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与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赖德霖1932年3月林徽因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关于中国建筑的论述——《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1这篇文章包含了三个重要思想：第一，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框架结构，这一点与西方的哥特式建筑和现代建筑非常相似；第二，中国建筑之美在于它对于结构的忠实表现，即使外人看来最奇特的外观造型部分也都可以用这一原则进行解释；第三，结构表现的忠实与否是一个标准，据此可以看出中国建筑从初始到成熟，继而衰落的发展演变。

这些思想后来贯穿于她与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和大量有关中国建筑的论述。

由于文章对于中国建筑的认识全面、深刻、系统，而作者当年只有28岁，且实地考察经历并不丰富，所以后辈读者在惊叹之余，难免希望追究她的认知来源。

已有学者指出，这篇文章是1931年11月19日林徽因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小礼堂为外国使节所做的有关中国建筑的著名讲演的文稿。

2如此，文章中没有加注参考文献以今天的学术标准衡量虽然不无缺陷，但也并非不可理解。

不过为了回答读者疑问，更为了揭示中国建筑史学形成的复杂历史，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仍有责任去钩稽作者所借鉴的来源和所辩驳的对象。

为此笔者已经在2012年发表了《28岁的林徽因与世界的对话——〈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评注》一文。

3该本从史学史的角度对林文作了文本分析，目的有三：第一，作为中国最早的女性建筑家，林徽因在28岁时所达到的认识高度；其次，作为一名民族主义的知识精英，她在捍卫民族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除此之外，笔者还希望揭示在近代中国建筑史话语形成的过程之中，中国建筑史家与西方及日本建筑史家在建筑史方法论以及对中国建筑的认识方面的对话。

近日，朱涛先生在其新作《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书的首发式上说，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文“大段大段的文字是借鉴了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

4此话被《新京报》记者断章取义，以“香港学者质疑梁思成：文章大段借鉴日本学者”为题对首发式进行了报道，5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误解。

对此，朱涛先生本人已经在自己的博客中进行了澄清。

6但他尚未解释自己所说林文“大段大段的文字是借鉴了”伊东著作的具体所指，因而他的话以及《新京报》的讹传对梁思成、林徽因学术甚至人格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依然没有得到消除。

故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拙文中对林文与伊东著作的对比内容重新整理发表，交由读者去判断是非。

林文共有47个自然段。

内容分别为：1.作为“东方三大系”之一的中国建筑；2.中国建筑体系何以能够历久，值得研究；3“.一般人”对中国建筑的错误认识（简陋无发展、低劣幼稚）；4.西人错误观念的原因；5.好建筑的三要素（实用、坚固、美观）；6.建筑之美的结构基础；7.中国建筑之美在于结构国建筑的调查，并先后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原则；8“.真”的价值；9.建筑艺术发展的一作。

他们以自己对中国建筑的认识，建构了一般规律（创造，试验，成熟，抄袭，繁衍，堕落）；10.从概观转向基本原则的分析；11.木材料与中国建筑的上、中、下三段式构图的套有关中国建筑特征、文化关联，以及历史属性的“话语”。

作为新一代学者，梁思成、林徽因进入这个领域，不可回避地要与这个关系；12《.易经》和《史记》中中国建筑自古既有话语传统进行对话。

林徽因就是这场便是木构的证据；13.构架制的特点；14.构架制特点小结；15.开间；16.中国建筑构架制与西方哥特建筑和古典建筑的区别；17.构架制对中国建筑造型的影响；18.反映中国建筑造型特色的几个方面（屋顶、台基、斗、色彩和平面布局）；19.反曲屋面在防水和采光方面的功能；20.屋顶的构造方法；21.檐椽在屋顶角部的升起与角梁的关系；22.中国建筑飞檐之美；23.屋顶斜度的变化；24.中国建筑屋顶部分的“举架法”；25.屋檐仰翻对于室内采光的帮助；26.中国建筑反曲屋面之美；27.从《周礼》记载看反曲屋面产生的原因；28.屋顶装饰与结构的关系；29.脊瓦对于结构的表现功能；30.屋顶吻兽和走兽装饰的象征意义；31.屋顶吻兽和走兽装饰的结构功能；32.屋顶由戗上的走兽与角梁结构的关系；33.从结构角度对南方建筑屋顶夸张造型的批评；34.对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建筑屋顶造型起源解释的批评；35.中国建筑的斗；36.中国建筑斗功能的演变；37.对中国建筑斗功能演变的评论；38.关于斗问题的小结；39.中国建筑色彩的结构和结构表现功能；40.中国建筑色彩没有滥用；41.中国建筑的台基之美；42.中国建筑的对称布局；43.中国园林的浪漫平面；44.从近代工程角度看中国建筑的缺点；45.中国建筑结构真率之美；46.中国建筑的未来；47.中国建筑在现代建筑条件下发展的可能。

在1930年代中国建筑史学者开始研究本国建筑之前，西方和日本学者早已展开了对于中对话中中国建筑史家的第一位代表。

除了由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提出的建筑“三要素”标准（第5段），她所借助的批评理论和叙述方法主要有三种，这就是当时西方建筑美学中具有主导影响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第7段）、材料构造真率性原则（第8、45段），以及美术史研究中以18世纪德国美术史家温克尔曼（J.J.Winckelmann）的著作为代表线性发展叙述（第9段）。

在文章中林徽因对前人关于中国建筑的看法有认同，但更多的是更正甚至批判。

如她关于反曲屋面在防水和采光方面的功能的讨论（第19段），认同的是英国建筑史家James Fergusson的观点；而关于中国建筑斗演变规律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中国建筑的发展趋势的讨论（第36、37段），接受的是瑞典美术史家喜龙仁（Osvald Siren）的观点。

7而她对中国建筑之美的结构和材料本质的认识、对中国建筑发展脉络的认识（第3段），以及对中国建筑屋顶造型起源的判断（第34段），则是针对英国建筑史家James Fergusson、Banister Fletcher，以及德国建筑史家Ernst Boerschmann的批判。

林文与众外国学者相关论述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文章的结语部分（第47段），将中国建筑与现代建筑相类比以证明其复兴的可能性。

1932年出版的现代建筑经典名著《国际式——1922年以来的建筑》（International Style:Architecture Since 1922）同样采取结构理性主义的立场，把现代建筑在结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框架结构的普遍采用，看作是现代建筑造型变化的根本原因和现代建筑的本质特征。

林的观点发表在1931年底或1932年初，她当未曾研读过希区科克（Henry Russell Hitchcock）和约翰逊（Philip Johnson）的这部新作。

这一偶然相合表明了林在建筑思维上的敏锐和深刻。

也正是因为相信“中国架构制既与现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则”，林最后充满信心地说：“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有过激变动，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

”基于上述的比较分析，拙文认为，《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一篇里程碑性论文。

在此，作为一名建筑家的林徽因借助于西方近现代建筑中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为评价中国建筑找到了一个美学基础，从而全面地论证了它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它的历史演变脉络，它与现代建筑的关联，以及它在现代复兴的可能性。

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林徽因的写作还体现了一名民族主义知识精英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复兴愿望。

借用弗朗茨·法侬（Frantz Fanon）关于被殖民地的本土知识分子在外来强权侵略之下发展民族文化的三阶段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经过了“吸收消化占领者强势文化”阶段和“他要记住我是谁”的自我意识觉醒阶段之后，中国的建筑家们正在努力迈向另一个新阶段。

在这个被称作“战斗”（fighting）的阶段里，他们感到有必要“对他们的民族说话，要为表达人民的心声造句，要成为一个行动中的新现实的代言人”。

8《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就是他们进入这个新阶段的一个宣言。

毋须讳言，林徽因的文章也有多处涉及到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讨论过的问题。

这是因为，第一，伊东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对于中国建筑的普查，并于1931年出版了《支那建筑史》（载于《东洋史讲座》第十一卷。

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由陈清泉译补，梁思成校订，中文版名为《中国建筑史》）；第二，从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初，伊东就与中国学者们有着频繁的交流，受到了中国同行的尊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伊东与中国学者有着相似的目标，即他为了捍卫日本建筑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也需要去捍卫被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述贬斥的中国建筑。

林徽因文章与伊东著作在内容上可作比较的部分有六段。

这六段又可分为与伊东所讨论的问题有关但立论角度与观点有所不同的四段，以及认同了伊东观点的两段。

前者是：1.第1段关于中国建筑为“东方三大系”之一的讨论；2.第16段关于构架制对中国建筑造型的影响的理解；3.第21段关于檐椽在屋顶角部的升起与角梁的关系的讨论；4.第38段中国建筑色彩的结构和结构表现功能的解释。

后者是：第42段关于中国建筑的对称布局和第41段关于中国园林的浪漫平面的讨论。

此外，伊东著作也提到了林徽因在文章第19段关于反曲屋面在防水和采光方面的功能的讨论中所认同的Fergusson观点，但他并不完全同意。

以下还是让我将拙文对于这些相关段落的分析略加修改，收录在此，敬请读者判断林徽因文章与伊东著作的具体关联。

第1段之一：作为“东方三大系”之一的中国建筑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

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它两系——印度及阿拉伯（回教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

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

［评注］“东方三大系建筑”的概念最初由日本建筑家伊东忠太提出。

在其1931年的著作《支那建筑史》中，伊东说：“中国之建筑在世界建筑界中，究居何等位置乎？若将世界古今之建筑，大别之为东西二派，当然属于东洋建筑。

所谓东洋者，乃以欧洲为本位而命名者。

虽依其与欧洲相距之远近，区别为近东与远东，但由建筑之目光观之，在东洋亦有三大系统。

三大系统者，一中国系，二印度系，三回教系。

此三大系各有特殊之发达。

”9在此，伊东忠太肯定了中国建筑作为东方建筑的一个特殊系统的重要性，他同时也就肯定了作为中国建筑的衍生系的日本建筑存在的价值。

“系”的概念在近代亚洲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体现了在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背景下，亚洲知识精英们对于自身文化在世界语境中的地位与价值的思考。

仅如中国，胡适在其1917年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就曾将世界哲学分为东西两支，各支又分别以中国与印度两系和希腊与犹太两系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