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美学观点解读自然环境是现实主义小说“典型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成功地描写自然环境，不仅能够帮助读者通过直接感受和联想引起人物活动的真实感与强化人物形象的美感作用，而且通过人物的情绪、心理活动、行动与环境气氛交互作用的处理，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有时还成为情节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

《红楼梦》的自然环境描写虽然在量上不是重要的部分，但它是作品具有巨大艺术感染力的一个因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

与某些大量、细緻、集中地刻划，自然环境的西洋小说不同，《红楼梦》的自然环境描写份量不大，比较分散，但十分简洁。

在服务主题的方式上，也与某些西洋小说不同。

《红楼梦》的自然环境描写与人物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主要是作为一种雾围来处理。

托尔斯太的《安娜·卡列琳娜》通过列文的眼看到的俄罗斯乡村的那一大段自然景物的描写虽然也相当有诗意，呈现一个完整和谐的美学境界，但它是作为整部作品所涉及的广阔的俄罗斯社会背景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而《红楼梦》却不同，它所描写的荣、宁二府(缩小一点讲是大观园)几乎是作品涉及的自然环境的全帮。

曹雪芹是那样集中地描绘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自然环境。

在那里面，自然景色是那样优美，古代劳动人民的园林建筑艺术的结晶在这里闪耀出夺目的光采。

这样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却居住着一大群人面畜牲，妖魔魍魉，贾府里的东西“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柳湘莲语)，此外都是肮髒的。

这种鲜明的对比，必然会激发读者对美的事物的爱和对丑恶事物的僧(憎)。

主题的力量便在自然环境的描写中进一步加强了。

另一方面，在这个优美的自然环境中也生活着一些“异样”的女子和“蠢物”一美的典型。

但是封建宗法制度的阴影好象(像)漫天的乌云覆盖，他们象(像)得不到阳光的嫩草一样。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必然充溢着悲剧的气氛。

这是《红楼梦》自然环境描写的主要成就。

假如把《红楼梦》比成一个歌剧，那末自然环境描写就象(像)一支伴奏的歌曲，它紧扣着悲剧的进程和人物情绪的变化，起伏发展着。

那末《红楼梦》盼自然环境描写有哪些美学特征呢?简单地说，可以用三个字加以概括，即：美、真、蕴。

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谈谈《红楼梦》自然环境描写的具体艺术经验，以作为艺术创作的借鉴。

(一)“美”看过《红楼梦》的人都会感到;作品能赋予读者诗一样的美感。

这除了人物形象本身的魅力在起作用外，也与作者塑造诗画一样的环境相联系。

整部《红楼梦》的自然环境构成一幅统一的优美画面，感染着读者。

作者象(像)提炼与表现典型人物一样米提炼与表现人物的自然环境，他按照中国读者传统的审美观点，精心选取自然界中具有特征美的、诗人墨客喜欢詠颂的景物，如翠竹、桃花、芭蕉、萝薛、垂柳、蔷薇、菊花，仙禽异鸟、明月、洲渚等等作为素材，而且通过巧妙的构思把那些群众熟悉的富有美感力量的景物，组成一个符合群众审美习惯的优美意境。

我们通常去遊公园，虽然那里的景色娱人心目，但味道总还是淡淡的。

如果一个高明的摄影师把它拍成电影，那末我们所看郅的却是比亲眼看到的优美十倍，以至使你惊奇。

《红楼梦》的作者就象(像)一个高明的摄影师，不仅把荟聚天然之美的大观园描绘出来，而且赋予一种强烈的艺术魅力。

第七十六回有一段写道：“贾母因见月至中天，比先越发精彩可爱”、“那壁里桂花树下，呜咽悠扬，吹出笛声来”。

月亮和笛声是最富感情色彩的，而桂花又是幽香十里，三者构成一个优美的境界，从视觉、听觉、味觉三方面感染读者。

在同一回里，黛玉和湘云于凸碧堂品笛后到凹晶馆联诗时写道。

“二人遂在两个竹墩上坐下。

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个月影，上下争辉，如置身予晶宫鲛室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碧叠纹，真令人神清气爽”。

这里不仅有美化了的具体形象，而且具有人物的独特感受，形成一种强烈的优美的气氛。

这类例子很多，不必多举。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作者是用最简炼的笔墨勾出自然景物的具体形象，表现出特征性的事物美，通过人物的感受制造强烈的气氛来构成诗一样的意境。

有古典诗词修养的人看了这样的景物描写后，都可以把它与某些诗句联系起来。

把自然景物提炼成诗的意境，不仅概括了自然的美，而且概括了造型艺术的美。

有时，作者还运用实写与诗赋结合的方法描写自然环境，强化它的美感力量。

大观园的描写就是这样。

十七回一边描写园中景色，一边题名或作对。

十八回再把园中几个主要地方各各题以一首诗。

例如蘅芜院，十七回描写道：“且一树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岭，或穿石脚，甚至垂簷绕柱，萦砌盘阶，或如翠带飘飘，或如金绳蟠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气馥。

”这些具体细腻的刻划，在我们眼前呈现了一个千形百态的香草组成的优美环境。

在十八回里又给这个环境赋一首诗，把前面的描写提炼成诗的形象;“蘅芜满静苑，萝薜助芬芳。

软衬三春草，柔拖一缕香。

轻烟迷曲径，冷翠湿衣裳。

谁谓‘池塘曲’?谢家幽梦长。

”具体的描写与概括性的即景抒情结合起来，不仅把原米具体描写所提供的境界深化和扩展，而且进一步美化。

这种景中诗与诗中景互相照应、互相补充的描写使读者对于蘅芜院的认.识远远超过作者笔墨之间。

看了诗会联想起前面能描写，因此那诗的意境便显得具体和亲切;再看具体描写叉会联想起诗，因此那些具体描写又变得诗意盎然，耐人寻味。

这叫做诗赖景以充实，景待诗而生趣，两者交融一起，在读者脑中形成一个具体可感的优美境界。

这种自然环境的描写方法在外国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

这样一个具体可感的优美境界，彷砩迥响着抒情的旋律。

也即它不是一幅呆板的涂着绚丽色彩的平面图，而是一个具有浓烈抒情昧的活生生的场景。

这首先是因为作品内容的抒情基调很明显，同时与作家的表现手法也有很大关系。

曹雪芹是用接近予写抒情诗的方法来提炼和表现人物周围的环境。

在林黛玉周-围，秋风、秋雨、秋色、秋声几乎是她的特定自然环境的全部内容;哀怨的笛音。

飘零的落红;风篁的幽韵……都与这一悲剧主人公的心境相侔无隙。

不单情景高度融洽，商且这种特定环境气氛的描写经常是配合人物情绪活动的高潮而出现。

例如二十三回宝玉看《会真记》时写道：“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树上桃花吹下一大斗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花片……，那花瓣儿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

这段描写是在宝玉正在为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所激动，春情萌发时出现的。

又如作品中八次描写林黛玉的环境气氛：第一次在二十六回，黛玉被睛雯怄气时;第二次在二十七回黛玉葬花时;第三次在三十五回黛玉偶然触景生情，想起父母的好处时，第四次在四十五回闷制风雨词时;第五次在七十六回黛玉品笛感凄情时;第六次在八十二回黛玉作恶梦后;第七次在八十三回黛玉误会老婆子骂门时;第八次在八十七回黛玉“感秋声抚琴悲往事”时。

这八次描写无一次不是在黛玉的悲剧情绪发展到高潮时出现，并且与人物情绪交融在一起的，因此也就最富有抒情味。

这种具有浓烈抒情气息的自然环境能以强烈的感情力量唤起读者的美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红楼梦》的社会背景的讨论展开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更加引起学术界的兴趣。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红楼梦》的必然产物。

人们提出这样的政治“惊奇”：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了《红楼梦》这部作品呢？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反对科举、尊重妇女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骂念书人，骂那些举人、秀才都是禄蠹，说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样的思想认识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1955-1956年，邓拓先后发表了《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和《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两篇文章，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

这两篇文章从崭新的研究角度，以独特的研究方法，对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邓拓认为，《红楼梦》鲜明地反映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是18世纪上半期)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同时，通过历史的考察，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乾隆年间(约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

“其中，从万历到明末和从清初到乾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阶段;后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

”这个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红楼梦》的创造性论点，至今仍然闪烁光芒，熠熠生辉，就是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邓拓能够摈弃政治的许多干扰，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扎实地做一些史学研究工作，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学者的良知和勇气，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接受了邓拓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在提到《红楼梦》时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

通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

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

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每个人都是从自身的“实践智慧”里接受前人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不例外。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说:“《红楼梦》写了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

何其芳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

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

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由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阶级斗争。

因此，“斗争论”成了毛泽东当时解读《红楼梦》的典型范式。

的确，“斗争论”的红学范式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产生的。

如余英时所说，“它不是被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所逼出来的结论。

我们必须承认，在摧破自传说方面，‘斗争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但‘斗争论’虽可称之为革命的红学，却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

(第二个‘革命’取库恩之义。

)其所以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是因为它在‘解决难题’的常态学术工作方面无法起示范的作用。

(按:这是指‘斗争论’所示之‘范’乃唯物史观应用于文学作品的一般‘典范’，而不是为了解决红学本身特有的难题而建立起来的。

)更确切地说，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理论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引申。

换言之，这是一种借题发挥式的红学。

既是借题发挥，则它的结论是否有效便不能单独取决于所借之题———即红学的内在标准，而必须取决于历史唯物论在清初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整个成绩。

这一层自然越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