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一)中国现代经济史是一门与时代脉搏同步跳动的基础学科，2003年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方面有以下特点：1．随着行政体制特别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改革提上日程，以及国际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和心理经济学的肯定，本年度增加了对政府管理经济行为历史演变的研究。

2．伴随市场化改革深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十六大”以来关于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明确，对于社会保障、商业信用、就业与农民土地产权等社会经济政策史的研究增加了关注。

3．对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历史作国际比较的成果增加。

4．西部大开发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现实问题促进了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开拓。

5．近现代经济史贯串研究多了起来。

部分研究单位已将上个世纪50年代经济史纳入了近代领域。

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与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于2003年4月在青岛联合召开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

与会学者就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三农”问题、企业管理、对外贸易、投资体制、劳动就业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回顾与评价是其中的热点。

一、关于宏观经济历史与国际比较研究刘国光在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上关于建国53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的学术报告(当代中国史研究4)指出：建国初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可划分为“一五”、“二五”、调整和“文革”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特点。

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导，强调发展速度；战略推行的结果虽然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但在产业结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增长方式、增长的波动性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与此相适应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集中力量搞建设起了作用，但从效率上讲是失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依然对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构成一定的障碍。

武力认为(当代中国史研究4)，中国在50年代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除主观认识因素外，当时的工业化压力、资源短缺和政府动员能力强也是重要因素。

董志凯论述了1953—80年我国计划管理的6个特点，指出计划经济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由于在决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决策科学化难度很大，实施形式趋于单一，微观管死与宏观多变，以“条”、“块”为特征的整体与局部分割，需求和可能割裂、投入与产出分家，重基建轻技改等，致使5个五年计划中有4个未曾正式公布和真正实施(当代中国史研究5)．赵梦涵对新中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历史变迁及宏观政策作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4)。

卫兴华全面回顾和评析了新中国党的经济理论和思想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1)。

吕书正对1956—1978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国际比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认为，1956年中国虽然是一个低收人国家，但是起点水平并不很低，大体属于当时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由于几经曲折和世界整体水平的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提升幅度比较小，大体上略高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赵德馨回顾了2800多年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论商兴国兴，中国经济史研究3)认为：在1842—2001年的160年间，中间经历40年(1937—1976)的W型衰退期。

其与1—5世纪商业长期衰退的原因根本不同，是人们的主观行为造成的。

1937—1949年是战争行为，1953—1976年是抑商行为，1953年开始的商业衰退与l世纪东汉章帝、和帝之间开始的商业衰退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在和平、统一，国家政治军事力量强大时期发生的。

麦迪逊关于1820—1992年中国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的绝对数有待商榷，但他的数据所反映的趋势，与国内学者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

秦晖在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的论文《中国改革前旧体制下经济发展绩效刍议》中认为，1949年起直到改革前我国经历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30年和平建设时代，在这个背景下旧体制与“计划经济”类似的高积累机制也的确对工业化原始积累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这两个条件下，横向与意识形态相似的苏俄比较，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比较。

纵向则与民国比较，30年来统计表中经济增长的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

中国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面貌比起兵荒马乱的民国末世确实是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民国史上的相对和平时期相比，增长速度并不更快，与印度相比具有的优势总的来讲也没有超过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的水平，而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人均水平)一直到改革开始时是否高于印度也还有待研究。

对宏观运行历史作较大跨度、较大题材研究的专着有：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中，苏少之、赵凌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在以往同名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炼，运用了近年新的研究成果。

姚开建、陈勇勤主编的《改变中国——中国的十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出版社)以中国的“五年计划”为主线回顾了经济发展历程，但史料发掘和分析尚感不足。

蔡防、林毅夫的新作《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章百家等撰写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评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

二、关于20世纪50--70年代经济的研究(一)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研究匡家在对建国前后统一财经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认为，统一财经能够遏制住通货膨胀，有其内在逻辑。

建立高度集中的财经体制是这一进程的终点。

姚会元回顾了陈毅领导上海解放之初的经济恢复工作(当代中国史研究3)，侧重于如何完成“与进步的产业界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的任务。

迟爱萍研究了新中国第一笔国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思想(中国经济史研究3)。

李占才回顾了建国初期共产党人的工商业经营管理思想(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5)指出，调整工商业主要是调整公营与私营、公营与公营、私营与私营、工业与商业、金融业与工商业、城市与乡村、各区域之间、各企业内部、出口与人口等方方面面的关系。

吴景平、张徐乐阐述了从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到年底约7个月中，上海军管会金融处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对上海私营金融业实施了行政监管和业务引导的情况(社会科学(沪)5)，认为其使国家银行与私营行庄之间确立起了一定的业务联系甚至合作，体现了初步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在稳定上海金融市场过程中，对私营金融业的扶植及其合法利益维护不够，对其积极一面认识也不够充分。

赵学军研究了建国初期我国国内保险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从人民政府重建国营保险机构到1958年停办国内保险业务经历的三个阶段。

袁宝华回顾了1948—50年东北工业部与新中国工业的起步(中共党史资料3)。

(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工业化鲁振祥等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综述(党的文献4)指出，毛泽东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这个问题最受关注的文献，应认识毛泽东当时设想的合理性以及追求单一公有制的历史局限性。

林蕴晖分析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的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4)，认为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制度层面探索，集中体现于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由于“八大”仍把消灭资本家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规定为党的任务，使探索没能摆脱苏联模式，也因此中断以至逆转。

金冲及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主体和三大改造两翼(一体两翼)，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说了新话。

社会主义在中国好像十月怀胎，八个月就生下来了。

但新生命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虽然先天有一点不足，但不能重新塞回到娘肚子里去，只能在后天成长过程中补充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5)。

杨献珍秘书萧岛泉回顾了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问题(上海行政学院学报1)，杨献珍认为由五种经济成份组成，而“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反对把“生产关系总和”了解为“各种经济成份的总和”，其后果助长了实践中极左思潮的蔓延滋长。

武力评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党史研究与教学3)的原因，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是选择了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不能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吕政、郭克莎、张其仔论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工业经济1)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使我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初步工业化任务的同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李幼斌认为(吉首大学学报3)新中国从1953年到1978年走了一条反常规工业化道路．原因主要有：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需要；对我国历史上工业化教训的反思；实现积累的需要；国家安全的需要。

王奇(当代中国史研究2)和孔寒冰(俄罗斯研究(沪)2002．4)从中苏关系的角度探索中国工业化的体制特征。

认为对苏联的选择以及由苏联援建出台的“156项工程”如同助长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由此被注入了苏式基因。

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初期引进国外技术的经历。

师吉金认为(党史研究资料2)，要使有数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的地方，必须实行计划管理。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52年的初步建立阶段，1953—56年的形成阶段。

周含华、曾长秋认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政治原因是对资改造的决定因素；其次是推行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赶超西方国家的强烈愿望是改造的主观动因。

(三)关于农业合作化曾康、周志强评论建国初期中共党内关于农业发展道路的争论(党的文献1)指出，这场争论是具体道路选择上的不一致，原因在于对新民主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

从实践看，刘少奇的主张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大多数农民的愿望。

罗平汉认为(史学月刊2002．11)，1956年秋后至1957年春夏在全国农村展开的以富裕中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大辩论，是在对农村形势作了不切实际估计的前提下开展的。

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给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范晓春对1957年刘介梅“忘本回头”事件再评价(党史研究资料4)认为，在农民群众中，宣传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是正确的。

但是合作化高潮中逐渐偏离了正确方针，造成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农民怕提富裕，以穷为荣，谈富色变。

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刘建平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农业合作化决策的过程及其政治学意义(开放时代2)认为，农业合作化既是以资本主义标签否定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过程，又是打破尚在建构中的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过程。

(四)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思索李付安认为(当代中国史研究3)“大跃进”运动是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悲剧性探索。

这次探索从理性的认识出发，最终滑向非理性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