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心得：如何做好检察机关的典型宣传工作作为检察机关，如何运用好、发展好典型宣传关系到检察事业自身的发展和国家的法治进程。

但就目前而言，检察机关所推树的典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典型宣传的界定及意义宣传是一种为了服务特定议题的讯息表现手法，在政治环境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阐述一定观点和主张，达到吸引受众、争取受众、传播宣扬主流思想的目的。

典型宣传则是一种带有很强社会主义特征的新闻表现手法，它“突破了西方新闻定义，是社会主义新闻制度下的独特的新闻报道形式。

”这种形式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已被运用了70余年，其凭借独特的地位、作用和生命力，在我国党建、队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启发、示范、教育和引导作用。

从宏观看，战争时代的白求恩、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发展时代的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当今的任长霞、宋鱼水、牛玉儒、丛飞等，每个时代都有一批典型人物被树立起来，他们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楷模。

从微观着眼，一个基层模范人物可以服务地区与行业发展，切实起到表率作用，同时，这些人是本地区、本行业对外展示的一张名片，人们往往通过典型人物形成对这个行业的第一印象。

检察机关在社会主义法制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推树典型人物对检察机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推树典型人物，必然要从其工作入手，通过对其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工作内容的艺术化表达，让受众有直观的感受。

在这个过程中，检察职能可以被很好的宣传，同时也能达到普及法律知识、提高社会整体法律素质的效果。

另一方面，将其放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下，检察机关作为重要的党政机关，可以配合政府做好主流思想引导，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做好本单位、本区域的思想教育工作，与各行业先进典型一起，对社会方向起到引领作用。

二、检察典型宣传的现状典型宣传在我们党和国家进行社会管理过程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各行各业，都推树有自己的模范，作为这一行业的标杆。

国家也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支持宣传工作的开展，如“感动中国”先进人物评选、《焦裕禄》、《任长霞》等影视作品的拍摄，持续不断的挖掘身边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

检察机关也是在不遗余力的进行典型宣传工作，近年来，高检院连续举办“十大杰出检察官”、“十佳公诉人”评选等活动，为检察机关典型人物的成长与宣传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平台。

随着平台的搭建，检察机关也推树了不少先进人物，如近些年推树的“乡村检察官”张章宝、“鹰城保尔”马俊欣，“十大反贪局长”张京文，均取得了不错的宣传效果，但就我们XX地区而言，只有“中国好人”林新平这一个检察机关优秀典型。

在这种现状里，检察机关的典型宣传工作具体是怎样实施的？又有哪些成绩和问题存在呢？怎样才能把典型宣传工作做的更好？下面以对张章宝与马俊欣二位同志的宣传工作为例进行分析。

张章宝同志是XX市土默特右旗检察院的检察官，长期从事基层检察工作，在控告申诉岗位一干15年。

由于工作需要，张章宝常年深入农村，为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奔波。

2007年，张章宝被自治区院荣记一等功；2008年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确定为全区“服务大局、执法为民、爱岗敬业、忠诚风险”的先进典型；201X年2月，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共自治区党委分别授予“全国模范检察官”、“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同年9月，最高检召开张章宝工作模式研讨会，将其在全检察系统内推广，并于201X年写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01X年12月，张章宝荣获当年十年法治人物特别贡献奖。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检察日报》及内蒙古地方媒体等都大幅报道了张章宝同志的先进事迹，新华网以“张章宝：用真情铸就传奇的‘乡村检察官’”、人民网以“土默川尚德向日葵——记乡土检察官张章宝同志”、正义网以“201X年度中国正义人物张章宝”等为其开辟了专版，201X年5月，以张章宝为原型的电影《乡村检察官》上映。

再看对马俊欣同志的宣传工作，马俊欣是XX省XX市郏县检察院检察官，由于上学时摔伤颈椎，留下了左手左腿瘫痪的后遗症，毕业后分配到了郏县检察院。

从检近40年里，他对命运顽强不屈，对工作勤恳敬业，对组织满怀赤诚，在平凡的岗位上追求崇高，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被誉为中国的“保尔”。

201X年下半年，马俊欣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其个人的先进事迹报告会、座谈会多次举行，XX市委、XX省人民检察院分别开展向马俊欣同志学习活动。

201X年2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文章《钢铁这样连成——记XX省XX市郏县检察院检察官马俊欣》。

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批示进一步总结宣传马俊欣事迹。

3月，最高检授予马俊欣“全国模范检察官”称号。

马俊欣先进事迹报告团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学校“四进”活动启动，《活着，就要站起来》、《工作，并快乐着》等报告巡讲。

从二人的典型宣传过程来看，我们能感觉到检察机关进行典型宣传的大概思路，即首先由基层院进行发现、培养典型的基础性工作，并在材料齐备后报上级单位；上级单位根据中央精神及当前工作思路确定着力培养的先进典型，并以组织报告会、宣讲会，下达学习文件等形式在系统内形成宣传洪流，同时，各种荣誉称号会纷纷授予；至此为止，宣传工作开始分成两条路，如果与同时期其他行业先进典型相比仍然具有鲜明的特点与影响力，则可能被党中央选择，通过更丰富的宣传手段在全国范围里进行全民宣传，而如果其影响力有限，则会很快走向幕后，被新推树的典型取代。

张章宝同志和马俊欣同志之所以能被推树出来，在于他们与这个时代的双向选择。

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发展，需要踏实工作的劳动者，但当今社会却普遍存在着浮夸和骄躁，在这种现实中，二人首先选择了这个时代，张章宝深入农村，勤恳工作，马俊欣身残志坚，淡泊名利，二人均以实际行动顺应了时代精神；而这样踏实工作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是在这些人中，时代选择了最突出、最有特点的二人，将他们推树到一个高点，作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

三、问题及原因尽管检察机关在典型宣传的路上从未停步，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很多问题存在，阻碍着我们宣传工作的发展。

（一）影响力不足与同时代的政法机关，公安系统推树的任长霞与法院推树的宋鱼水相比，张章宝与马俊欣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如二人。

以百度搜索为例，“宋鱼水”的搜索结果为34万条，“任长霞”为190万条，而“张章宝”仅为68200条，“马俊欣”为57600条，差距可见一斑。

我认为，这种差距来源于张章宝、马俊欣的影响力多局限于检察系统内部，或仅至政法系统，甚至不能做到党内知名。

而红遍大江南北的“感动中国”让任长霞的知名度一夜暴涨，央视黄金时间段播出的《任长霞》更是辐射全国，让这个名字妇孺皆知。

影响力大小是判断宣传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典型人物影响力不足可谓是检察机关典型宣传工作最严重的问题。

究其原因，由于我国的法治社会的进程并不成熟，人们的法律意识有限，所以人们更熟悉每天在身边公安民警，熟悉负责“断案”的法院法官，而更偏重刑事案件的检察院相对与群众的距离较远。

这使得受众对警察、法官的典型更容易接受，而对同属政法系统检察官典型接受起来却稍有阻碍。

另一方面，检察自侦业务均涉及贪污、渎职类案件，内容敏感，不宜过多宣传，这也使得一些优秀检察官的事迹不能被很好的发掘和艺术加工。

受这两点天然的劣势的影响，检察院典型宣传可谓“先天不足”，以“感动中国”这类既有高度又亲民的奖项为例，曾先后8次授予公安系统，却从未授予检察官，仅仅马俊欣成为过201X年感动中国候选人。

除了“先天不足”，宣传手段传统、宣传力度不够则可谓“后天乏力”。

检察机关进行典型宣传运用的最主要的手段是事迹宣讲、研讨会、人物纪实，主要阵地是《人民日报》和机关报《检察日报》。

尽管此两家媒体级别足够高，但受众以党政机关为主，且主要形式为说教，其弊端是“习惯于把典型人物及事件简单化、完美化、模式化，片面注重单向性鼓动和灌输，受众群体基本处于被动、无语状态。

受众群体十分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和距离感，无形中降低典型宣传的教育及说服力。

”直接使典型人物远离了群众。

近两年，以张章宝为原型的电影《乡村检察官》和以彭燕为原型的电影《钢铁玫瑰》可谓为检察机关典型宣传走出了一条新路。

《钢铁玫瑰》仅仅在检察系统内组织观看，并未公映，而且以几十分钟的电影凝缩的故事也略显仓促。

相比而言，200X年在央视播出的21集电视连续将《任长霞》则为我们展现了更多任长霞工作的细节，使得典型人物形象更丰满，宣传力度也更大。

（二）受众认可度低宣传是一个辐射到接受的过程，由于检察机关典型宣传辐射的范围有限，这使得其受众基数本就不高，而在这些受众认可度低无疑更降低了其影响力。

造成认可度低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上“反权威”思想的流行。

当今社会，无论推树任何人作为典型，随之而来的都会有质疑的声音。

这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文化缓慢发展矛盾突出，信息来源多元化与受众辨别能力不足严重干扰了受众对信息的接受。

在建国初期，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比较单一，几乎是全部来自于党和政府的声音，因此受众没有思考的空间和意识，对信息也是全盘接受。

所以毛主席一笔“向雷锋同志学习”，树立了一个几十年的典型人物。

而现在人有了更多了解信息的途径，也有了更多的思考，“网民”这个群体发出的声音和党和政府发出的主流声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相上下。

这种情况使人们获取的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受众也会很自然的感到没有安全感，这就导致现代人出现了一种本能的自卫心理。

即很容易对引导性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对说教性的方法持抵触情绪。

因此，建国初人们看到的是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现代人看到的事他把好事全记在了日记里；当时人们看到的是雷锋打着手电看书、坐在车里学习，现代人看到的是当时一个普通的战士却有着数量不可思议的照片。

在这种不良社会风气影响下，检察机关宣传工作的做法是意图通过塑造接近“完美”的典型来加强主流声音，传播正能量，从而掩盖并消灭质疑，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做法适得其反。

真正的典型应该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是受众可以接触到的、亲切的人，这样的人才具有普遍的认可度和感染力，但检察机关的这种做法使得塑造的典型人物对大部分受众来说，都是站在主席台上的、写在文件上的，是一种精神的代表，高不可攀，而并不是我们可以靠近学习的。

造成认可度低的另一个原因是“悲剧英雄”的错误运用，作为宣传工作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也出现在检察机关宣传工作中，马俊欣身残志坚，彭燕与病魔斗争，这无疑是值得学习的，但其“苦难”应该仅仅是为了突出其事迹的一个对比，在宣传过程中一笔带过，而决不能大肆宣扬，重点渲染。

尤其不能把这种“苦难”当做一个噱头，给人以不苦难不先进、不苦难不典型的错觉。

由于上面提到过人们有了更多的思考，“悲剧英雄”的地位也就开始动摇，相比人们为之恸哭的遗像，兰考人民可能更需要一个健康的焦裕禄，我们敬仰他的鞠躬尽瘁，而我们更为这样一位人民公仆的英年早逝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