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是美的“暴力美学”可被直接解释为“暴力是美的”。
这里的“暴力”和“美”都是有特定要求的。
“暴力”成为“美”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暴力”作为一种行为具有伦理性，对暴力的审美，首先要将暴力从伦理生活中提炼出来，变成艺术作品中特定的表现对象，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具有“美”的可能。
暴力在被艺术进行呈现的同时，已经与生活中实际的暴力拉开了距离，只有在这种必要的距离之中，人们才具有体会“暴力之美”的可能。
世界电影艺术中，最被称道的三位“暴力美学”大师分别是：中国香港导演吴宇森、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以及美国意裔导演马丁·斯科塞斯。
从时间顺序来看，斯科塞斯最早，昆汀最晚。
所以吴宇森继承了斯科塞斯，昆汀又借鉴了其他两人。
三者风格各不相同，斯科塞斯更多展示雄性荷尔蒙刺激下的男性的困境，偏重现实主义色彩；吴宇森重视江湖情义，作品具有浪漫主义基调，可以说是最直接的暴力美学的显示；昆汀讲求荒诞与黑色幽默，在后现代风格中，将暴力问题进行扩展，使得暴力内容具有了更丰富的意蕴。
所以对于不同导演，其“暴力美学”内涵与表现也迥然相异。
其中最善于展示男性之美与暴力之华丽的，应该只有吴宇森，这位在电影中用了几十亿发子弹的导演，被称为“子弹贝多芬”。
其作品将“暴力”浪漫化，借助英雄主义色彩，赋予“暴力”纯粹的审美性。
相比而言，斯科塞斯更多是反映暴力下的人性及命运，暴力构成一种张力，呈现出悲剧的残酷之美。
至于昆汀往往是通过后现代的戏仿与反讽手法，显示出暴力的荒诞性，从而在颠覆暴力的同时呈现了暴力的审美个性。
并且，昆汀作品的“暴力美学”内涵是在不断变化的。
其早期作品《落水狗》、《低俗小说》等是以黑色幽默显示暴力的荒诞色彩；《杀死比尔》中，却以华丽的动作场面，呈现暴力的凌厉之美；而在《刑房：死亡证据》中，暴力以慢镜特写的形式显示，更是直接呈现暴力的毁灭性力量。
这样，昆汀作品中的暴力有一种越来越形式化的趋势，暴力已经成为一种过于纯粹性的表达。
“暴力美学”问题在昆汀作品中表现得复杂多变，从而在“暴力是美的”这一基本认识下，又引出以下几个问题。
暴力是快乐的昆汀·塔伦蒂诺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是一位狂热的电影迷，看过无数影片，所以作为导演，他十分强调影片的可观赏性。
他的多数作品都具有黑色幽默风格，幽默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得快乐。
而其“黑色”的部分就是由“暴力”因素构成。
这一追求在其早期影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导演作品《落水狗》、《低俗小说》，到《天生杀人狂》、《杀出个黎明》等编剧作品都是在暴力场景中夹杂大量的幽默，或者其暴力内容本身就构成了幽默的形式。
《低俗小说》作为代表作，其中黑帮分子Vincent 在汽车里失手打爆Marvin的头，以及拳击手Butch与黑帮老大在追逐中进入变态狂的商店的段落，都是暴力被幽默化处理的典型场景。
而正是这些镜头，构成了昆汀影片的独特风格，被影迷们反复称道。
昆汀在电影中如此不厌其烦地表现暴力、渲染暴力，就是因为在其中能够获得独特的快乐。
这有其深刻的心理学原因。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认为人有着对立于生本能之死本能，破坏的欲望就属于死亡本能的一种。
所以暴力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力必多的释放，并且通过这一释放而获得快感。
电影中暴力的快感既包括影片中施暴者自身获得的快感表现，又包括电影观众在欣赏暴力时获得的快感。
正是因为暴力带来快感，它才具有了审美的愉悦性，相反，暴力是美的，本身也意味着它所带来的审美快感。
在后现代电影艺术中，人们从追求形而上的意义转变到追求形而下的快感。
这种对快感的强调是与电影的商业性因素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昆汀作为独立导演，却打破了独立影片一贯偏重艺术忽视商业的特点，在坚持个人风格的同时，却不忘记电影的“趣味性”，重视观影快感。
正是如此，其影片在商业上也获得了成功。
《低俗小说》的票房神话就是一个例证。
但是还有另一种更为残酷的快感，在昆汀之后的几部作品中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尤其以《杀死比尔》和《刑房：死亡证据》最为突出。
《杀死比尔》中的屠杀镜头与道具血的使用数量几乎可与夸张的美国恐怖片媲美。
而《刑房：死亡证据》中对车祸场面的超慢镜头欣赏，就是直接对赤裸裸的暴力画面的快感享用。
这种超写实的表现手法，是将暴力的内容抽走，仅留下暴力纯粹的形式，以获得非同寻常的审美快感。
而《刑房：死亡证据》中的主人公正是一位通过暴力来追求快感的变态式人物，这一角色及情节本身就显示出暴力与快感的这一重要联系。
暴力中可以发生一切暴力既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显示出某种创造性的可能。
在暴力中，往往可以发生许多新鲜的事情，包括爱情，死亡，奇迹等所有这些艺术中常见的主题。
爱情往往是电影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低俗小说》中虽以拳击手与妻子的爱为重心，但夹杂在暴力环境中的抢劫犯Pumpkin和Honey Bunny之间的感情却更具张力。
这种患难者的爱情故事在《天生杀人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杀死比尔》中从相反的角度入手，表现了暴力对爱情的毁灭。
这种毁灭主题直接与死亡相连，死亡是暴力中难以逃避的问题。
在昆汀的电影中，他更多继承了斯科塞斯影片的暴力写实风格，直接呈现人物的死亡场面，并且于此突显人物命运的脆弱与荒诞。
同时他也学习了香港功夫片、意大利黑帮片及日本动画片等诸多元素，使得暴力的死亡场面绚烂多变，潜藏了丰富多彩的精神元素。
暴力在带来死亡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寄寓其中的各种复杂的主题意蕴。
暴力中最重要的可能性在于它能引发人的改变，创造精神的奇迹。
《杀死比尔》中的女主角在复仇中不断超越自我，尤其是被装进棺材埋入地下后，用出惊人的招数而获救，这些都带有“奇迹”的色彩。
《天生杀人狂》中主人公因为不断的暴力行动成为新闻焦点，变成家喻户晓的“名人”，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
虽然影片是通过这一奇迹对当代媒介文化进行嘲讽，但是同时也显出暴力的可能性。
真正的奇迹是带有神性色彩的。
《低俗小说》中Jules正是在一次暴力行动中忽然悟道，决定放弃黑道生涯，打算徒步走遍世界。
《低俗小说》的结构一直被评论界关注，其圆形的叙事框架打破了故事的线性流动，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灵魂获救的精神线索。
从Pumpkin和Honey Bunny兴奋的抢劫活动开始，到结尾处二人被Jules制服，离开快餐厅。
他们疯狂的举动被控制之后，也预示了他们将要面对新的生活。
以“获救”作为结尾，意味着这部“暴力美学”杰作在呈现暴力的同时所要显露出的是另一条走向奇迹的道路。
所以也有论者关注昆汀作品中的神学主题，以及其中的神性因素与暴力的奇妙组合。
比如在《杀出个黎明》中，神父与魔鬼进行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有趣的是神父在与吸血鬼搏斗之时，用一把枪制成了十字架，十字架无法起到作用，但是枪里的火药却将吸血鬼消灭。
暴力与神秘力量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奇妙的意味。
暴力是一种幻象电影是一种幻象，所以电影中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幻象，暴力也不例外。
对于昆汀来说，他的电影虽然通过琐碎的废话对白来还原生活本来面目，以图接近真实，但是其对暴力的表现却是在这之中有意制造出的一种幻象。
昆汀影片中的暴力往往带有荒诞性，暴力的真实细节被抽象出来，反被制造成了幻象的模样。
呈现幻象尤其是暴力的幻象问题是美国导演奥里弗·斯通最为关注的，他所导演的《天生杀人狂》中对马丁·路德·金遭受白人警察毒打镜头的模仿，让电视新闻里不断被重播的暴力镜头在电影中化为一种幻象。
而这部影片正是由昆汀所编剧。
这种暴力的幻象性在昆汀其他作品也是存在的。
《杀出个黎明》中人与吸血鬼之战，本身作为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魔幻作品，就呈现出幻象的特征。
《杀死比尔》中昆汀加入了大量经典动作影片的桥段与细节，在向给他以精神哺育的大师们致敬的同时，也映射出影片情节的虚构性。
当女主角穿上李小龙的衣服时，观众们在这种互文中，体会到的也是其暴力色彩的幻觉性。
并且昆汀还在血腥的暴力中直接插入了漫画画面，这种暴力的幻象性色彩更为明显地呈现出来。
《刑房：死亡证据》中的超慢镜头暴力画面，暴力在被极大的写真呈现时，显出的却是非真实性。
当打破了日常行为的连续性，这种被突出的画面反而因其细节的放大被幻象化了。
总之，昆汀电影在呈现暴力场面的镜头中，却将电影内在的幻象性品质发挥出来，反而让我们失去了暴力的真实感，从而制造出特有观众与暴力的观赏距离，由此才能产生独特的审美体验。
暴力是荒诞的暴力的幻象性带来暴力的荒诞性。
昆汀的影片虽然不是典型的荒诞剧，但是荒诞的色彩却随处可见。
这种荒诞表现在影片的各种叙事技巧中，成为一种带有本体色彩的意识，在暴力中也获得突出的显示。
昆汀的作品一方面通过暴力的非理性的偶然性来呈现其荒诞。
《低俗小说》中，当Vincent和Jules在汽车上琐碎斗嘴，却因为手中手枪莫名其妙地走火，轰掉了Marvin脑袋，这种暴力完全没有合理的原因。
Vincent的死也是偶然，他刚从厕所里出来就被突然撞见的拳击手杀死。
另一方面，通过将暴力与庸俗生活场景结合，而显示暴力的无意义。
《低俗小说》中， Vincent 三次上厕所分别产生三次偶然的事件，这显然是导演的有意设计。
因为暴力是荒诞的，没必要认真对待，所以把暴力的突发性与厕所的大小便联系在一起正是对暴力本身的解构。
所以对于这部影片来说，也许最深刻的思想，就是落脚在暴力的荒诞性上，从而引发出对整个人生的荒诞理解。
这种荒诞性的认识才是昆汀“暴力美学”最独特的意识，以及最根本的指向。
暴力因其荒诞性而被颠覆，暴力成为一种可笑的事物被消解。
所以昆汀表现暴力，并非认同暴力，而是将暴力引到无意义的情境中，变成一种纯粹的被观赏和被嘲笑的事物。
更为重要的是，当暴力作为一种尖锐的荒诞现象时，我们感受到了人在极端情景下的无能、荒唐与可笑。
同时我们看到人物可笑的一面，在获得观赏乐趣同时也因为其中反讽的张力感受到自身的可笑。
这种双重性更增添了电影美学意蕴的丰富性。
昆汀绝不是一个具有现代性批判意识的导演，相反，他散发出的是后现代的游戏和狂欢精神。
他真正要实现的是人们在荒诞的体会中得到快乐，如刘小枫所说，“以荒诞感超越荒诞，固然生活世界仍是荒诞，但在荒诞的超越中，可以获得生命的欢乐和自由。
”在电影中，无论是表现平庸的生活还是激烈的暴力行动，都是为了让观众去得到快乐，无论是呈现真实，还是表达反讽，或者显示荒诞，都是为了给予观众别样的体会。
这也许才是昆汀作为一个从影迷出身的导演的最真切的意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