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年第总第期期 4期·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mal of TaiY uan Urban V ocational college丧失改革的社会基础是清末新政失败原因分析1901-1911 年，清政府实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新政"。
但这场由封建统治者发动的改革同维新变法一样以失败告终。
笔者以为，"新政"丧失改革的社会基础，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一、满汉官僚分道扬镳满清依靠八旗军征战起家，依靠建立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才得以一统神州。
所以，笼络汉族地主官僚势力，一直是满清皇室的重要政策。
康熙皇帝标榜："满汉文武，皆为一体"，"满汉诸臣被革相同，联原无异视，应一体加恩"。
19 世纪50、60 年代，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地方督抚迅速崛起，在地方督抚中占据多数，并取得了军事、财政及行政大权，中央集权的局面被打破，逐渐形成了外重内轻、各省势力尾大不掉之势。
以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前为例，9个总督职位，除四川未有正式总督外，其余8 人中汉族4 人、满族4人，而最重要的直隶和两江总督都是汉人；至于14个巡抚，除陕西巡抚为护理外，其他13 人中汉族11 人、满族2人。
这种情况当然为中央政府所不容，满清贵族对汉族地方督抚的猜忌日深，处心积虑加以裁抑。
早在1860年，汉族官僚李鸿章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
"在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为维护风雨飘摇中的满洲贵族统治，以改革为名，不断采取措施削弱地方督抚的军权和财权，把它集中于满人之手。
收地方权力归中央。
"自庚子以后，新政繁兴，百事需财，因内帑之空虚，迫而为悉索敝赋思以分督抚之肥，而中央集权之说又同时窜入政府之脑海，于是向日督抚所拥有之广大无垠之特权逐渐为中央所干涉逡巡。
" 1903 年，设立练兵处，企图控制各省编练的新军。
1906 年设立陆军部，由它统率帝国的全部陆军，该部的尚书及两位侍郎都由满人担任，这样陆军就全部由满人统率；设立度支部，控制地方的收支，宣布只有中央才拥有对外借款及铸造、发行货币权。
宪政改革越往前推进，汉族官僚的权力越不断丧失，中央政府集中的权力越来越大。
集中央权力于满清贵族。
"新政"前，清政府中央各部堂官满汉平列，满汉官员人数相等。
1906 年改革后虽规定："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但所设11 个部共13 位大臣中，满族7 人，汉族4 人，蒙古1人，汉军旗1 人，从满汉平列变成满七汉四，而且重要的部门都由满人掌握。
如借口袁世凯"足疾"解其职，遣回河南老家；迫使张之洞交出所练新军，隶之于陆军部；任命铁良为陆军部尚书，溥頲为度支部尚书等。
这实际上以"不分满汉"为名，加强以满洲贵族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排斥汉人。
1911 年成立"责任内阁"时，这种倾向更甚。
在13名内阁成员中，满人9 名，其中皇族占5 名，汉人仅4 名，载沣的两个兄弟分别掌握着陆军和海军。
这样，行政和军事大权全部集中于皇室。
汉族官僚普遍感到被欺骗了，对满清政府的不满就空前表现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满清政府的"新政"可以说是为了加强满洲贵族中央集权的改革，是怕失去政权而强行收权的一场政治运动。
改革中，帮助晚清政府镇压人民革命的既得利益获得者的权利被大量剥夺，造成他们与满清贵族分道扬镳，或在满清贵族生死存亡的时刻隔岸观火，如辛亥革命期间宣布独立的各省督抚，或趁火打劫，如袁世凯之流。
二、立宪派的背弃士绅是传统封建社会的精英。
他们有传统的科举功名，或曾经担任过政府官员，在地方上有显赫的地位和威望，对民众有非常大的影响。
同时，清政府给予士绅种种特权，如减免税赋，可以出入官厅、参与地方审判等。
因此，士绅阶层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是清朝统治的基石。
在经过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和社会政治动荡的不断洗礼，大批士绅逐渐认识到闭关锁国那一套不行了，逐步放弃过去保守的观念，致力于兴办新学、投资实业。
有些人成为实业家，有些人还出国留学、游历或进新学堂学习，因而在思想观念上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大中城市，新的"商绅"[摘要]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件，但是这一改革却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导致清王朝统治的灭亡。
本文试图从清政府的角度探讨清末新政对官僚、立宪派、普通民众的影响与互动，分析清政府"新政"失败的原因。
[ 关键词]清末新政；官僚；立宪派；民众[中图分类号] G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046（2006）04–0020–02（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武汉430063）彭成刚·21·2006年第总第期期 4期·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mal of TaiY uan Urban V ocational college阶层开始崛起，他们不仅跻身于传统"士绅"行列，并有取代"士绅"传统地位之势。
张謇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人物。
他们主张通过改革强国富民、又反对用暴力进行彻底革命，倾向于立宪救国，逐渐形成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立宪派。
当立宪成为中国改弦更张之基本方向时，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反复强调立宪要"兼采列邦之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教"。
故1908 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首列大权事项，以明君为臣纲之义"。
它以保障"君上大权"为核心，明确规定："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至于臣民的权利义务则只有空洞的几条，"不过徒饰宪法之外观，聊备体裁，以慰民望已耳"。
可见这部宪法的制定，实际上是"以宪法定君主之大权，专制之淫威有宪法条文为之拥护，无所施而不可。
"因此章太炎曾这样评价大纲："推其意趣，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
"一语道破其本质，说明它是一部"君权宪法"，具有浓烈的封建主义臭气。
这部宪法的颁行并没有体现立宪派兴民权、参与政权的愿望，但毕竟是一个进步，因此，立宪在失望之余并没有放弃努力，寄期望于清政府进一步改革。
1910 年1 月、6 月、10 月，立宪派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
在强大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让步，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于1913 年召开国会，国会未开之前，先厘订官制，设立内阁；同时，又极力破坏和镇压随后的请愿活动。
1911 年清政府被迫设立责任内阁，上演了一幕"皇族内阁"的活剧。
"皇族内阁"成立后，以"上谕"形式宣布"干线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更进一步激化了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发表《宣告全国书》："新内阁如此，吾人民之希望绝矣。
议员等一再呼号请命而不得，救亡之策穷矣。
" 至此，立宪派对清政府进行民主改革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在立宪派和清政府的较量中，清政府刚愎自用，牢守君主专制政治，不作丝毫让步;立宪派针锋相对，誓不妥协，矛盾逐级上升。
立宪派由不满而失望，由失望而怨恨，由怨恨而转向革命。
三、官逼民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在人民群众中占绝大多数。
农民对清政府的态度，是决定清政府前途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在处理平满汉畛域问题时，为解决旗人特权被废除后的生计，清政府采取了剥夺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措施。
《申报》曾评论说："购田授旗者，购田之费出之于何人？授旗之田，购之于何人？无论当此司农仰屋之时，万无再能集此巨款以购田亩，亦无如许之田亩以购给于旗丁。
而旗丁多得一田亩，即汉人多失一田亩；多筹一旗丁田经费，即汉人多失一田亩之经费。
如是而曰消融满汉，吾恐民心日猜疑，满汉之见且转而益深，满汉之见益深，立宪愈不能成立，大局益溃而莫能收拾。
"[8]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所需要大量的经费，都以各种名目强加到百姓头上，再加上许多官吏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趁机中饱私囊、搜刮民财，百姓负担不断加大，许多处于绝境中的民众纷纷起来反抗。
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作过调查，1909 年曾发生起义113 起，1910 年285 起。
清政府在农村推行禁种鸦片、人口普查、革除陋习等运动也引起了极大的骚乱。
例如在1909 年至1911 年中，浙江、甘肃、贵州、满洲和山西等地发生的与禁种鸦片的禁令有关的持续几个月骚动；同一时期在华中数省发生的反对谷物涨价和提高田赋的暴动; 1906 年以后各省因人口普查、资助新学和改革运动而引起的动乱等等，情况都是如此。
起事者捣毁公共建筑、辱骂、监禁甚至处死地方官。
民众力量的不断打击，动摇了农村中旧的生产关系，并瓦解了清政府在农村地区政权的根基。
综上所述，清政府借"新政"之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督抚权力，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假立宪行专制的虚伪也使资产阶级立宪派完全绝望；假新政之名大肆搜刮、掠夺更进一步激起群众的反抗，把汉族官僚、立宪派和广大人民推向了解自己的对立面。
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
这些力量在辛亥革命中或中立，或同情革命，或投机革命，更甚者转向革命，使清政府陷于空前的孤立。
梁启超当时指出："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完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其不能自完其说抑更甚。
政府日日以制造革命党为事，日日供给革命党以发荣滋长之资料，则导全国人心理尽趋于革命亦宜。
" 1911年6 月2 日，《时报》更是发出号召："萃我国民之能力与政府决一胜负"。
在一定意义上讲，满清王朝把刀斧交给了革命者，而自己则走上了断头台。
参考文献：[1]《康熙朝东华录》卷二十一；[2]《康熙朝东华录》卷九；[3 ]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4]《大公报》1910 年11 月3 日；[5]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6]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77 年版；[7]《国风报》第2 年第14 期；[8]《说欺》，1907年10 月18 日《申报》，"论说"；[9]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10]《粤乱感言》，《国民报》第２年第11期；[11]《时报》，宣统三年五月六日(1911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