明显提高。

第三，产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地租形态，这也是与庄园农奴制相区别之处。

宋代地租主要有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形态。

分成租较为流行，以对分制最为常见。

定额租多见于租佃官田或官僚地主田产。

田租征收以实物为主，在定额地租中也有征收货币的情况发生。

在某些租佃关系高度发展的地区，如两浙路，租佃制呈现复杂化的趋势，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耕种者之间出现了二地主阶层。

大土地所有者，主要是官府、官僚地主和寺院，将土地整体出租给包佃主，再由包佃主分散转租给佃户，从而表现出土地所有权、占佃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在租佃契约关系下，佃户尽管有沉重的地租负担，但基本摆脱了地主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客户人身自由有了基本保障，其身份地位大为提高，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主动性安排生产，从而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