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done in a certain period, the general inspection of the system is also a specific general 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 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调研报告正式版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调研报告正式版下载提示：此报告资料适用于某一时期已经做过的事情，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总检查、总评价，同时也是一次具体的总分析、总研究,找出成绩、缺点和不足，并找出可提升点和教训记录成文，为以后遇到同类事项提供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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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我市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全市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市的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社会阶层不断演化，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和壮大。
1、传统农民阶层发生分化。
长期以来，传统的农民阶层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XX年来，由于社会流动的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一部分农民“洗脚进城”，一部分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传统的农民阶层逐渐分化，农民的数量逐年减少。
应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市农民阶层的转移分化是与社会进步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市出现过两次大型的农民转移潮：其一是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十万农民进流通”后，通过制定出台一系列的鼓励引导措施，先后有10多万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活跃在市内外的城乡街头;其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
初步统计，从1999年到XX年，全市农业人口从116.34万人减少到104.15万人，减少12.19万人，年均递减2.2，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73.53下降到70.42;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也从1999年的33.01万人减少到XX 年的30.06万人，年均递减2.8。
尽管农业劳动力转移很快，其速度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农民阶层结构分化转移的开始，并没有最后完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需要。
2、民营业主阶层正在兴起。
民营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主要包括民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业主，这一阶层不仅发展速度很快，而且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我市民营业主阶层的兴起，主要是得益于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来抓，把民营经济作为市场主体来塑造，使民营经济成为机制最活、发展最快、贡献最大的经济增长点。
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根据中央“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方针，我们确定了“1 x”的改革模式，大面积、大规模、大力度地推进企业改革。
除办好迈亚1家国有控股公司外，其它600多家国有集体企业实现整体转制，全部转为民有民营。
同时，围绕改革带来的体制优势，我们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突破口，着力大招商、招大商，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近4年协议引资100多亿元，实际到位资金80多亿元，实际到位资金超过改制前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总和，台湾旺旺集团、南方路机集团、中百包装富思特集团、英国联合利华公司等一大批大企业、大项目纷纷落户仙桃。
我市这种大改革、大开放，有效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民营经济成为投资主体、税收主体和就业主体，完成投资、上缴税收、提供就业岗位均达到90以上，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初步确立。
初步统计，全市民营企业现在已发展到2400多家，个体工商户达4.5万户。
3、打工阶层逐渐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促进民营业主阶层兴起的同时，也带来了打工阶层的逐步发展壮大。
在“1+x”的国有集体企业改革过程中，全市共有6万多名国有集体企业职工通过付现、转股、投保等多种补偿方式转变身份，其中绝大部分职工以打工者身份进入新企业，成为打工阶层的主体。
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市内外打工的农民工激剧增加。
初步统计，我市外出打工人员已达25.83万人，比1999年的7.89万人增加了3倍多。
在民营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也从1999年的2.76万人增加到了6.74万人;个体从业人员已达到6.83万人。
我市彭场镇是全国著名的无纺布加工基地，近两年新增企业50多家，全镇民营企业达到140多家，吸纳2万多人就业，从过去的“就业难”变为了现在的“招工难”。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加速了社会结构与阶层的分化，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也相继出现，在政治、经济、分配、就业、劳动保障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突出问题。
主要表现在：1、农民收入水平过低。
当前，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和打工收入，总的来说是有增长但增长缓慢，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尽管现在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惠农举措，包括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等，但毕竟杯水车薪，农业产业的弱势性制约了农业增收的空间，农民增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打工收入。
资料显示，近些年来我市农民打工收入快速增长，1999年为1.94亿元，XX年达到5.59亿元，5年增加3倍。
XX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15元，比1999年的2946元增加了669元，增长了22.7%;但同期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655元增加到6895元，增加了2240元，增长了48.1%。
因此，城镇居民收入不仅比农民收入绝对数要高出1倍左右，而且增幅也要高出1倍，加上城镇居民在医疗、教育、保险等方面的较好保障，使得农民在收入分配上远远低于城镇居民。
农民收入过低，潜藏着引发社会矛盾的可能性。
2、城市贫民处境艰难。
城市贫民主要是指部分下岗失业职工、农民工和少数城市失地农民以及其他特困群体。
这个群体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一是生活难。
很多城市贫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有的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靠低保金过日子的不在)少数，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而这部分人绝大多数年龄在40~50岁，“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生活压力很大。
有些农民工在城市缺乏社会保障，缺乏生存的本领，生活也非常艰难。
二是就业难。
相比其他群体而言，这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能力较弱，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存在就业无门问题。
绝大多数就业在收入水平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三是就医难。
大部分城市贫民有病无钱医，特别是重症病人根本就看不起病。
四是教育难。
主要是子女上学问题，有限的生活费用很难支付起高额的教育费用。
3、改革发展欠帐太多。
这几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很快，特别是在体制改革和招商引资方面力度很大，但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阵痛”，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较大牺牲，遗留问题较多。
一是土地征占问题。
随着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占的土地不断增多，由于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以及失地农民安置补偿资金难到位等原因，在土地征占过程中群众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
二是下岗职工安置问题。
我市国有集体企业改革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列，绝大部分企业职工通过付现、转股、投保等多种补偿方式顺利实现再就业。
但受多种因素影响，还是有少数职工补偿标准偏低、养老保险没有交齐、再就业没有落实、低保金没有到位，引发群众的抵触与不满。
三是环境污染问题。
我市的产业定位主要是轻纺型，绝大多数企业污染较小。
但在少数地方、少数项目仍然摆放了一些污染较重的企业，直接影响了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此外，在城市管理、农业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等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需要迫切解决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推进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民失地的矛盾、城市建设与拆迁补偿的矛盾等。
4、政策落实难以到位。
政策落实的弹性是引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样是一个政策，但在落实过程中、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各种利益关系往往会千差万别。
国家先后出台许多利民惠农的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差价直补，但这些政策在少数地方并没得到完全落实，有些资金甚至被克扣、占用。
造成政策落实难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执法执纪的不公正性，包括司法腐败、执法执纪标准弹性过大以及“三乱”现象严重等问题。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三个方面：1、思想观念的大变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社会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发生着显著而深刻的变化。
过去那种僵化的、束缚的思想观念被解放，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民主观念、人本主义思想正在生成和发展，追求公平、正义，维护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的理念逐渐形成。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认为完全合理、天经地义的，认为是和谐的事情，现在也逐步开始质疑，逐步改变过去那种“不能问、不敢问、也不想问”的局面。
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直接导致社会行为方式的转变，从而带来一些社会矛盾。
2、利益格局的大调整。
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场利益格局的大调整。
在这次大调整中，在许多具体和直接利益上往往又表现出矛盾和冲突，尤其是以农民和企业下岗职工两大群体受到的利益损害最大。
这种利益格局调整的不公平性，决定了社会不和谐的必然性。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种追求的目标，是治国安邦的过程，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指望有什么灵丹妙药，指望仅靠出台一个文件，就会使和谐社会一蹴而就。
同时，和谐社会是相对和谐、总体和谐，往往一时的和谐被打破，又会逐步形成新的和谐，在社会的动态发展中逐步实现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要坚决反对“人造和谐”和“花钱买和谐”。
在对待群众上访、社会稳定等问题上，不能过分追求零上访、零纠纷，而忽视问题的成因，忽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人盯人”、当“灭火器”上，一味地想办法“捂盖子”，用钱来买稳定，用钱来营造和谐氛围，这实质上是一种不作为，是一种“假和谐”。
3、转型时期的大磨合。
当前正值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和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和分化，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碰撞磨合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矛盾。
比如由于干部与群众在执政理念上难以对接，在理解执行党的政策上难以取得一致，在社会发展变化的认识上存在偏差等，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社会摩擦与矛盾。
再如，在对待群众上访问题上，很多党员干部对党与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缺乏认识，总认为上访群众是“刁民”，是无理取闹，总感到无可奈何、束手无策。
有些群众上访动不动就几十人、上百人静坐示威，扰乱社会秩序，方式方法固然不对;但同时也有一些干部“官本位”意识时时作怪，一看到老百姓上访，就认为是“犯上”，责怪基层、责怪群众。
现在很多地方通过建立政府集中接访室，给群众在思想上建立排解情绪的“缓冲站”，对防止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起到有效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