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历史重点知识整理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有如下特点：首先，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具有十分突出的延续性，这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文明的重要特点，其间虽然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危机深重，中华文明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巨大挑战，但在历经磨难之后，中华文明依旧得以延续至今。

其次，中华文明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呈现出了具有与其时代相适应的特点，因而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远古的文化遗存表明，中国境内不同地区发展着形态不同的文明，在夏、商、周三代之前，中华文明的起源就有着多元化的发展，经过不同时代的变化，在吸收中外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文明。

再次，在世界历史上，唯有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保持着统一的趋势，这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的重要保障。

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由部落而合并为小邦，最终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历史上出现了诸多的分与合，但中华文明的根基始终是非常牢固的，因而能保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也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达七千多处，遍布全国各区域，其文化内涵、时间先后等方面各有差异，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良诸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鄂、豫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东北、内蒙古地区的红山文化；甘、宁地区的齐家文化等。

这些文化各有其重要价值，反映出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形成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异彩纷呈的特色。

夏商周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分封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大宗和小宗的区分，是宗法制的基本特征。

具体而言，就是嫡长子为全宗族的大宗，帝系庶子为小宗。

在宗法制度下，大宗和小宗之间是一种等级隶属关系。

小宗必须服从大宗，每一等级的大小宗关系，都是政治上的领导与服从关系。

因此，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从而也成为政治上的共主。

周代宗法制的完善，使宗统与君统结合起来，也使王权较商代有所强化，这是周人统治上的一大成功，也是中华古典文明在政治制度上长足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此以后，周代的分封制具备了推行的理论依据，世卿世禄选官任职制度也有了实施的组织条件，从而为周代社会政治新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基本前提。

春秋战国一、王权体制面临的挑战、礼乐制度的崩溃公元前 770 年，在内乱和戎狄入侵的打击下，周平王被迫放弃镐京，迁都到洛邑。

平王东迁后，王畿的土地日益缩小，政治、经济实力大大衰落。

从此，周王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成了诸侯的附庸。

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不再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聘和述职。

周王室失去了贡赋收入，经济无来源，不得不向诸侯国“求膊”、“求金”、“求车”，这使诸侯国更加轻视周王室。

公元前 707 年，周桓王与郑国兵戎相见，在繻葛之战中大败，周王被郑国军队射中肩部。

从此，周天子的威信进一步降低，仅存共主的虚名而已。

然而，传统的宗法观念此时仍然深入人心，周天子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人们还要利用这块招牌，因而各诸侯国在争霸战争中纷纷打出“尊王”的旗号。

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至此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春秋中后期政治的主要特征是诸侯国中卿大夫强宗的崛起和诸侯国君公室的衰微。

当时的各大国诸侯均被连绵不断的战争消耗得筋疲力尽，这为诸侯国内部的卿大夫提供了绝好的发展机会，他们在经济上掌握了大量私田和隐民，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的独立行政机构和所属的官吏“家臣”或“家宰”，在军事上有自己的车队、甲兵和徒兵。

这些有势力的私门，宛如一个个独立王国。

公室要征收私田赋税，私家要不断扩大经济政治地位，必然引起公私间的斗争，即大夫兼并。

斗争的结果，一些卿大夫代替了公室而掌权，最典型的是“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和“鲁三桓执政”。

春秋初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此时再变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

二、剧烈变化的政治体制春秋时代，职官制度经历了从世卿制到任官制的发展过程。

春秋初年，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世卿制，后来慢慢扩展为推荐制，到春秋末年，选官与任官之风大开并渐成制度，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发展阶段。

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是“贵”的没落和“贤”的升起，新的官职虽然大多数仍由氏族贵族的后裔担任，但不再凭借世袭贵族身份上台，而是以才能受到国君的任用，职官的待遇也由封土赐田转变为俸禄。

这些新因素与社会政治文明演进的总趋势是相适应的。

战国时期，各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运动，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建立了一整套官僚制度，开创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新局面。

各国国王是国家的主宰，国王以下建立了以丞相和将军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

在丞相和将军以下的官制系统，大体上“三晋”为一个系统，齐为一个系统，楚、秦又各自有其系统。

为了保障中央集权制的贯彻，各国又进行了一些配套制度的建设，包括俸禄制度的推行、官吏选拔制度的健全、赏金办法的实施、“玺”“符”制度的建立、年终考绩的“上计”制度的确立、视察和监察地方的制度的实行、爵制的颁行，等等。

这些行政制度为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有效保障。

春秋前期，诸侯国统治地方的主导方式是周所确立的世袭采邑制度，“国”“野”制度是地方政区结构的主要表现形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野”之间的疆界有所淡化，个别国家如晋、楚等开始出现郡县制。

至战国时代，各国普遍推行了郡县制，以此作为一种强化中央集权的有效体制。

郡、县长官均由国君直接委任，并按时接受考核，郡、县的行政和军事权力都掌握在国君手中，从而为君主的中央专制集权提供了行政组织上的保障。

郡、县制度的确立彻底摧毁了旧贵族赖以抗衡王权的物质基础，为自上而下贯彻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扫清了道路，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三、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衰败也导致了学术的下移，官学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逐渐瓦解。

在这一过程中，士阶层兴起并壮大起来。

“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六艺的教育，能文能武。

春秋后期，上层贵族愈发腐朽无能，只有士还保持有传统的六艺知识。

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文化学术相应地发生变化，士更为活跃。

各国政府着手进行改革，迫切需要选拔人才，对士的需要急增，于是平民中涌现出一批新的士，士也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

士阶层的壮大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师资条件。

昔日的官学之士离开官府，流落民间，促成了春秋战国多元性的文化格局，从而为私学创造了成熟的文化环境。

私学相对于官学而言，是由私人授徒办学的教学组织形式。

在孔子生活的时期，私学已经出现。

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的巨变和民间学术文化的发展，又有许多哲人、学者投身于教育行列，专以一家之言立教。

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存在以下几个特征：其一，自由讲学，各具特色；其二，为诸家学派的基地；其三，是参议时政的论坛；其四，以教士、养士为职能；其五，游学列国，进行学术传播和交流。

私学的兴起，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带来了春秋战国文化的繁荣，促成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秦汉一、皇权与中央官僚体制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专制体制，权力的高度集中成为秦王朝政权的基本特征，其标志就是皇权至上。

为了显示自己的崇高地位，秦始皇改称“皇帝”，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制定出一套体现“尊君抑臣”精神的礼仪。

汉高祖刘邦命儒士叔孙通制定了新朝仪，借以改变朝仪无度的状况，进一步突出了皇帝的至尊地位。

皇帝是最高的政治首领，国家一切事务最后都由皇帝裁决。

为了使皇权的行使畅通无阻，必须建立和健全一套上下有序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奏事制度、朝议制度和监察制度。

秦汉时期，皇权还是受到一些制约的，如廷议制度，国有大事，皆由朝臣讨论后向皇帝提出意见，最后由皇帝裁定。

这种制度是氏族社会民主制和周代内外朝的遗留，对皇帝权力起到了一些限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倾向。

在皇权至高无上的背景下，皇帝个人的素质往往对一代政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皇帝励精图治、雄才大略，皇帝制度的各种机制就可以正常运转；反之，就会出现皇权旁落的情况。

两汉时期宦官、外威专权局面的接连出现，都是这种皇权异化的产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皇权的变化过程。

与皇帝制度相适应的一整套中央官僚体制也在秦汉时期建立并完善起来。

丞相辅佐皇帝，总理政务，在百官之中权力最大，地位最尊。

西汉初期，丞相地位有很大提高，集决策、行政、司法各项大权于一身，为后代所少见。

相权的膨胀不可避免地会侵夺皇权，相权与皇权的斗争与消长便成为传统政治体制中的重要问题。

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汉武帝以后中央官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中外朝的形成。

中央官僚机构实际上形成两个系统，以大将军、尚书为首的中朝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逐渐变成执行政务的机关。

汉代郡县的行政机构设置基本沿袭秦代。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在秦代郡县制的基础上，先后分封异姓和同姓诸侯王，确立了郡县和封国并行的地方行政体制。

这些诸侯国在汉初稳定局势和平定诸吕之乱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势力日渐膨胀，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终于在汉景帝时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

叛乱结束后，中央政府实施一系列措施削弱藩国势力，从景帝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至武帝时的“推恩令”与“左官律”、“附益法”，诸侯国受到沉重打击，无力再对抗中央。

武帝之后，王国的疆域大大缩小，诸侯王不得参与朝政，王国官吏由中央政府任免，在行政制度上与郡县无异。

“相”辅佐并监督诸侯王，总揽王国政事，职责如郡之太守，地位与俸秩也与郡之太守相同。

两汉时期，州逐渐成为一级固定的地方行政机构。

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核和监督，汉武帝制定刺史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每州派刺史一人，负责监视州内之郡县。

其后，刺史的名称屡有变更，或为州牧，或为刺史，在此过程中，其职权范围也日益扩大，逐渐享有行政权和兵权。

东汉时期，刺史有了固定治所及正式的官属，凌驾于郡守之上，迅速向行政机构过渡，由单纯的监察官吏发展为总揽地方大权的行政长官。

二、“中国”版图的确立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继续南征北战，统一岭南，通西南夷，北伐匈奴，收河南地，使国家疆域得以进一步扩展。

经过开疆辟土，秦的疆域大大超过了前代，其疆域东起大海，西至陇西，南至南海，北至河套、阴山、辽东。

汉武帝时期，又进一步进行了开拓疆土的活动。

首先是平三越，包括东瓯的内徙、闽越国的灭亡和南越九郡的设置；其次是统一西南夷，先后设益州（治今云南晋宁东）诸郡；再次是北伐匈奴。

经过三次大规模作战，收复河南、河西走廊地区，置郡管理，彻底解除了匈奴对北部边地的威胁。

此外，汉王朝又在朝鲜置郡，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加强了这些地区同中原王朝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