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举报人提几句忠告又一家即将上市的公司——“三金药业”是否财务造假的事在网上议论开了。

看了这些议论，我作为2002年12月12日到中国证监会实名举报上市公司鲁抗药业（600789）财务造假的举报人，感慨很多，很替举报人的人身安全担心，由此给举报人提个醒，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首先要学会横着作战，因为你一举报，就等于向腐败势力宣战，你所面对的既有来自黑道的追杀灭口，又有来自“红道”的牢狱之灾，腹背受敌的现实逼迫你必须横着作战；第二要安排好妻子和孩子，自己因举报腐败光荣了也就算了，不要把老婆孩子也搭进去，这样代价太大了；第三要做好遭遇牢狱之灾的准备，这样的个案已被媒体披露的就有不少，不要认为那只是文学作品的虚构情节，离自己远得很，实际情况比虚构的更残酷、更阴险、更不择手段；第四要做好随时被灭口的准备，不要存侥幸心理，因为你所面对的是个盘根错节的腐败网，在这个大网上，每个节点都是一个要员，都是很有身份的人，哪个要员动动手、动动口要你的小命，那真是探囊取物，说比踩死个蚂蚁还容易并不过分；第五，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党票被拿走那是很自然的，你说我信仰共产主义，忠于党，为什么拿走我的党票，他们会说你迂腐，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信这个了，你还信，他们不拿你的才怪呢。

前些日子，一个政府官员连党和群众的关系都搞不清楚，还不是几十年照样当他的官。

这样的政治笑话，也只有当出现信仰危机时才出现。

它虽然是一个个案，但反映了一个普遍现实，你要信仰共产主义，在心里信就可以了，没必要和他们去张扬。

第六，要做好老婆离婚的准备，当这种结果出现的时候，你不要怨恨自己的老婆，离了也许对她是个很好的解脱，“谁叫你不一心一意去发财，反什么腐败呢？”毕竟对她所造成的伤害是因你的举报而引起的。

而她和孩子抗击打的能力毕竟差一些。

在这个问题上要显得大度和宽容些。

第七，不要到老虎那里去告狼吃人的状，要知道老虎吃起人来比狼的胃口大得多。

就提醒这些吧。

我这里不是骇人听闻，更不是幽默搞笑，因为这些事都是我经历过的。

我所遭遇的迫害“往事不堪回首”。

每当和战友、同学、朋友见面时大家都很关心地问到我的遭遇，问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只是轻轻一笑，把话题引开。

我不愿让大家过多的为我担心，也不愿触及那些令人心寒的往事。

决心写这段文字之前，我心情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

不怕大家笑话，为了能使自己平静下来把这段文字写完，我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到郊外，面对苍天大地，酣畅淋漓地大哭了一场，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宣泄我心中压抑已久的悲愤。

我慢慢地走回住所——一个我东躲西藏的新住所，逐渐理出了思路……。

一、举报起因我是从2002年逐渐发现原鲁抗医药集团董事长章建辉、总经理程军有贪污腐败嫌疑的。

直到我掌握了他们财务造假的铁证后，才觉得必须揭穿他们，不然中国几亿股民就会蒙在鼓里被骗上当。

再想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如果这个市场上都像鲁抗医药这样靠造假圈钱，那会给中国的证券市场带来灭顶之灾。

2002年12月12日我走进了中国证监会，当时主持负责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工作的是今年被绳之以法的范福春和他的同党们。

现在回想当时他们接见我的一段谈话才知道一些上市公司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搞财务造假，是因为和他们是串通一气的。

问：你说鲁抗医药搞财务造假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要考虑好，现在不举报还来得及，我们会为你保密的，就当没发生这事一样。

答：既然敢来举报就敢于承担法律责任。

问：你说鲁抗医药财务造假，你搞清楚了没有？他们是财务造假还是财务人员在汇总财务报表时的笔下误，出点差错还是可以理解的。

再说你说的他们财务造假只是初犯(按他们的解释初犯就是第一次造假)还是多次造假，还有他们是适度造假还是恶意造假。

答：我很笨，只觉得造价就是造假，不知这么多，也没想这么多。

还没听说对造假还有这么多解释。

我在地方工作知识面窄，还是第一次听说“适度造假”这个说法。

证监会对适度造假是怎样量化的，我们不知道，像鲁抗这样把亏损十几亿造成盈利，还符合增发条件到二级市场圈钱坑害股民，是适度还是恶意呢？问：轻轻一笑，不正面回答。

答：我觉得“适度造假”口子一开，上市公司都可造假上市圈钱。

因为任何上市公司造假应该都是“适度”的。

问：说来听听。

答：上市公司要造假增发圈钱，必然把造假“适度”到符合增发条件，还必须“适度”到不能被人一眼看穿，能堂而皇之的通过各种审计检查。

不适度他们造不成假，不适度他们就成了吹牛皮，而吹牛皮和造假应该有质的区别。

我们在地方工作，对党的政策理解不一定对，还请领导批评指正。

（违心地说了后两句话，心里在打鼓，举报是否又走错门了！怎么从地方走到北京哪一次都是走错门呢？）问：看来你是真心来举报的，很佩服你的勇气。

为了对工作负责，你必须写一份法律承诺书，一旦举报错了要负法律责任的，要签上字，按上手印，留下身份证复印件。

要知道一旦进入程序，你举报的符实，可能有很多人坐牢，反过来，你举报错了，坐牢的可能是自己，你要考虑清楚。

现在收回还不晚。

答：我考虑清楚了，我可以写承诺书、签字、留身份证复印件。

二、举报被出卖办完了这些手续，我隐隐感觉到事情不会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造假的那些说法，实际上都是对造假的一种开脱和默许，对举报人是一种刁难和恐吓。

但又一想人家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站的角度不一样，也许自己多虑了。

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还是郑重地向证监会提出了“为我保密”的要求。

要求证监会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我把手横在脖子上，告诉他们一旦暴露了我举报人的身份，我可能人头落地，还会株连到家人。

他们信誓旦旦地做了口头承诺，表示他们会保密的，让我放心。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证监会食言了，我被骗了。

证监会出卖了我。

我回家不到一个月就被济宁市中区检察院以欲加之罪送进了监狱。

罪名倒不是我诬陷鲁抗医药，而是“贪污和挪用公款”。

2003年1月15日，到地方政府反映章建辉、程军贪污腐败、财务造假的几个党员被当地公安派出所拘留，第二天一上班我就被章建辉、程军在济宁市中区检察院的几个铁哥们检察官刘瑞元等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带到济宁市中区检察院，说是有几个经济问题要对我进行询问。

实际上是和章建辉、程军预谋好的：不择手段把我弄进去，先让我闭嘴再说，而且只要弄进来就别想再出去。

对我进行迫害的序幕拉开了。

我以一个党员、一个军转干部的胸怀，把一颗忠于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心交给了证监会，我虔诚地把证监会当成为国家、为人民办好事的地方，当成能让老百姓讲真话的地方；我善良地把范福春及其同党当成人民的公仆、当成人民政府的代表。

我太天真了！我一个始终与党保持一致的党员、基层企业领导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这些喝着人民乳汁、拿着国家俸禄的公务员竟是坑国家、害人民的败类！他们是腐败网的编织者，是腐败者的保护伞，是腐败的受益者。

在他们腐败的过程中，国家、人民的花花白银流进了他们的腰包。

在他们腐败的过程中，真理没有了，正义没有了，好人没有了。

他们杀人不眨眼，杀人不见血！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胆竟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眼皮底下肆无忌惮地经营腐败。

三、我所遭遇的迫害一到检察院，他们就恶狠狠地对我说，“人家鲁抗增发股票费了那么大的劲，你瞎搅和什么，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天高地厚。

”我知道被出卖了，也只能轻轻一笑。

当他们把我带进审讯室时，我提出了抗议，“你们说是来询问情况。

怎么把我当犯人审讯，在这种场合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询问进行到晚上十点，市中区检察院法定问询时间用完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按照法律规定，他们应该立即结束询问，让我回家。

但他们没有依法去做，他们因没达到目的而恼羞成怒，而是要把我送到鲁抗。

我又提出抗议：“我反映的是鲁抗医药财务造假，章建辉、程军贪污腐败的问题，你们把我交给他们，不是往死里整我吗！”但是抗议无效，“你进来了就别想再出去了，就不信找不出你一点事来，没有违法还能没有违纪？”我被强迫押到鲁抗。

到了鲁抗我就被宣布双规，关进铁窗，失去自由。

双规的七天中，中区检察院的人几乎每天都来，他们采取车轮战术，不让我睡觉，逼迫交代问题。

我抗议，我是在双规，属于党组织的职责范畴，你们检察院的凭什么天天来折磨我，你们这是违反法律规定、但是抗议还是无效。

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鲁抗和检察院串通好的，鲁抗对我双轨实际上为检察院继续逼供延长时间，为检察院继续迫害我提供条件。

即便这样，双规七天也没发现我任何违纪的地方。

就在鲁抗纪委准备释放我的时候，检察院却不惜违法违纪将我刑事拘留，逮捕入狱。

以后的细节我在另文分别叙述，在这里我只简单说个大概。

自从我入狱后，我知道有三个部级领导过问过我的事情。

第一个是中国证监会的范福春派人到监狱看过我，让我继续反映情况，我说我现在是隔着铁窗穿着囚服和你们谈话，我还能说什么呢？再说下一步就是进火葬场了。

第二个是已被正法的原中国医药局局长郑筱萸，他之所以过问此案，是因为我在到证监会实名举报前曾向他举报过鲁抗医药财务造假、章建辉、程军贪污腐败的问题。

第三个是原山东省长韩寓群，章建辉到省长那里是一步到堂前的，章建辉常常以此为自豪。

三位大人物关心我的案子目的是什么、具体细节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们过问以后，检察院和鲁抗的人对我的出拳越来越重。

在狱中我的家也被道上的人砸了。

三个省部级领导过问此案，前两个是我亲自接触的，至于原韩省长过问此案我是从三个渠道获得信息的。

一是济宁市中区检察院检察官刘瑞元逼迫我交代问题时拿韩省长做过大棒子，说“韩省长都过问你的案子了，你还不老实交代”，二是2003年我入狱后，山东省发行的《内参》上说过这个案子，韩省长看到后亲自打电话交代济宁有关人“要重视吴德东的案子，它关系到济宁的经济和稳定，一定不能出问题”。

三是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很多灵芝股东为解决灵芝问题和营救我出狱，积极到市信访办反映情况，省外灵芝股东为此要求济宁市政府尽快解决灵芝和吴德东的问题，否则就到北京区游行，并依法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游行申请。

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省长韩寓群专门打电话给武汉的另一位举报人艾群策先生，说告诉灵芝股东千万不要到北京来，他开完两会立即到济宁解决灵芝和吴德东的问题。

实际上他这是欺骗群众，后来除了对我和其他灵芝股东加大了打击力度外，没有解决灵芝的任何问题。

从2003年元月入狱到2005年6月23日济宁中区检察院撤诉我走出监狱大门，可谓是经历了九死一生。

这中间公开开庭四次，终因欲加之罪经不得法律的较真，类似几千年前赵高指鹿为马的恶作剧没有在我身上重演。

出狱后，对我的迫害并没有结束。

我时常被人盯梢，时常要提防不知从哪里会捅来一刀，我有时一晚上要变换几个地方休息。

我一家人过着有家不能回的日子，妻子和孩子都患上了忧郁症和恐惧症。

我出狱后才知道我已被开除了公职、党籍、政籍，成了名副其实的三开人员。

从2003年元月份，我就被停发了工资，切断了我的一切生活来源，直到现在我没有一分钱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