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的历史与文化探析河东区是天津市中心城区之一，位于天津市东部，占地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98万人。

从地图上看，其形状宛如一只迎风展翅的鸽子，因其地处海河东岸得名。

河东区是天津的发源地之一，自金代天津设“直沽寨”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故有“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之说。

历史文化的积淀，让河东这片古老的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起源文化天津作为一个正在向国际化城市迈进的泱泱大都会，其生成发展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提及此问题，历史学家们便会不约而同将目光聚焦到座落于河东区境内的大直沽，因为早在元代建立之前，蒙古王朝已在这里“置司，设熬煎办”，开始组织灶户生产食盐，这乃是天津地区最早见诸史籍记载的商品生产活动。

元朝建立后，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其物质供应主要仰赖于江南，由江苏刘家港经海道运抵大直沽，再由大直沽转输京城，摘自《寻根溯源大直沽》旧志所谓“元统四海，东南贡赋集刘家港，由海道上直沽，达燕京”，便是其实录。

为此，元政府专门在大直沽设立了接运厅和临清运粮万户府，负责海漕、河漕的转输事务；又在大直沽修建了天妃灵慈宫，第一次将东南沿海人民所虔信的护航女神“妈祖”供奉到了北方，以供往来水手们祀祭。

每年春秋两季，大直沽一带的海河上便挤满了漕船，从元诗“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朝来集万船”之描写，便可想见当年大直沽一带河面的繁况。

而随着源源而至的漕船，南方商人还带来了闽浙江淮的商品进行贸易活动，元诗所云“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便写出其时商贸活动的兴旺之状。

这种大规模的海运和经常性的商贸活动，强烈地刺激了大直沽这一地区市镇规模的迅速形成。

这就是旧志中所说的“舟车攸会，聚落始繁”。

这样，有了政府机关，有了宗教场所，有了商贸活动，有了繁密的聚落，大直沽便切切实实成为了那一时期天津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中心。

尔后的天津城市之发展，实是以此为原点。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直沽，乃是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生成之根和发展之源。

妈祖文化天津是中国北方最早具有妈祖崇拜的城市，在航海民俗文化大直沽漕运船模型中，民众对海神的崇拜是信仰的核心。

“先有大直沽盐粮兵屯，后有天津卫干戈拱北”的民谚真切地反映出津沽地区城市漕运发展的始末。

轻轻摇动天津这座城市最初的生命摇篮，碧波之上千帆竞渡，纵横交错的水痕织出一张绵密的网，娓娓诉说着曾经的繁华。

元朝建都后，天津成为政府南粮北运的终点，漕运不断兴 盛，于是对妈祖的祭祀活动也随着海事海难的频繁而红火起来。

上至皇家下至官民人等，都十分关心漕运的安全，而尤望天妃之庇佑。

元延祐年间，统 治者在天津大直沽等处建庙，从那时起，每年由皇帝遣使备礼致祭，或交付官漕司及当地府官行祭，康熙年间，又加封天妃为“昭灵显应仁慈天后”。

北方对妈祖神的信仰盖源于此。

元代初年在此兴建的天妃宫，不仅是天津最早的寺庙建筑，也是中国北方历史悠久的天妃庙宇，它是元朝规格最高、影响最大、受祭次数最多的天妃宫，被誉为“元代第一庙”与“开沽（直沽、天津）妈祖”，成为天津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见证。

1997年，大直沽中路一处民宅拆迁现场挖掘出土一件完整的赑屃，随后天津考古队在该遗址处发掘出清代、明代至元代天妃宫的大殿基址，以及大量文物。

1999年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建成，将天津市区内堆积最厚、历史最早的古代文化遗存很好地保护了起来，充分显示摘自《寻根溯源大直沽》了天津作为一座现代都市深远的眼光与文明的高度。

帝踪文化虽然终元之世大直沽一直是天津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心，但永乐二年（1404）明朝政府在小直沽筑设了天津卫，十三年（1415）罢海运，而后又载海运，大直沽的城市中心地位才开始丧失。

失去了中心地位的大直沽虽然长时间风光不再，但到了乾隆年间，大直沽以西的海河边又开始成为当时官绅士民关注的焦点。

其原因，乃是此处巍然矗立起了一座专为乾隆而兴建的庞大行宫——柳墅行宫。

众所周知，乾隆是位颇喜出游的皇帝，但他每次巡幸天津或下江南途径天津，都无一个固定进膳憩息之所，这让天津的长芦盐商颇觉不安，他们在商议后，决意要为皇上专修一座行宫。

此想法经官员呈报，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而后，盐商们雷厉风行，集资购材，于乾隆三十年（1765）动工，当年便将这座行宫建成。

建成的柳摘自《寻根溯源大直沽》摘自《寻根溯源大直沽》墅行宫，围墙周遭240丈，有房约500间，内分殿堂区和园林区两部分，殿堂区楼宇密布，层次分明；园林区花木扶疏，小桥弯环，颇具皇家气派。

乾隆对此非常喜爱，先后驻跸8次，亲自为各牌楼、殿堂撰作了匾额和楹联，并吟写成数十首诗作。

这些诗作和匾联，乾隆都亲书于钩金素蜡笺、洒金蓝蜡笺、碧蜡笺或藕色绢上，并钤“乾隆宸翰”等御玺，保存于宫内。

他还于此处理政务，赐宴盐商，并向盐商赏赐了御书福字、貂皮及荷包等物。

乾隆去世以后，嘉庆、道光两帝再未来此，盛极一时的柳墅行宫遂变得冷清起来。

道光二十六年（1846），该行宫奉旨拆卖，于是，存世81年的这座天津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便从天津土地上令人颇为遗憾地消逝了。

洋务文化在柳墅行宫被拆除二十余年后，天津河东境内兴起的另一项事业，又开始引起世人的关注，这便是影响深广的洋务运动。

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深刻省悟到，国欲自强必须认真学习西方，兴办各种洋务事业。

此举首先出现在南方，但随后不久便推及到天津。

天津最早兴办的洋务事业，乃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同治六年（1867）在城南海光寺兴建的生产枪炮的机器局（俗称南局或西局）。

但海光摘自《寻根溯源大直沽》寺场地狭小，规模难以扩大，因此，次年崇厚又在城东贾家沽购了一大片土地，兴建更大型的工厂（俗称东局，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即其旧址）。

经营未久，即于同治九年（1870）因天津教案发生被清政府以钦差身份派赴法国赔礼道歉。

继任者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李接手后多次对东局进行大规模扩充。

光绪二十七年（1895）李因故被罢，王文韶接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继续对东局进行了多次扩建。

这样，这所先名军火机器局、后名天津机器局、再名北洋机器制造总局，引进了大批西洋先进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东局，已成为当时亚洲最大、集军火生产、机器制作、金属冶炼和船舶修造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军工企业。

当时并成为北洋水陆各军供给之源，同时它还为天津乃至整个北方培养出了第一代产业工人。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于大力操办军事工业之同时，还努力兴办军事教育。

在组建了北洋海军后，因专业人员奇缺，乃奏请朝廷，于东局一侧， 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并将毕业于英国海军学院的严复招至学堂主持教务。

该学堂于光绪七年（1881）落成开学，“堂堂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

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是一座设施先进而完备的新型学堂。

学堂管理考核严格，摘自《寻根溯源大直沽》所有课程，悉依西法。

很多毕业生都成为了北洋海军的骨干，目前已查知姓名牺牲于甲午海战的便有约30名。

从这所学堂出来的毕业生，有后来成为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有曾任海军次长、谢冰心之父谢葆璋，还有为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的创办做出巨大贡献的张伯苓等。

李鸿章一手抓海军建设，另一手则抓陆军建设，于光绪十一年（1885），又在原柳墅行宫旧址上，创办了一所中国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

该学堂从当时陆军最先进的德 国聘请教师，课程设置亦参考德国，力求用最先进的教学手段 和教学理念培养新型陆军军官。

从这个学堂走出的毕业生，很多后来都成了北洋政府军界、政界的风云人物。

如曾任大总统的冯国璋和曹锟，曾任国务总理和执政的段褀瑞，曾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张绍曾、靳云鹏，此外还有数十位督军、总长、省长等高官。

一个学校能走出这么多的显赫人物，这在中国简直是个奇迹。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首次大规模学习西方的自觉行动，其施行的北方中心在天津，天津的中心则在河东。

河东是那个时期清政府在北方的一块开发区。

摘自《寻根溯源大直沽》然而令人扼腕的是，诞生于洋务运动之中、均坐落于我区的北洋机器局、北洋水师学堂和天津武备学堂，竟全部于八国联军入侵时，被侵略者夷为废墟。

学术文化严复是光绪五年（1879）于英国海军学院毕业而归国的，转年（1880）即被李鸿章调至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先任总教习（教务长），后又升任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

从1881年创办至1900年被毁灭，严复经历了该学堂兴亡的全过程。

本来，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是热衷洋务而一心办学的，但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海战的爆发及次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 却使他深受震撼。

他深深认识到，只引进西方的技术而不引进西方的思想，是无法实现自强目的的。

而欲求自强，首先须对国民思想观念上作一番维新。

于是，他在主持校务之余，接连撰写并于天津《直报》发表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和《救亡决论》，火山喷发般地向国人提出了民主、自由、平等 的新主张，战斗锋芒直指封建专制。

与此同时，他还着手翻译著名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极力劝导严 复国人必须自主与自立。

此书的译成发表，轰动一时，诸多爱国志士从中寻到了思想武器，而后的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无一不受到了这部书的深刻影响。

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维新思想，严复还约集好友在津创办了《国闻报》。

该报为正在蓬勃开展的维新运动和陆续颁布的变政新法而摇旗呐喊，很多尖锐、泼辣的重要文章，都出自于严氏手笔。

此报和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一南一北，成了维新运动两面旗帜和两大阵地。

这一时期工作在河东的严 复，可谓思想最活跃，观点最新锐，批判精神最张扬，他为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租界文化1900年八国联军犯津时，俄国侵略军霸占了河东的大片土地，其驻津司令公然宣布：“根据征服之权力”，俄“有权占据白河（即海河）左岸（即东岸）一带地方”。

俄公使在请示了俄政府后，也公开宣称海河东岸大段土地应由俄行使主权。

对于俄方的此种要求，负责与联军谈判的钦差大臣李鸿章一口应允，其给清廷的奏折中云：“（俄公使）谓天津城处，俄国尚无租界，拟求河东一段，以为通商市场。

臣察各国在天津皆有租界，俄国独无，论理本觉偏枯……姑从所请”。

而后两国经谈判，严译《天演论》手稿签订了《天津租界条约》。

正式划定俄租界。

租界区域以老龙头车站（今天津站）为中心，划成西、东两区，西区处于今河北区之地段，东区则东至京山 铁路，南迄十五经路，面积居各国租界之首。

沙俄政府在天津海河东岸建立了国中之国，不仅于今十一经路大光明桥附近筑起了领事馆，还在领事馆对面构建了俄国花园。

他们以出卖土地和横征苛捐杂税为手段，谋取经济利益。

直至苏维埃政权建立，始主动宣布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包括归还租界。

但延至1924年，中国政府才将俄租界正式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