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部分）大一下一、名词解释1、反思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继“伤痕文学”之后出现的文学现象，因表现出对于社会历史痛定思痛的反思特点而得名。

这类文学作品通过艺术概括，揭露和批判极左思潮和现代迷信给党和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从不同方面总结出党优良传统遭破坏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思考社会和历史悲剧产生的原因，以防悲剧重演。

和伤痕文学相比，这类文学作品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

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

代表作有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谌容的《人到中年》、王蒙的《布礼》等。

2、先锋小说是指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为主进行的文学创作，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余华等为代表，代表作品有马原的《拉萨河女神》、格非的《迷舟》、残雪《山上的小屋》、余华《活着》等。

这些新异乃至怪异的“先锋实验”之作在文化所表现的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的颠覆、文本特征上独具特色，在叙事革命、语言试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同时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激进的试验，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和艺术构造，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规范，使得极端个人化的写作成为可能，带给人们崭新的审美感受，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较大。

3、陈焕生系列陈奂生系列小说：是指高晓声创作的以陈奂生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它包括6部短篇小说：《“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专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和1部中篇小说《陈奂生出国》、1部长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出国记》。

细致地描绘了普通农民陈奂生的命运发展过程，在思想上除了描写陈奂生生活条件的改善外，还进一步挖掘了他的性格内涵；在艺术上通过细腻逼真的心理刻画，展示人物精神个性，体现幽默诙谐的总体格调，形成了一种自然贴切的个性化语言，绘制出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是反映农村改革题材的优秀作品。

4、朦胧诗的“三个崛起”1979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

是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

朦胧诗代表一种新的“崛起”，当时有三篇非常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即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概括和总结了朦胧诗的一些特点，肯定了朦胧诗的作用和成就。

二、简答题1、海子诗歌《麦地》中麦子和月亮的意象是什么？主题是什么？意象：本诗中的“麦子”既是一种写实，同时也是一种象征，作为一种最常见的粮食，它象征着生命的本源，它与“月亮”一样，对全人类都有着普遍意义，诗中月光下“我”与“穷人”和“富人”相聚的想象性场景，使“月亮”和“麦子”、“麦地”的意象蕴含一种神圣的意味，它们都具有人类和平美好理想的象征意蕴。

作品以“身上像流动金子”来描述月夜种麦的父亲，以摆放田野上的“天堂的桌子”来摹写成片的麦浪，都有造像简洁而鲜活的特点。

而“父亲”、“麦浪”在这里又都是人类家园的象征，在表象的背后涵蕴着某种宗教式的虔敬情怀，易于激发读者进一步的联想和思索。

主题意蕴：海子的抒情短诗，常常表现出对于淳朴的自然与收获的劳作的深情眷恋，以及对于健康生命的一种由衷的感恩之情，表达出他对民间世界的苦难深切的体悟和同情，以及对人类美好理想的由衷赞美，《麦地》即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诗从开阔的麦地起始，月光下的麦地迷人而庄严，披月种麦的“父亲”犹如一尊圣像，表达的是对于农事劳作的一种恒久的激动与欢欣。

看麦时家乡的“风”“云”都收翅“睡在我的双肩”，是“我”与家乡山川风云的交融，也是劳作中的一种奇妙感受。

麦浪是摆在田野上的“天堂的桌子”，暗含对粮食与劳作的感恩情怀，进一步表达了“我”内心那份激动与欢欣。

“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收麦这天我和仇人/握手言和”一节，是对于劳作的正面颂赞，正是共同的劳动与此中甘苦的共尝使人群由疏离而趋近，由冷漠而亲和，由此表现了劳作的深远意义及其对人类命运的关系，题旨也由此获得提升。

诗的最后两节空间扩大了，展开了遥想式的抒写，场景由中国腹地黄河向尼罗河、巴比伦扩展，表现出四海一家，都依赖劳作为生;不论穷人富人，不管是现代大都会纽约还是古老的圣城耶路撒冷，也因离不开养人性命的粮食而缩短了距离。

在这里，充溢于诗人心灵的是对于粮食、劳作及与其相连的生命的素朴而强烈的感激之情。

2、新生代小说的艺术特征？20世纪文学步入90年代，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年轻作家群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称为世纪末文坛引人瞩目的一大景观。

对“新生代”通行而简便的指称是，出生于60年年代而活跃于90年代文坛的作家群体。

尽管这一群体内的每个作家在题材选择、艺术追求和创作风格上都互有差异，但他们却有着“个人化写作立场”这一群体创作的共同胎记，由此形成了他们在作品的主题取向、形象设置和艺术表现上的诸多共性特征：1、新生代作家普遍具有拒绝“宏大叙事”的意识，对发轫于“五四”运动而在80年代处于强势地位的启蒙话语保持着不以为然的疏离态度。

他们的创作不再追逐社会的大波巨澜，刻意规避时代的重大命题，尤其是诸如个性自由、民主人道等启蒙话语中的核心价值理念收到他们的质疑和颠覆。

传统文学宣谕真理的神圣意识与知识精英启蒙下愚的导师情结遭到前所未有的亵渎和嘲弄，相反，对生活表象的经验式捕捉和对粗鄙现实的认同式旭蟹，成了许多新生代作家的叙事选择。

2、新生代作家在创作中往往坚持“个人化”叙事立场，讲述自我对个人生活的感悟和体验，表达基于对生命存在的潜在可能性追问的边缘性真理，而对自我偏执性的表达使得这类作品常常呈现出欲望化的叙事倾向。

这里的欲望不再具有文本背后潜在的文化批判功能，而成为丧失道德尺度的纯粹的生命存在方式。

3、新生代作家致力创造纯虚构的文本，坚持平面化写实或独语式叙事。

由于新生代作家对现实背后深度意义的质疑导致他们心目中传统文学真实观的瓦解。

在他们看来只有虚构才是通向真实的可能途径。

实际上他们只是试图反抗那种必然导向先在的意识形态和固有的先验观念的所谓客观现实。

这样，一方面一些作家常常写一些游历式的线性故事和平面化的生活经历，这种生活质感鲜明的平面化写实并无意揭示出生活背后的形而上意蕴；另一方面还有些作家注重叙述者对情感和体验控制的独语式写作，主体深度体验的凸显稀释了传统文本的故事性要素而返回到生活的本真状态。

4、新生代作家不可能完全摆脱深度的诱惑。

他们或以自己隐秘的私人化生命体验来揭示人类的生存之痛和哲学之思，或以对现实的观照和历史的窥探重新寄托人文主义的关怀和形而上学的意义追问。

这种情形的出现反映了新生代写作的内部价值观念的歧异性和新生代这一群体边界的模糊性。

尽管如此，新生代作家与先锋派作家有着明显的区别，即前者往往是观念性的，而后者往往是体验性的。

5、题材上迫近当下商业社会的生活。

6、主题上呈现金钱叙事或欲望叙事。

金钱或欲望的合目的性；金钱至上、欲望至上——为了金钱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出卖肉体与尊严。

7、叙述上讲究完整的故事形态。

3、茶馆中王立发形象及整个作品的主题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

他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小业主形象。

首先，为了生存与温饱，他一直信守顺民哲学，从不招惹是非，对太监、资本家、新旧军阀的狗腿子、特务、大兵等一概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陪笑脸、说好话。

但一切恶势力的人物，也都无休止地上向他敲诈、勒索，使他穷于应酬，疲于奔命。

其次，在茶馆的经营上，他能够吃苦耐劳，勤于操持，每天早起晚睡，亲自送往迎来，而且还是一位善于追赶时代潮流的“圣之时者”，能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茶馆的经营方向，使“裕泰”茶馆在北京的茶馆业已十分萧条的情况下，得以勉强维持。

第三，就个人品质而言，他还是善良而有正义感的人。

在自身还食不果腹的情况下，收留了康顺子母子；为掩护青年学生免遭逮捕，他不得不咬紧牙关解囊相助。

这些都说明了他具有中国人的良知，然而他的下场是走投无路，被逼自尽。

王利发的悲剧启示人们，在吃人的旧社会，靠本分、善良、委曲求全、逆来顺受，是不会得到安宁与温饱的。

他的遭遇不仅唤起人们对吃人的旧社会的憎恶，而且使人清醒地认识到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取向。

为了迅速结束这样的年代，人们就必须起来与它进行斗争。

王利发最后能够嘲笑国民党党辊，依然命令儿媳、孙女去“西山”，追寻参加了游击队抗大里，说明了他的觉醒，同时也预示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群众都必然要走的一条生存之路——革命斗争的道路。

作品主题：《茶馆》展示了三个可诅咒的时代：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晚清末年、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前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描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三个黑暗、病态、荒诞的社会发展片断，揭示了旧社会的必然灭亡。

表现了帝国主义指使的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黑暗，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深刻地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渗透、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荒淫、腐败所造成的农民破产，市民贫困和社会黑暗。

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日将临。

三、论述题1、莫言为什么能获奖？（作品艺术上的特色、主题）一、以“性”和“暴力”为创作的主要内容莫言的文本世界充满着对性和暴力的执着呈现。

与同时期先锋作家相比，莫言作品中的性与暴力是来自人的原始本能，是强悍的生命力的体现，充满着原始的张力与激情。

在莫言小说创作中，一方面描写了一种荡魂摄魄的“性爱”，另一方面描写了暴力。

莫言对性的描写是美的，并且有着一种荡魂摄魄的力量。

如小说《丰乳肥臀》中描写上官来弟与鸟儿韩的性爱，又如《红高粱》中“我爷爷”和“我奶奶”这两个大胆的、追求自由的年轻人“野合”场面，给读者带来了强烈震撼力。

莫言通过这些隐秘的故事，歌颂了自由生命的真谛———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爱大恨，大生大死。

因而唤起了人们对那个疯狂而无序的年代，英雄所具有的那种狂热的激情、野性和对自由的追求。

莫言小说中描写暴力、恐怖、血腥的场面比比皆是。

有人认为，他是故意夸张这些负面东西，写得太多、太详细、太形象，以至使人倒胃口。

笔者则认为莫言并非仅仅意在构造一幅幅生动残忍血腥的画面，而是要表现生命的强悍与悲壮。

如《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被日本军活剥的场面，虽然整个场面充满血腥、暴力、惨不忍睹，但却震慑人心。

二、塑造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农民形象莫言是个农民作家，小说大都取材于农村生活，乡间的事和物构成了莫言作品最为基本的感性材料。

在一系列乡土作品中，莫言所奉献的带有强烈自在色彩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真正本土化的乡村世界，他所塑造的是一群生活在这块黑土地上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敢爱敢恨，有着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坚韧不拔的伟大生命潜能的农民形象。

莫言在《红高粱》中，塑造了一个侠、忠、义，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农民形象———爷爷余占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