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题目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专业07秋法学本科学习中心新丰电大姓名陈学文学号071110746 指导教师李文敬2009 年8 月 4 日目录引言 (1)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1)（一）实体法的意义 (1)（二）程序法上的意义 (2)二、证明标准模式 (2)（一）证明标准模式是诉讼体制设计上的要求 (2)（二）真实是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 (3)（三）客观真实模式与程序正当的不矛盾性。

(3)三、诉讼证明中的盖然性问题 (4)（一）证明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 (4)（二）证据材料具有不确定性 (4)（三）诉讼证明中的逻辑推理前提具有不确定性 (4)（四）证明结果因难以检验和验证而具有不确定性 (4)四、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4)（一）证据优势标准与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相适应 (5)（二）证据优势标准与民事诉讼两造对质的诉讼体制相适应 (5)（三）证据优势标准能充分地调动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现客观真实 (5)五、参考文献 (5)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陈学文引言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证实事实的真伪。

证明标准在证据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没有一个证明标准,那么将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诉讼法一样,没有明确的证明的标准。

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有益于审判实践。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查清案件事实是案件纠纷得到正确处理的第一步,而对事实是否清楚的判断则属于证明标准的问题,在职权主义模式下,证明标准一般在证明的任务的题目下进行论证。

究其原因,职权主义模式大都强调法院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和能动色彩。

自我国实行诉讼改革以来,职权主义之弊受到猛烈抨击,现今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已有所淡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强调,故现在人们在谈及证明标准的时候,是与举证责任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

例如：在审判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非是对自己的主张有利的，但达不到一定证明标准时，将承担败诉后果。

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含义是某一纷争事实应由哪方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从而使该事实得到法庭认定为真实, 也就是说，我国民事法不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且规定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

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是有条件的,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存在举证的客观障碍而且该障碍其本身无法克服。

法院所为之调查取证,并非由法院承担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是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种衡平措施,体现了对举证弱势方的支援,其目的不是要打破诉讼中原被告之间的力量均衡,而是要维持一种实质的均衡。

如果在调查取证中无法找到相应证据,则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仍要承担其举证不能之后果。

故证明标准在法院动用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时,仍是当事人举证是否充分的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效用主要有二：（一）实体法的意义在证据量及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的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实体处理。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准绳的司法原则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事实认定对案件处理的重要性。

如何理解“以事实为依据”，学者对此的表述不尽相同。

如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必须尊重事实，把案件的客观事实，包括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他们法律关系争议的真实情况，作为定案的处理的依据。

”[1]也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是指要遵循客观真实原则，忠于事实真相。

”[2]还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忠于事实真相，这种事实必须是客观的、全面的，......务求查明真实情况，还事实的本来面目。

”[3]不难看出，在不同的表述中，都把这个“事实”当作案件客观事实，是纠纷冲突事实的真相，即客观真实。

作为办案法官不能亲历案件发生的全过程,而是居中裁判的角色亦排斥法官的证人地位,法官不能依据其亲历的案件事实进行裁判。

这样,法官据以作出实体处理时只能通过由当事人举证证明的方式呈现在法官面前。

当事人的举证是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必须对案件的处理产生影响,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尽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法官不能凭直觉认定该事实,无证据证明的事实不能作为依据以作出实体裁判。

因而证明标准的设置和掌握的宽严将影响实体处理的结果。

（二）程序法上的意义证明标准在程序法上的意义是指证明标准是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其举证责任的客观标志。

当案件事实依据证明标准被判断为真实时,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的举证即告完成,其举证责任即告卸除。

于此情形,法院应依据已经证明确认的事实进行裁判,不得另行科以举证责任,换言之,在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依据证明标准完成其举证时,法官应终结调查程序,从而使案件得到及时的处理。

明确证明标准的程序意义,有助于防止重复开庭,反复调查和久拖不决。

公正和效率是民事诉讼中的二个重要价值。

迟到的公正不能说是真正的公正。

二、证明标准模式模式通常是指事物的标准形式标准样式。

证明标准与证明标准模式是个需要加以区分的概念,二者提区别在于,证明标准模式以证明标准具有更强的概括力,同一模式可以容纳多个不同证明标准。

因而证明标准模式具有更强的指导性,而证明标准则具有具体的应用价值。

此外,证明标准模式具有体制构建的意义,即应如何构建整个诉讼证明体系,而证明标准仅是判断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举证是否充分的标准,那种把证明标准模式与证明标准混为一谈的说法是不妥当的。

关于证明标准模式,学说上主要有“形式真实”,“客观真实”二种。

“形式真实”有二种含义,一种是指存在于封建制度下法定证据原则,即要求法官只能依照法律预先对证据所作的各种规定来判断和运用证据,并据此认定案件事实。

另一种含义是指存在于西方自由心制度下的证明标准模式,即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认的案件事实并非客观的真实或案件的真实,而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依据证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

把自由心证列入形式真实模式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自由心证在近代西方诉讼制度中的确立,是反对封建形式真实的结果,其目的是为法官发现客观真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近年来,对我国司法诉讼制度中采用“形式[1] 参见张永泉，以事实为根据之辨析，法学，1999年第3期，8页[2] 前引 [1]，第10页。

真实”模式还是“客观真实”模式学界有过激烈的论争。

我认为“客观真实”模式应是我国证据制度应采用的模式,理由是：（一）证明标准模式是诉讼体制设计上的要求。

“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具有一些典型或标准意义,也可以形成或确立一种模式即体制概念下的模式。

体制一般是指客观方面的具有一抽象性的态势,而模式是指比较微观或具体的内容。

尽管发现客观真实在诉讼中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这种诉讼体制证明标准模式应有利于发现客观真实。

学者们经常引用这样一句话：“我们没有像照相机般的功能，不能够准备无误地观察，固定以及复忆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所观察、叙述的事物受到了自身认识能力、周围环境状况、个人成见、预期倾向性以及律师对有关事物作出技术描述的极大影响。

”因此，程序正当对我国审判实践中的证据运用是一种现实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不能过高追求那种超越客观实际的“客观真相”的标准模式。

[4]“法律真实”的理由是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在裁判上必须治循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可以说是在实质上是从法律的角度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作出认定。

法律真实的观点忽视了证据标准模式在诉讼体制中的构建含义,放弃了诉讼中发现真实和实体公正这一重要价值,是不可取的。

在民事诉讼中再现的事实，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态下的实际真实。

原始状态下的事实不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度和规则的审查、判断、认定，就不能产生法律上的后果，而法律意义上的事实是实际事实因素与法律相结合的产生。

根据程序公正的要求，诉讼中再现的事实，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受制与法律的评价。

在此基础上认定的法律上认为是真实的事实，才是法官据以定案的根据。

同时，“法律真实说”还认为，在法官审查证据认定事实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法官的主观随意性，应当设置相应的制度予以程序上的保障。

[5]（二）真实是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实事求是原则在我国法学中长期居于指导地位,但近年来该原则不断受到非难,大有将其逐出法学领域之势。

实事求是原则就是要求要忠实于事实真象,就是必须对证据采取科学的态度,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

实事求是原则要求在诉讼中要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证据,努力发现案件客观真实,但从不认为被认定的案件事实一定是客观真实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备的逻辑体系。

唯物认识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人的认识是外界事物的反映,人类有认识世界的能力,通过调查研究,客观的事物真象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但认识又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现和把握客观真实。

从古至今没有一种证据制度承认自己的诉讼制度不要求真实（只不过人们对“真实”有不同的理解而已），否则，就失去了正当性，也不可能确立裁判的权威。

而法律真实是最大可能地追求“制度上的真实”，它只是强调程序和制度安排的确定性，追求自然真实（客观真实）与制度真实的结合，而并不是要排斥客观真实。

这是法律真[4] 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168页[5] 参见何家弘，证据学论坛（第三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84页实观的基础和前提，离开此一前提，法律真实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6]实事求是原则只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属于方法论问题, 在法学上对实事求是原则的非难错误地把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视为检验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标准并将二者混为一谈,也是不可取的。

审判实践中：原告持有效的借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则认为借据是在不合法的条件下写的，究竟是否在不合法的条件下取得，被告提不出证据予以指明，法院也无法查清“客观事实”，只能以现有的证据认定作出借债还钱的裁判。

即采用了“法律事实”。

（三）客观真实模式与程序正当的不矛盾性。

客观真实标准模式的使命在于通过一定的措施将案件事实的查明提供最大的可能性,但能否实现这种可能性将依赖于案件审理过程的具体操作。

一般情况下,按合理的体制设计下的证明标准模式进行操作最能发现案件真实。

一种观点认为,诉讼中的推定和“拟制”使得发现客观真实成为不可能,因而客观真实模式没有现实可行性。

笔者认为,推定乃是根据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当某一事实存在时,推定另一事实的存在,通过推定确认的事实虽然具有一的盖然性,但推定允许以举证的方法推翻,因而推定并不防碍事实真相的查明,反而能及时有效地查明事实真相。

如果依据推定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那并不是推定制度的必就结果,而是推定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