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前言一、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历史二、重视调解的原因（一）调解结案对法官而言风险很小（二）调解结案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三）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更为省时、省力三、搞好法院调解工作的意义（一）它能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权益争议，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团结与合作，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心理对抗（二）它有利于增强当事人和群众的法制观念,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三）调解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和提高办事效率四、现行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缺陷（一）随意启动调解程序（二）调解无具体期限，限制当事人的上诉权（三）对违法调解缺乏制约（四）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1、判决对实体合法性的要求2、调解对实体合法性的要求五、现行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缺陷（一）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注重调解（二）不断总结，创新调解手段，搞好调解工作。
（三）建立调解机制，维护社会和谐。
六、调解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一）在调解之前应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二）抓住当事人的心理特点，并掌握他们的性格特点（三）调解时双方当事人必须到庭（四）制定调解计划七、完善调解制度的几点想法-（一）调解程序应由当事人启动，并规定调解的期限（二）严格规范调解程序，防止其不规范性和随意性结论致谢参考文献前言2002年9月26日司法部和最高院分别出台了《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在制度上对民事调解给予充分的肯定。
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节经济关系，预防和减少诉讼，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长期以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大量适用简易审理案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对于民事调解的规定却只见于中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立法对适用调解的受案范围、程序等未作界定，与其他结案方式比较，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太过宽范。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程序较为简捷，解决矛盾快，曾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
然而，由于关于制约和监督这项制度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较为滞后，当前已经暴露出许多诸如因违反自愿、合法原则而导致调解案件质量不高等问题，我试想从促使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健康发展的角度就面临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方面作些探讨。
一、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历史所谓民事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在审判中占有重要地位。
史载，我国早在西周就有调处民事争议的裁处，秦汉以来的司法官更是奉行调处息诉原则，到两宋调处呈现制度化趋势，至明清调处已趋于完善。
我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崇尚儒家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地进行儒化教育渗透，使全社会追求和谐，讲究以和为贵，以及无讼的状态。
调解与统治阶级的思想和传统儒家文化的追求相统一，就由最初的发生纠纷由本族有威望的长老、士绅或者族长协调处理的民间习惯，发展到元朝由有半官方身份的村长进行调解、裁判。
到清朝的《大清律例》就授权乡村里老官员调解家庭关系方面的纠纷。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法制，建立近代化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套法律制度并未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传统的调解仍成为解决纠纷的首选。
直至中华民国时期也有调解制度的规定。
伴随着中国革命政权的建立、发展，诉讼调解经过了萌芽、形成和发展三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人民调解制度，萌芽于苏区。
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的《苏维埃地方政府暂行组织条例》中，就规定“乡苏维埃有权解决未涉及犯罪行为的各种争执问题”，初步形成了近似于法院职能的裁判组织，用调解的方法解决争议。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调解工作是巩固团结，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效方法，是人民司法工作的得力助手和必要补充。
各边区政府都很重视调解工作，制定了调解制度，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调解条例、命令、指示。
最具有代表性的有1942年的《晋察冀边区行政村调解工作条例》、《晋西北农村调解暂行办法》，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规定“除了一切民事纠纷均应实行调解外，一些重大刑事罪以外的一般刑事罪亦在调解之列”。
1945年《山东省政府关于开展调解工作的指示》规定的调解原则一是调解必须双方自愿，调解人必须以说服教育的方式，使双方当事人同意，不得强迫命令或威胁。
二是调解必须以法律为准绳，照顾善良习俗。
三是调解不是诉讼必经秩序。
调解范围是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
调解种类有：民间调解、群众团体调解、政府调解、司法调解。
调解方式一般分为赔礼、道歉、认错、赔偿损失或抚慰金以及其他依善良习惯得以平息争执的方式，并规定了制作和解书的要求。
典型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例证,调解制度从而走出了狭小的范围，上升到诉讼的高度与国家的司法制度紧密关联。
（二）发展阶段建国之后，1982年试行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虽然以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做法十分普及，但是作为一项诉讼制度，诉讼调解的发展较为缓慢，当时特定的政治条件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工作方针；1964年，这一方针被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
至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调解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政策导向。
在该政策指导下，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以此作为考核法官办案质量高低的标准，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强迫性调解案件。
因此，1979年我国在起草《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对“调解为主”的原则做了修正，将“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
这一原则的核心是要求法院立足调解处理民事案件，将调解贯穿于审理的始终，在万不得已时才以判决结案。
但是，该原则虽在用语上避开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但就其实质而言，仍然保持着调解为主、和解优先的作法，在实践中仍存在着大量的盲目性追求调解率而所产生的强迫调解。
（三）形成阶段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颁行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是新中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典，诉讼调解制度也从此正式形成。
1979年9月，我国开始起草民事诉讼法。
立法过程中，对“调解为主”的提法作了检讨。
由于“调解为主”难免有“审判为辅”的意味，加之审判实践中一些法院将“调解为主”方针加以量化，要求调解结案的比例必须达到70%以上甚至90%。
并以此作为考核审判人员办案质量高低的标准，导致了审判人员为追求调解结案率，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不良后果，“调解为主”的提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1991年我国开始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
立法机关再度对调解原则进行修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理论界将其称为自愿合法调解原则。
同时，立法机关还将有关调解的规定从“普通程序”前移至“总则”部分，这样，既可以避免将调解误认为开庭前的一个必经程序，又表明调解适用于包括一、二审、再审在内的审判程序。
自愿合法调解原则突出了自愿调解，从而使这调解原则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解的本质，同时，它否定了“着重调解”，纠正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1992 年以前，审判实践中以调解方式结案始终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审理案件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重视调解的原因调解制度以及调解主导型的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曾被认为是中国审判实践的主要经验。
有学者认为这一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得到强化的经验，实际上是与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人口居住固定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
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时至今日，调节制度仍然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从民事审判中的“调解为主”到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着重调解”，调节的功能被强调到十分重要的地步。
法院重视调解方式，不完全是因为传统习惯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一）调解结案对法官而言风险很小因为判决不公，法官将可能承担错案追究的风险，判决也可能会导致当事人的上诉,而上诉后又有可能使案件被发回重申或判决被改判。
生效的判决也可能会引发检察机关的抗诉或其他审判监督程序的发动。
而判决一方当事人败诉也有可能因该当事人的不服而无止无休地告状。
这些都会影响到对法官业绩的评价，然而，调解结案则避免了这些风险。
因为调解结案以后不发生上诉问题，而且调解结案后很难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也很难针对调解的结果提出申诉，因此调解对法官而言是风险很小的结案方式。
（二）调解结案有利于案件的执行调解是通过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来解决纠纷的，调解的后果既然是当事人所自愿接受的，因此当事人应当自觉地执行调解协议，而不必过多依靠法院采取强制执行的方法。
从实践来看，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确实更能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对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的的确少于判决。
尤其是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可以避免当事人之间因诉讼而大伤和气，增加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团结。
（三）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更为省时、省力调解书的制作也较为简单，不必象判决书那样对所认定的证据、事实作出分析及需要谈出判决理由。
尤其是法官不必对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规则的解释等复杂的专业问题做出回答，这在当前法官的业务素质普遍偏低、某些法官习惯于依经验办案的情况下，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对较为复杂的案件，调解结案方式十分简便和方便。
正是由于调解可以给法官带来许多益处，因此调解结案成了许多法官的偏好。
尽管调解结案在许多案件中效果是很好的，对于迅速及时地解决争议、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实践中法官的调解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1982年制定民诉法(试行)时，将“调解为主”的方针修改“着重调解”的原则。
1991年修订试行法时，又将其修正为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上述修正，主要是为了解决审判实务中长期存在的不尊重当事人自愿而进行调解的问题。
但从新法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这些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以至于发展到某个时期许多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纷纷成立经济纠纷调解中心从而完全背离调解宗旨。
在现行的审判方式中，调解的问题一是“背靠背”地进行，即双方当事人不见面，由法官分别在当中穿梭斡旋。
这种办法在实践中被认为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即可避免双方当事人面对面地吵架，从而提高调节成功率，又能使双方当事人都摸不清对方的意图，使法官手中留有余地，便于“斡旋”。
但在实践中，这种方式常导致法官与当事人讨价还价，甚至对当事人哄骗、说好话以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法官的中立地位与尊严也难以得到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