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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学派在犯罪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实证学派在犯罪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姓名:徐怡辰班级:06监本一班考号:060101029摘要:实证学派犯罪学在犯罪学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该学派打破了古典学派研究局限,否定犯罪人自由意志理论,着重针对犯罪的主体犯罪人进行研究与思考。

并且大量运用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理论对犯罪的原因进行了详细论述,由此得到了大量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预防犯罪的方法与手段,实证学派犯罪学极大的推动了犯罪学乃至整个刑事法律科学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犯罪犯罪学实证学派古典学派犯罪原因犯罪预防正文:在犯罪学理论界,刑事古典学派与实证学派一直是两大理论学派。

两者各自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思想理论是整个犯罪学理论的支柱,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证学派犯罪学虽然起步较晚,在西方属于近代学派,但其运用全新的研究手段,提出了众多具有革命性的犯罪学思想,从而解决了很多古典学派犯罪学无法解决也不愿涉及的问题。

因此对实证学派犯罪学主要理论精髓的研究与挖掘对于把握整个犯罪学理论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概述实证学派在西方被称为近代学派或新派也称为意大利学派。

(实证学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仅指意大利学派,广义不是)我国理论界则将其划分为刑事人类学派与刑事社会学派。

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著名的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切萨雷·龙伯罗梭(Cesare Lombrosr;1836-1909),意大利犯罪学家恩里科·菲利(Furico Ferri;1856-1929)(后转为社会学派)及拉斐尔·加罗法洛(Rattaele Garofalo;1852-1934)。

而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则是德国刑法学家弗朗斯·冯·.李斯特(Franz V on List,1851-1919)。

存在时间远远短于古典学派犯罪学的实证学派犯罪学之所以能够勃兴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至今更加发扬光大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1.随着西方两次工业革命的开展,西方社会的工业文明得到巨大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大量人口涌向城市。

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调节,各种社会问题逐渐浮现,犯罪率快速上升,民众安全感缺失。

但传统的古典犯罪学理论并不能对此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正如菲利所说:“在古典犯罪学理论发展到顶峰时,这个国家却存在着从未有过的数量巨大的犯罪行为的不光彩状况,这确实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对比。

犯罪学阻止不住犯罪浪潮的波动。

正因如此,实证派犯罪学便与其他学科一样自然而然的产生了”12.与此同时,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开始与社会科学思想相互渗透。

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成为19世纪后半叶的一项趋势与潮流,当然犯罪学领域也不例外。

正如我国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所说:“在某中(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新思想的产生都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结果。

”2这种自然科学大发展直接推动着刑事人类学派的发展,并成为人类学派理论的重要依据。

3.以孔德(te;1798-1857)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发展被实证学派的各位大师所关注,他们很快就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进行犯罪学问题研究与思考。

这种实证主义哲学推动了这个新学派开始一种强调“观察重于想象”的核心思想探索未知事物。

这决定了从实证学派犯罪学开始,犯罪学研究将走向追求孔德所倡导的有用性、肯定性、精确性的道路之上。

这种哲学指导思想的改变决定了他们将不可被忽视。

二、实证学派犯罪学的重大理论贡献(一)方法论的新突破抛开实证学派与古典学派的理论内容差异,实证学派在其思想理论的研究方法上采用了一条与古典学派截然不同的思路。

传统的刑事古典学派在其研究方法上注重对犯罪采取一种法理学分析方法,注重对犯罪行为的法哲学探讨与思辨,强调对命题的逻辑分析,而后期古典学派为代表的宾丁、贝林格等人更系统化建立了一套刑法规范体系——构成要件理论,着力于犯罪行为的规范分析。

而这种以法理学和逻辑学为基础的方法论注定了其不可能对犯罪行为以外的犯罪人本身以及所属的社会环境有过多的考量。

正如菲利所说:“古典学派把犯罪看成法律问题,集中注意力犯罪的名称,定义,以及进行法律分析,把罪犯在一定背景下形成的人格抛在一边。

”这种方法严重阻碍了古典学派在犯罪原因与犯罪预防领域的新突破与发展。

而反观实证学派,其大力提倡采用以观察与经验为特点的追求精确与绝对的实证分析法,尤其重视对罪犯以及周围社会环境的实证分析与研究。

同时他们强调对犯罪主体以及社会环境采用当时最尖端的生物学理论、法医学理论、统计学理论以及心理学、社会学理论1(意大利)菲利《实证犯罪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页2陈兴良《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加以分析研究,从而得出了很多建立在定量分析、实验、图表分析基础上的刑事人类学理论与刑事社会学理论。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说:“用这种方法(社会学方法)通过研究犯罪和罪犯,我们可以建立犯罪社会学。

”3虽然实证学派犯罪学在其对于犯罪理论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缺陷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缺陷,但这种方法论的革命为犯罪学理论乃至这个刑事法律科学理论的发展与突破寻找了革命性的道路。

从今天的角度观察当时,这种突破的革命性不亚于在天体物理学研究中引入“哈勃”天文望远镜和射电望远镜。

在我看来这种实证分析与实验分析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被引入犯罪学研究领域,标志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分道扬镳,近现代犯罪学正在真正形成。

(二)否定自由意志刑事古典学派一直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意志理论。

其对于自由意志的认识一直是其整个理论的起点。

只有承认了自由意志,则才能承认犯罪人是理性的人,罪犯的犯罪行为是在其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形成的违反刑事法律规范具有社会危害的行为。

正如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毕克麦尔指出的:“所谓行为,是自由意志支配的动作,是基于因果关系作用于外界引起结果的动作。

行为人的意识不管是已经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还是应该认识而且可以认识行为的违法性,都是决定实行违法行为的意思……没有意志自由就没有责任,而且错误的意思决定也是由自由支配的,因此这种责任就是法律责任的概念。

”4而实证学派犯罪学通过对罪犯自身与社会的实证分析与认识对于自由意志理论提出了批评。

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意志自由提出了自己的否定性意见。

刑事人类学派从遗传学角度与生物进化的角度否定了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观点。

龙伯罗梭在其著名的天生犯罪人理论中指出犯罪是一种自然现象,犯罪是否发生不受犯罪人意志支配,而由生物学因素决定“无论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还是从人类学角度来看,犯罪都是一种自然现象;用某些哲学家的话所说:同出生,死亡,妊娠一样,是一种必然现象。

”5而随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发展,意识与行为的关系被人们重新认识。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华生所看到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条件作用的结果。

在行为与心理活动的关系中心理活动尤其是语言与思维,是人行为的内在形式。

在华生看来,“内部”心理现象实际是如肉眼可见的肌肉收缩同样客观——虽然不是同样可以观察到的——机制作用。

6因此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揭示了心理活动转化为行为是一种客观的机制,而不是一种观念联想。

从而行为心理学推翻了自由意志理论的心理学基础。

而实证学派敏锐捕捉了这点,无论是人类学派的龙3(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准则》1995第127页4(日)木村龟《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社1992第15页5(意)龙伯罗梭《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第319页6(美)墨菲.科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索引》商务印书馆1980第337页伯罗梭还是社会学派的菲利、李斯特,他们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对古典学派的自由意志加以反驳与否定。

这一点特别重要,由于古典学派长期坚持理性人的自由意志理论,使之对于犯罪原因的认识在自由意志支配下违反刑事法律规范,而每个罪犯都是正常的理性的。

在这种思路的知道下的古典学派不太可能去或也不太愿意去关注违反刑事法律行为以外的犯罪人因素——人格(personality)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社会环境因素。

长期以来由于古典学派在犯罪原因的问题上一直不太关注,决定了他们对于所犯罪之人只能采用惩罚与威慑为主的报应刑,而没有去过为深入地探讨对于罪犯的教育与矫正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更不会去过多思考刑罚以外的应对犯罪的社会学解决方案。

这是古典学派的一大遗憾,而这也成就了实证学派的辉煌。

所以实证学派否定自由意志意义重大,它为实证学派犯罪学的犯罪原因理论和刑事政策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构建了实证派犯罪原因理论实证学派普遍反对自由意志理论,因此他们在对于导致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机制各自都提出了一整套原因体系。

犯罪人类学派通过对于犯罪人生理结构的研究,以及对于犯罪人家族史的研究,形成了一种倾向自然科学的天生犯罪人理论。

而社会学派通过对于犯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研究与思考,得出了一套社会学犯罪原因理论。

刑事人类学派代表人龙伯罗梭通过对于犯罪人颅相、体型、家族史、种族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了天生犯罪人论,在其1893年出版的《犯罪:原因与救治》一书中,龙氏认为在所有罪犯中,天生犯罪人占33%。

他们的犯罪主要是由于其基因中存在了异于常人的返祖现象,人类的犯罪就应当和人类所换的遗传疾病一样,根本不是自由意志所决定的,也不能是通过刑罚惩罚所能得到预防的。

而作为一名在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均占有重要地位的菲利则充分吸收人类学派与人类学派的观点,对于犯罪原因理论提出了“三元论”即犯罪原因系统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学因素共同构成的。

并且在“三元论”中菲利更加强调的是社会学因素在犯罪中的主导作用。

菲利认为:犯罪社会学因素包括人口密集,公共舆论,公共态度,宗教,家庭情况,教育制度,工业状况,酗酒状况,经济和政治状况,公共管理,司法、警察,一般立法情况,民事和刑事法律制度等7。

而菲利对于经济因素在犯罪中的作用也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在菲利看来“确实,今天的社会是由19世纪黄金时代——资产阶级文明阶段过渡而来的下降阶段,财富本身就是犯罪的一个原因。

”8至此,实证学派犯罪学在犯罪原因论研究中首次跳出犯罪本体结构的桎梏束缚,而将思维的触角伸向了引发犯7(意)菲利《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第41页8(意)菲利《实证派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7第34页-35页罪的非主体因素,充分利用社会学方法将不可能孤立于社会存在的犯罪当成是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研究思考。

这极大地将犯罪学的视野与思维模式进行了拓宽。

而随后的李斯特的二元论则似乎走得更远,其将引发犯罪的原因分成了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

李斯特对于罪犯的个人因素内涵突破了人类学派的生理学或病理学认识,而将其重新定位于罪犯的心理,尤其是罪犯的人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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