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宪法修正案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和人类理性的提高，宪法逐渐显示出不足，需要通过正式的修宪程序对某些过时的条款进行删减或更正，对某些不足之处进行增补。

（增补——针对权利保障，国家机构的设置，基本体制）中国1982年宪法的四个阶段的修正：1988：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规定了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宪法地位；1993：对农村集体经济的规定作出了修改，保证经济活动的自主权；1999：对经济体制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并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2004：共14条，最重要是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并要求对私有财产和土地的征收或征用“给予补偿”。

这些修正案使宪法更适应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对于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的建设以及基本权利的保障发挥了积极意义。

修正案的两种处理方式：1、美国——简单的把它附在正文之后，并明确说明正文中的替代或者删除部分。

2、其他国家：一般直接修改正文，并说明具体条款的修正年代。

刚性宪法：指修正程序比普通立法修改程序更为严格的宪法；柔性宪法：指普通立法机构就可以按照立法修改程序而进行修宪的宪法。

注意：1、不成文宪法不一定是柔性宪法，如为落实到文字的基本习俗和和惯例，则其不是通过议会的明文修正，而是其他机制修改与发展（如司法解释）其刚柔程度取决于其他修改机制的难易程度。

2、刚性并不一定表示宪法的意义就难以修正，因为尽管宪法的文字不变，宪法的意义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等机制而发生变化。

宪法的主要特征：（一）宪法是“公法”宪法的主要任务：规定国家机构的组成，国家权力与义务的划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

承担宪法义务的主体是国家不是公民个人或私人机构。

各国宪法权利条款为公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同时也进一步限制了政府权力，或者说是增加了政府必须尊重与保护公民权力的义务。

宪法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干预广大的司法领域，而是保证政府在所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权力，并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

（二）宪法是授权性的普通法律主要是规定公民义务，为了让社会的统治而制定，规定义务主要是为了防止那些会造成社会危害的个人或组织行为，以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

而宪法主要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对政府施加尊重权利之义务，对违反义务的行为不提供任何具体的制裁。

是为了防止法律对公民自由的过分限制，因此，宪法是“控制法律的法律”。

私法的目的主要是调控私人之间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行政法保证政府官员在调控、监督和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宪法则保证立法者所指定的法律具有“法”所应有的理性与目的。

宪法的独特任务是将法律义务保持在公民基本权利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公法，是人类对公共权力进行理性反思的产物。

国家的合法性在于能够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国家是一种公权力，必须为了某种“公共利益”而服务。

但公权力总为某些私人占有，容易为了私人目的而滥用。

因公权力大于任何私人力量，造成公权力和私人权利的“不平衡”。

为了恢复这种平衡，就必须在政府内部设置必要的制约机制，并允许公民利用政府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法治国家建立行政诉讼制度，允许公民在法院挑战其认为违法的行政行为。

而为防止立法权滥用，宪政国家最终建立宪法诉讼机制，允许公民在法院挑战其认为违法的立法行为。

（三）宪法是一部保障每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宪法是一部保护所有人权利的基本文件，其制定与修改需要超多数的同意；宪法保障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权利，，不受社会强势力量的侵犯。

和强调多数人幸福的功利主义不同，社会契约论强调国家的基本体制必须能被每个理性人所接受。

功利主义注重社会效率，契约论强调社会公正；普通法律注重社会整体效果，宪法注重个体的权利。

（四）宪法是“基本法”作为一部“基本法”，宪法所保护的不是一般的公民权利，而是对公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关系到人性本质的“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指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财产、精神方面的权利。

基本权利从消极转向积极，在福利社会以后）在政治体制和国家的设置方面，宪法一般只规定政治或经济体制的性质，中央与地反权力的基本划分（单一或联邦），最高国家机构的种类、设置、产生以及其权力范围及其作用方式等重要方面。

（五）宪法是相对稳定的宪法的基本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其稳定性。

普通法律随和该领域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

但人性中有些基本需要是相对恒定的。

宪法所调控的事务的基本型与稳定性决定了其稳定性；修宪程序也体现稳定性。

制定宪法的权威也比一般法律具有更高的民主合法性，它代表社会绝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修宪的困难程度和要求同意的人数成正比。

宪法的基本性、代表性和稳定性是紧密相连的。

宪法的稳定性是相对的，相对于普通法律而言的（六）宪法是无所不在的宪法无处不在，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平常人的日常事务发挥实际影响。

几乎任何一个普通的法律问题都可能转化为宪法问题，只要涉及的权利足够重要。

宪法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人类事务。

宪政国家，政府在宪法的影子下做事，宪法随着政府干预的扩展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

宪法有自己的原则、、规律和技术规则。

宪法有自己的实体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权力的设置于限制以及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注：公法：包括宪法和行政法。

是关于公共权力机构的设置、官员组成及其产生方式、机构的权力及其限制等方面的法律。

私法：分配私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法律，不直接涉及公共权力的行使。

公民是否可以违反宪法？一般来说，公民不可能违反宪法。

宪法是保障权利的法，不应该允许公民因违反其义务而被起诉，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的义务。

从此意义上，公民以其个人身份不可能违宪——因为和行政法一样，宪法也不是用来“官告民”（或“民告民”），而是应该被用来“民告官”的。

这并是不意味着官不可以告民，刑法就是官告民的典型。

只要不违反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律总是可以授予政府起诉它认为违反某些基本义务的公民，但政府不可能利用宪法这么做。

因此，公民一般不可以违反宪法。

宪法与行政法1.都属于公法2.宪法是“基本法”，控制着包括行政法在内的所有其他法律，行政法只控制行政行为。

3.宪法控制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而行政机构虽同时兼有立法、执法与司法权，但它只是最高机构以外的政府管理机构。

4.就法律的稳定性而言，宪法和行政法都是静态的；就法律的变化与发展来看，宪法与行政法又都是动态的。

宪法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公共选择理论的一元行为假定理性选择是一种政治与法律分析的行为理论。

当用于公共领域是，这项理论也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

理性（公共）理论选择的基本假定是人的利己性。

对一般人而言，其利己主义欲望不受任何强制约束，极为有限的道德资源是完全靠不住的；只要可行，人将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也存在例外，个别人有高尚的的道德情操，舍己为人。

公共选择理论把利己性扩展到所有人的行为，适用于每个人的一元论行为假定。

一定程度上，人都是小人，损人利己。

利己性是根植于每个人深处不可磨灭的人性。

由于纯粹的德治是靠不住的，所以所有人都必须受制于某种形式的法律约束。

这就是宪政中“制约与平衡”概念的理论依据。

权力科学的任务是设计一个政治与社会体制，使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些基本保障使其有一定能力谋取并保护自己的利益，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过分侵害他人利益。

普通法律的义务：国家对于保护个人不受社会上其他人的侵犯是必要的；公法的任务：保护个人不受“国家”的侵犯宪法学的主要任务：国家的最高权力也必须受到其他力量的监督，宪法学代表了法律王国中的最高理性。

第六章1.政党的性质与职能传统的观点是，“党”必然代表着和公共利益相对立的私人利益，如果任其发展，必将损害公共利益，可能危及社会的基本秩序与稳定。

但如果不同政党相互制衡，公平竞争，自由民主秩序是可以实现的。

政党是民主选举必不可少的动员和组织力量。

政党运作是否成功，直接决定着民主体制的成败。

对于选民，行使民主权利具有成本，而直接受益甚少。

非理性因素可以帮助克服狭隘利己主义的短视，但最终要靠制度来倾斜个人成本——利益分析的结果。

政党通过理性或非理性机制降低选举成本。

政党也帮助候选人降低竞选成本。

任何政党的组织都是为了采取有效的政治运动，以最大程度地争取或保持政党所掌握的政治权利。

对于一党制，执政党的主要职能是通过控制国家的制定和重要领导职位的安排，维持其执政地位。

在多党制下，任何特定政党的目标也是为了通过竞选过程把本党的人运输送到政府系统中去，让他们占据重要领导职位并控制国家政策的制定。

政党本身并不一定直接决定决策，它们在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有效的政党具备四种功能：1、它代表互为冲突的利益，动员选民参加政治选举，并给民主政府赋予合法性。

2、它负责选择雇佣人员，填补政党在选举获胜后得到的政府职位。

3、政党还控制教育与媒介网络，为大众提供政治教育。

4、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

政党也是一个以行动效率为导向的等级结构。

政党组织具有领导核心，政治骨干和普通党员3层结构。

一党制和多党制或两党制的选举过程和“游戏规则”极为不同。

前者，执政党直接和间接控制着候选人的产生。

后者候选人在原则上自由产生，数量不限，最后由选民据其偏好投票选择，获得多数选票的获胜。

不同的选举制度还意味着政党和政府的不同关系。

政党的使命仅限于选举，在新的政府成立之前终止，直到下次政府改选之前重新开始。

政党和政府是独立的两条线，执政党并不直接统治政府。

政党与宪法美国的政党也不是“国家机构”，而宪法本身不具有任何党性。

宪法创立一系列国家机构及其附带职位而不论什么党人去占据。

党存在于宪法和政府之外，是介于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社会组织，其任务是把本党候选人输送到政府职位。

宪法义务原则上只适用于正式的国家机构，对普通公民或社会组织纯粹赋予权利，但美国最高法院仍然要求政党行为符合宪法。

最高法院认为，州政府有积极的义务制定有关法律，防止政党在竞选过程中进行种族歧视。

否则，州政府的“不作为”违宪。

*德国政党的宪法地位：德国对政党的国家性质有过两种不同观点传统观点认为政党是国家的准官方机构，在现代大众民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类政党必须是统一，活跃并具备纲领的公民组织，能够教育选民并代表他们的利益。

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党是现代民主的必要机构，政党是扎根于社会的自发组织，而非国家的一部分。

它们可以帮助形成人民的政治意愿，但并不代表国家意愿。

宪政法院最后把政党确定为“宪法机构”，因为其活动直接受制于宪法控制。

政党为赢得选举而设立，德国政党的相当一部分资助来自国家，政党有权为竞选的目的获得一定免费播音的时间，因此政党的财政资助和媒介行为直接受宪法控制。

《基本法》授权联邦政府取缔某些极端党派以防止政党滥用权力以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

取缔行为受制于宪法和宪政法院的控制。

政党实际运作的单个重要问题：（一）财政资助现代政党的有效运行在于财政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