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企业法定代表人“黑名单”库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仙游县工商局郑国钟
一、建立企业法定代表人“黑名单”库制度的必要性
企业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企业法人，对内是企业一切事务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因此建立与完善企业法定代表人“黑名单”库制度,实现对法定代表人信用的监管，是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举措之一。

（一）实施法定代表人信用监管是企业登记监管部门履职的内在要求。

法定代表人是重要的企业登记事项，但其登记监管却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表现在：一是法定代表人准入和退出制度执行还不到位。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配套制度不健全，《公司法》第147条及《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4条所规定的法定代表人任职资格限制在实际操作中不能得到很好落实；二是法定代表人登记确权纠纷越来越频繁，给登记机关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三是法定代表人不履行企业清算等法定职责、登记时弄虚作假等失信违法行为履有发生，破坏了正常的登记秩序。

建立健全法定代表人“黑名单”库制度，实施法定代表人信用监管，更好地履行法律赋予我们工商部门对法定代表人的登记监管职能。

（二）实施法定代表人信用监管是完善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客观需求。

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法定代表人作为企业的第一责任人，
拥有直接控制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权力。

因此，企业的信用状况很大程度上处决于法定代表人的经营素质、诚信理念、思维定位等因素。

加强法定代表人信用监管，强化法定代表人的信用意识，是促进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随着公司制度的普及，由于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这使得公司在决策过程敢于开展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活动，因为高风险损失可以通过破产、注销转嫁给债权人或社会。

违法失信行为作为一种高风险、高收益行为就很有可能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

只有加强法定代表人信用监管，建立法定代表人信用档案，把企业信用与法定代表人个人信用关联起来，才能弥补公司制度的缺陷，促进企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三）实施法定代表人信用监管是深化和拓展工商职能的有效手段。

企业法人只是“虚拟”的人，对于很多企业，法定代表人才是真正在背后“操作”的人。

因此，法定代表人才是市场经济活动的真正主体，才是企业财富真正的创造者之一。

如何监管与服务两手抓，培育一支高品质、高素质的法定代表人队伍，既是实现市场主体监管到位，提升工商监管权威的重要方面，又是工商部门服务企业、服务经济、服务社会的具体体现。

同时，法定代表人“黑名单”库制度建立过程中我们也应当注重柔性监管与刚性执法、教育引导和限制淘汰的有机结合，把对法定代表人的监管和服务很好地统一起来，从而成为拓展和深化工商监管和服务职能的有效载体。

二、建立法定代表人“黑名单”库制度中存在的“瓶颈”问题，以及确立企业法定代表人“黑名单”库制度建立的着力方向
(一)寻找法律支撑难。

目前，作为工商部门开展法定代表人监管工作的法律依据十分有限，既有的依据也由于规定得过于原则而使可操作性降低。

这给工商部门对法定代表人采取“刚性”管理措施造成很大难度，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监管手段缺乏。

(二)法定代表人的评分标准难定。

对法定代表人的信用评价实际上就是对个人的一种评价。

但是评价一旦涉及个人，不管是道德评判还是履职评价，都很难有统一标准和固定模式，因此，构建法定代表人信用监管体系比之前建立企业信用监管体系，在评价标准、评价实施、评价反馈等方面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三)采信和取证难。

假如我们避开量化打分，直接按照既有法律法规对法定代表人具体失信行为进行监管，也将涉及到采信难、取证难的问题。

譬如，当我们要了解法定代表人是否有到期未偿还的较大银行债务时，金融机构虽然愿意协作但却又受限于法定代表人，因为个人征信系统中的数据涉及隐私，按规定查询需要由本人先提出申请。

此外，由于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利益一致性，使我们很难甄别法定代表人是否对企业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

(四)监管意图统一难。

当前，工商部门对法定代表人的最严厉措施是实施准入限制，而银行、法院关注法定代表人的本意是希望他继续任职下去，以增加还款、偿债的保障。

部门监管意图的不统一，必然给工商部门法定代表人信用监管造成障碍。

而关于法定代表人信用监管的着力方向，我的整体思路是：
第一，立足法律，依托职能。

首先，针对法定代表人采取的管理措施，必须在工商部门的职责范围之内，并且不能突破现有法律框架。

也就是说，无论是约谈提醒、指定培训，还是公开警示、准入限制，都必须有一定的工商行政管理相关法律予以支撑，不越法，不越权，只有这样工商部门对法定代表人的信用监管才有底气，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实践的检验。

第二，抓住“软肋”，突出实效。

“软肋”就是法定代表人广泛存在的怕被查、怕被罚、怕曝光的心理。

抓住这“三怕”，也就顺理成章地找到了当前法定代表人信用监管的突破口，这就是：打造以失信惩戒手段为主要支架的法定代表人信用分类监管体系，在取得实质性管理效果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社会认知度、认可度，进而提升该体系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地位。

至于法定代表人信用激励，我认为关乎对人评判的复杂性，参照当前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状况，现阶段并不是大力推行该项工作的有利时机。

而实行失信惩戒本身也是对其他法定代表人的“间接”信用激励。

第三，体系独立，刚柔相济。

所谓“体系独立”，是指建立起法定代表人“黑名单”库制度不能等同于面向企业的单纯行政指导，而应视之为带有惩戒性的、以法定代表人为特定对象的一系列针对性行政措施。

“体系独立”很重要，这是充实法定代表人信用监管的前提。

所谓“刚柔相济”，是指要注重行政执法与行政指导两方面的相结合，使其具有引导与惩戒的双重功能。

三、从实际出发确定企业法定代表人“黑名单”库制度建设的基本结构。

（一）建立法定代表人信用信息库。

法定代表人信用信息库是实施法定代表人信用监管的基础。

在各级工商部门建立法定代表人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归总，又在省局层面直接地全面采集全省的法定代表人基本信息、黑名单信息等；既要注重采集工商部门内部信息，也要强调与法院、金融等部门的信息交换。

在技术支撑上，主要依托工商企业信用信息平台，省局统一设置采集指标，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通过各项业务软件自动采集完成。

有条件的地方，鼓励依托政府企业信用平台开展法定代表人征信工作。

在征集内容上，以与工商职能相关的信用信息为主，重点征集法定代表人的基本身份信息、黑名单信息以及法定代表人违反工商法规的信息。

同时，把法定代表人所任职企业的情况、法定代表人股权持有情况、任职经历和兼职情况作为参考信息。

（二）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一是要探索完善法定代表人资格限制的具体实施办法，如担任吊销企业法定代表人个人责任的认定程序和条件、法定代表人个人负债数额较大的界定等。

二是进一步细化实施抄告相关和公开警示的具体条件和程序，避免造成不良社会后果；三是组织法定代表人培训的内容、方式等都要建立相应制度，保障培训的实际效果，防范出现“走过场”的情况。

四是实施法定代表人监管的监察机制还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防范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三）梳理法定代表人的主要违法失信行为，实施信用评分。

可根据《公司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规定》等工商法律法规，将法定代表人与登记监管相关违法失信情形，并根据法定代表人违法失信行为的性质、危害程度、行为阶段、时效等因素，设置相应的扣分指标项，信用扣分需具有以下特点：（1）评价基本上都是扣减分，尽可能排除一切主观因素。

（2）评价不作定性表示，评分结果仅作为实施监管的参考，不作优、良等定性表示。

（3）评分不对外公开，仅对法定代表人本人或其任职企业反馈。

四、具体实施
一是统一年检操作标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既是各类企业的登记机关又是年检机关，被列入“黑名单”的法定代表人大部分就是在企业接受年度检验的时候企业才会知晓，所以要加大年检的力度，对不符合要求的一律不准通过年检，不符合要求的一律不予以解锁“黑名单”，不把年检流于形式。

二是及时抄告，扩大监督执法范围。

部门各机关应该加强业务联系，及时抄告信息，积极把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市场主体清理退出市场。

企业年检单位应在每年年检过后将企业因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名单抄告给企业登记单位，登记单位根据相应的信息及时录入经济户口，把这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列入“黑名单”库，随时加强监管，督促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或者在企业年检中督促其
办理有关手续；当然，企业登记单位对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企业根据法定代表人的申请及时给予办理黑名单解除手续。

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完善网上查询系统。

信息时代的监管必须依托信息化的操作手段和条件，应该加强信息化建设，完善网络建设，逐步建立全省甚至全国企业信息查询系统，法定代表人“黑名单”查询系统。

依托信息化的监管手段，督促企业法人代表自觉自律，通过社会舆论的监督，实现监管的信息化、社会化。

四是加强法定代表人信用信息的社会化运用。

实施法定代表人“黑名单”库的外向型对接，与法定代表人担任社会职务以及当地银行信用评级体系形成有效衔接，法定代表人诚信与否，要直接与其任职企业的工程资质、贷款政策、抵押担保等相关联。

要主动与有关部门、金融机构沟通，协商，实施对诚信法定代表人及其企业实施特定授信政策，使法定代表人的信用积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价值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