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问题，不仅是先秦哲学探讨的重要主题，也是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一个关注点。

先秦时期的荀子和生活在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都持有“人性恶”的主张，但二者人性论的根源、表现以及据此所形成的政治哲学等观点却走向分疏。

文章以荀子和霍布斯的性恶观为线索，从时代背景、性恶内涵、性恶根源、性恶表现、性恶矫正和政治观等方面阐述。

通过二者的人性恶思想，试图揭示出蕴含在二者观点的异同，旨在以更为全面的视角看待人性论。

从时代背景看，由于荀子生活在人心浮乱和传统价值体系岌岌可危的时代下。

所以他的性恶观具有现实主义态度和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思想。

据此，荀子得出恶不经“伪”则“欲望流弊”的观点。

而霍布斯同样处于需要和平，避免战乱的新旧制度交替大变革时代。

在当时新兴的社会关系中，人们更加关注个人权利与实际利益。

个体、阶级、国家之间此起的纷争成这一时代极为突出的现象。

因此，霍布斯反思出人性本恶、自私利己的结论。

荀子与霍布斯的性恶观都与其所处的现实社会密不可分。

在人性的内涵上，荀子对性的定义打破孟子认为“仁、义、礼、智”为性的看法。

荀子认为天生的属性即为性，也就是说，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包括感官情欲、认知功能等。

而霍布斯把人性定义为人的本能与欲望。

首先，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荀子对人性的定义是将“情、欲、性、伪”等词作诠释。

进而运用“制名”让性恶的定义和范围作规定。

同样，霍布斯认为性恶的界定与语词密切相关。

语言的发明让“兽性”与“人性”有所区别。

欲望的不节制会导致人在自然状态下呈现自私、利己的性恶表现。

其次，关于性恶的根源，荀子认为其根源是生而有欲与欲望之流弊；霍布斯认为其根源是自然状态下欲望的体现。

二者在性恶根源上都认为欲望与人性密切相连，认同性恶来源于欲望、情欲。

第三，从性恶的表现上看，荀子与霍布斯都认为性恶的具体表现为“自私、利己”。

不同点是荀子的性恶包含恶的客观事实，霍布斯认为性恶不完全表现“自私、利己”，因为存在有个体内心醒悟的“善”。

最后，关于人性恶的矫正。

荀子认为“顺是”情欲而导生流弊，则将“化性起伪”、重礼法作为矫正性恶的路径；霍布斯认为人性之恶需要通过理性、契约加以匡正。

文章还对荀子与霍布斯人性恶基础上的政治观进行了比较。

他们都认同国家（政府）和人们必须摆脱自然状态，才能处于和平、有序的社会中。

而在位的君王（统治者）需通过礼法学习、理性遵守契约，从而人格完善的治理国家。

荀子与霍布斯的治国策略分别是：前者运用礼法并重与自我道德修养，后者运用社会契约法与实行君主制以治国。

通过二者政治哲学比较，可以看出，荀子虽然承认人的本性存有恶，但他认为人的这种本性恶是由于情欲、本能的“顺是”而造成，是可以改变的。

而霍布斯却认为恶是不可以改变的，建立的“利维坦”是围绕“性
恶”来构建政治体系。

总之，荀子的人性恶大体上是一种功能型人性论，对国家的治理是需要人性通过化性起伪达到性善的可能。

而霍布斯的人性恶是一种结构人性论，对国家的治理需要统治者运用强有力的契约、权利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