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郭沫若诗歌文学创作，以《女神》为例09文秘姚毅2011年11月6日【摘要】郭沫若，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在众多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同郭沫若史学题材相比，郭沫若的诗歌直抒胸臆和大胆描写手法的运用进行了分析论述.我们既不能用浪漫主义去定性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也不能用表现主义去规范它，而将它视为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水乳交融的泛表现主义更符合实际。
郭沫若表现主义具有对内表现心灵，对外担负社会使命的二重性格，又因它同浪漫主义与中国民族审美观念的结合，因而使它具有了全新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表现方式与表现活力，这样，郭沫若就可以借助这种全新的表现精神，既与世界文学保持了基本一致的步调，又紧紧应和着五四的节奏与旋律，从而使表现主义与中国的时代主潮取得了共同的方向。
【关键词】：破旧立新、精神的现代性、“五四”新时代美好想象郭沫若是我国现代诗歌的先驱。
他的早期诗歌创作量丰富，主要有《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等。
这些作品依照风格可分为三类：豪放类：气势宏伟，境界开阔，充满了无所畏惧的破坏精神和顶天立地的创造精神。
婉约类：风格阴柔。
革命类：大多写于壮怀激烈的革命运动之中，诗人以诗歌作武器，进行革命的斗争。
《女神》是郭沫若诗歌的代表作。
主题内容：爱国主义的主题；表现了反抗、叛逆、破旧创新的五四时代精神。
对光明、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对大自然的歌颂。
大胆地抒写自我；有着泛神论的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思想。
1破旧立新的观念贯穿始终《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于使人创作个性的统一。
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需要用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
《女神》是五四时代诗的宣言。
在艺术上，诗句想象大胆奇特，色彩瑰丽。
大量采用历史和神话题材，境界开阔，文化韵味深厚而神奇。
大胆借鉴西方近代自由体诗，做到形式自由奔放，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
大量采用设问、排比、反复、重奏的手法，使诗情酣畅淋漓。
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女神》的艺术想象与形象体系建筑在泛神论的思想基础上。
郭沫若是从布鲁诺、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西欧16、17世纪泛神论哲学及中国、印度古代哲学里吸取泛神论的思想。
泛神论的思想使诗人思绪飞腾，产生了《女神》式奇特想象大自然被充分的人化。
《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
激情如闪电惊雷，火山喷发；柔情如清风明月，涓涓流泉。
《女神》中的代表诗篇《天狗》其艺术风格当属前者。
这首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
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
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
而“我便是我了”则是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
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勇气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庙底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
“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充分展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
总之，《天狗》是五四时期奏起的一曲惊心动魄的精神赞歌。
是五四时期人们第一次从诗歌中听到的勇猛咆哮的时代声音。
“天狗”那可吞掉“一切的星球”的豪迈气概，正是五四时期要求破坏一切因袭传统、毁灭旧世界的精神再现。
而《天狗》只是《女神》创作中诗人情感与艺术碰撞、融合、激溅出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可见，《女神》创作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
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艺术色彩将是照彻诗歌艺术长廊的一束耀眼光芒；它的灼人的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女神》的豪放风格是新诗中豪放派的先驱。
在《女神》中虽也有“丽而不雄”的风格的作品，但能代表《女神》特色的，是惠特曼式的“雄而不丽”的风格。
它的想象新奇，语言粗犷，气势磅礴，声调激越，笔调恣肆。
它的美是一种壮美，一种男性的阳刚美。
打破了这种万籁寂静的现象。
2在诗歌精神与表现内涵上的现代性先看看西方现代文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女神》带来的的影响；现代意识对《女神》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郭沫若是在现代意识的影响下创作《女神》的，而现代意识给了《女神》以新的灵魂、血肉之躯和强大的生命力，使《女神》成为一部反映“五四”时代精神的崭新的诗集，一部充满现代意识的新诗集。
他在1914年到日本留学后，从反帝爱国思想出发，接受了现代意识的影响。
现代意识成了郭沫若反帝反封建，破坏旧社会，创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也成了他追求的社会、人生的理想。
可以说，“现代意识与爱国思想融二为一，是郭沫若彻底反对旧社会、狂热追求新社会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
于是，《女神》不仅成了现代意识的载体，传播、歌颂着现代意识，而且这种现代意识在诗中是和郭沫若的反对旧社会、追求新社会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融为一体的。
再次，《女神》受到了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与世界现代诗歌接轨、合流。
外国现代进步文学作品特别是外国现代进步的诗歌是郭沫若接受现代意识影响的一条渠道和一个源流。
郭沫若从歌德、海涅、泰戈尔和惠特曼等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中，不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受到了现代意识的影响，而且受到了现代文艺思潮尤其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
《女神》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都受到了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
由于深受世界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使《女神》的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都突破了传统诗词的束缚，开始和世界进步诗歌合流，同步发展，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女神》充满着现代意识，具有鲜明的现代化色彩。
这是《女神》在思想内容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在思想艺术上取得重大成就，在诗歌领域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歌颂叛逆的精神于万物相结合的个性力量。
诗歌现代性原因是多方面的开放意识《女神》的开放意识突出地表现在吐故纳新上：一是对旧中国，彻底否定旧社会，彻底揭露、批判旧社会及其整个的意识形态；二是而向全世界，大胆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读过《女神》的人，不能不承认郭沫若具有开放型的世界思维。
郭沫若为了反对旧社会、创建新社会，放眼世界，到处寻找革命真理。
他从世界各国和中外古今的名人那里学习有用的东西，寻找思想武器，探求革命之道。
在《女神》中，到处可以看到开放意识。
《女神》所写的人有黄种人，白人、黑人，所写到的外国地名很多，所运用的外国典故、神话传说也很多。
这无疑是开放意识的一种表现。
《女神》的开放意识更多的表现在热情地寻觅、召唤世界新思潮，大胆地接受新事物，挚着地追求真理上。
城市诗意识，即注重在现代城市中崛起的科学发展与物质文明的现代意识。
描写现代都会生活和物质文明、具有现代意识的诗，是20世纪新诗发展中现代性趋向的一个重要方面。
郭沫若的《女神》，在这方面的实践，可视为中国现代意识诗先驱性的探索和尝试。
郭沫若从惠特曼的诗歌里，得到民主与叛逆的精神熏陶，也受到了这种赞美现代文明声音的冲击。
“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
城市的日常生活事物以及许多新鲜的意象，大量地涌进郭沫若的诗里，给他的作品带来了与传统诗歌绝然不同，也与当时的其他新诗比较起来题材更加开阔的新鲜的名词。
郭沫若在现代物质文明与科学成果的发展中看到了祖国新生与民族解放的希望与憧憬，看到了个人精神冲破封建束缚而得到张扬的力的源泉。
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中，多采用现代性的手法来描写展示这个社会。
给这个社会一个当前的最真的自然状态。
并努力的保持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3“五四”的新时代风格郭沫若在这些新生、奇异而又宏大的形象中，找到了完成“自我爆发”的诗歌里自我表现的精神依托。
新的物质文明成为蕴藏与传达新的精神追求的渊薮，时代精神在新的意象中得到升华与弘扬到极致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看，郭沫若写的一些表现“大我”的“自我爆发的诗歌”，都间接地体现了城市诗的精神与个性。
郭沫若在《女神》中，无不表达了自己对未来世界的追求，对新时代、新社会的期盼。
《女神》对新时代新社会的追求，就表现在它强烈地太阳崇拜上。
事实上，从《女神》中我们可以看出，太阳人不仅有容纳百川的宽厚，也有情满宇宙的仁爱，这使太阳人在暴躁凌厉之外，凭添了许多温暖与友善。
在《梅花树下的醉歌》一诗里，郭沫若曾写下了这祥的诗句:“假使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世界不可能由爱来构成，但一个缺乏爱的世界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人生的美好。
“五四”时期，“博爱”作为一种与“自由”“平等”平列的口号，曾深深地拨动着国人心灵的琴弦。
郭沫若的博爱精神，在《女神》中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渴望祖国面貌的彻底革新，预言新中国的诞生;二是热爱祖国人民，祈盼祖国人民享得人生真正的幸福;三是对大自然、对儿童、对恋人、对朋友的歌颂，体现出一种对生活的广泛热爱。
自我意识主要表现在崇尚自我，蔑视偶像上。
郭沫若曾受泛神一沦的深刻影响。
泛神论的基本思想是“本体即神、神即自然”，将人、神与自然合为一体，即“物我无间”。
将泛神论作社会化的理解就是张扬个性，崇尚自我，破除等级尊卑，打破偶像崇拜。
郭沫若从来就没有把诗歌作为上流社会的贵族艺术理解，也没有在诗歌中“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智节制想象”，而是尽可能地发挥其丰富的想像力，最大限度地放纵感情。
更重要的是，郭沫若也不是以诗的艺术形式去“涤净读者的灵魂世界，而主要是以热烈的感情激动读者，让诗歌走进民间成为大众读物。
美国民族诗人惠特曼，被人们称为称为“平民诗人”。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所抒发的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情怀，是与平民生活与意识接近的诗意诗情。
可以说，郭沫若是中国的“平民诗人”。
郭沫若诗的第二个爆发期也即创作的高峰期，是受了惠特曼诗歌的影响而形成的。
惠特曼的《草叶集》热情地呼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衷心赞美劳动，其自由体和雄浑、粗犷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深深地影响了郭沫若，当“五四”新诗追求着平民化特征时，那种诗的章法、格律等也就很难成为诗人们关注的中心，而更主要的是借助于诗的形式以宣泄内心积郁的感情。
正是这样，郭沫若自豪地宣称“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并且愿意将自己的诗作融人到平民文化之中。
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等人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缺少留学欧美的作家那种绅士式的精神气质和贵族式的文学要求，也缺少他们那种良好的文学训练和师承关系，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学主要是通过日本文化的中介而获得，这种文化修养与其本性中的平民思想以及革命性因素融合一起，构成了创作中主导思想。
作为平民诗人，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一种现代人的生存生命感受，那种生命能量的燎烧，那种对人类生命本质的追问，已经表现出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的本质。
但是，《女神》更多的则是抒写了一种平民的人生情怀，写出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