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协议书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

文件编号TT-00-PPS-GGB-USP-UYY-0089

“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新解

《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况比较突出，合同诈骗罪作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罪名，如何与民事欺诈行为划分开来，涉及到当事人权利的维护与法律适用。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存在诸多类似，往往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认定标准，也是以此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界限，而往往对非法占有的法律特征和构成要件存在一定的分歧，给定罪带来困惑。

为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特征，清楚划分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律师整理如下识别要点及注意事项：

一、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

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会有一些虚假不实的言语和行为，这与合同诈骗罪中的客观行为及方法极为相似，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否则有可能将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混同，造成放纵犯罪或错误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不良后果。

两者的区别主要是：

1、主观目的的不同：合同诈骗罪以签合同为名，达到非

法占有的目的；民事欺诈虽然主观上有欺诈，但不

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主观上以追求谋利为目的。

2、行为性质不同：两者都有欺骗行为存在，但二者的性

质完全不同，民事欺诈主要是违背诚信原则，虽然

客观上当事人也采取欺骗方法，却是在履行合同的

前提下的欺骗，行为的目的只是出于谋利，使相对

人产生错识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合

同诈骗罪是想利用合同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

物的目的，犯罪行为人本质上没有承担合同义务的

诚意，而是意图使对方单方履行主要合同义务，非

法将其财物占为已有。

3、欺诈的手段和程度不同：民事欺诈通常比较直接，有

一定的限度，只要对方当事人加强警惕，多数是可

以避免的；合同诈骗罪的手段更加隐蔽和恶劣，如

伪造身份证明签约等，被害人往往难以防范和避

免。

从司法实践看，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关键。刑法列举了合同诈骗罪客观方面的五种

行为，如果有证据能证明有这些行为存在，原则上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时还需要综合考察以下因素，最终确定主观特征：

一是、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履行合同能力是基础，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故意夸大履约能力，合同订立后不努力创造条件履行合同，这种情况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订立合同时无履行能力，但事后经过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且有积极的履行行为，或行为人有部分能力或提供了担保，但由于某些原因造成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应属于民事欺诈。

二是、行为人履约行为：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一般没有履行合同行为，即使有部分能力，也是为诱骗对方当事人，意图使对方当事人交付财物而将其非法占有，如果行为人有履行能力，并为履地合同做了客观努力，即使未能完全履行，也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是、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行为人如果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部分用于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等，应当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也应认定为民事欺诈。

四是、行为人事后态度：如果行为人事后积极挽救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损失，能主动承担违约责任或制订还款计划保证履行，则不应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行为人不采取积极措施补救对方损失，不承担违约责任，甚至推拖责任或有逃匿行为的，一般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单位犯与自然人犯的区别：

根据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未作为单位犯罪起诉的单位犯罪案件处理精神，审判程序并无不当，但由此反映的单位犯与自然人犯在司法中突显的问题，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构成即有单位又有个人，二者区别是：

一是、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主体不同；

二是、行为人是否为单位利益、体现单位整体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实施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在主观上是否为单位利益，客观上所得利益是否归属单位。单位行为必须是以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认可的行为，看该行为是否经过单位决定或认可，是否体现单位的整体意志，客观上是否表现为单位以其人力或财力实施。

三是、单位犯罪中，如果个人有部分分赃，即有单位人员将合同诈骗所得财物的一部分归单位所有，一部分归个人所有，则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构成和共同犯罪情况认定。

三、交易次数在定性中的作用：

多个主体、多个法律关系并存的情况下，在单次业务中，行为人在某一业务中使用欺诈手段，将另一方持有的财物占为已有并处分，此行为本身来看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特征。如果考虑这一行为发生的具体背景，业务联系过程，或将业务放在整体背景下，或有其他第三方的利益参与，这种情况下，对此行为要慎重评价。合同诈骗罪是主客观统一的整体，是行为与结果的有机整体，应同时重视或考查对规范的违反和对利益的侵犯两方面。

四、采取欺诈手段签订合同，将所得款大部分用于合同履行的情况，如何定性：

行为人获得财物后，进行了履行合同的努力，并非签订合同后听任不管，或采取转移、隐匿资产，使合同根本不能履行或不具备履行条件，这种情况下，容易发生错误推断。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基本反映不履行合同的故意，则应当推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把获取的财物又投入履行行为或履行中介活动，而不是用挥霍、偿还债务或携款逃匿，没有明显的侵吞

合同款的行为，这种情况下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亦很难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不宜按合同诈骗罪处理。

五、受害人未受实际损失对定性的影响：

实践中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履行合同时使用了如冒用他人名义，虚假出资等欺诈手段，但受害人基于对土地增值、市场供求与风险市场因素的合理预期，通过商业运作和经营活动，获得了收益，同时合同目的得以实现，当事人并没有因为行为人欺诈行为而受到损失，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客观方面可能具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欺诈特征，此时应当立足于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情况分析，不以个人的手段为判断标准。合同诈骗罪保护的客体是财产权，而不是交易中的诚实信用，不能因为一方在交易中有不诚实的行为，就认定为诈骗犯罪，如果最后没有造成另一方当事人财产损失的话，不以合同诈骗罪追究责任。

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行为人骗取财物没有从事非法活动，而是用于履行合同以外的正当用途的情况，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但也不愿意履行合同，而是想利用合同得到当事人的财物，用于解决自身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