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出资的法律关系及其效力认定发布时间：2011年9月旭东顾东伟点击次数：407 4日[摘要]：投资者向公司隐名出资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行为，对其性质和效力的认定应关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我国实务中，大多数隐名出资人都有独享投资收益并保留实质控制权的心意思，对此，依其他当事人是否知情，分别构成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关系或隐名代理关系。

相关的法律规则亦应以此为基础进行构建。

[关键词]：隐名出资；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隐名代理投资者借用他人名义向公司出资的行为比较普遍，但是隐名出资人并非公司法明文规定的公司股东，其法律地位长期以来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从百乐门公司案到国投破产案，隐名出资人的法律地位一次又一次引起法官和学者的思考，也一次又一次引起激烈的争论。

适应经济实务和审判实践的需要，经过长期的深入调查和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对隐名出资中相关法律关系的效力进行了系统规定。

该种规定对于法院的审判活动和社会主体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标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然而，对于隐名出资中法律关系及其效力的理论研究并不应因此而尘埃落定，因为上述规定本身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还都有待于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

面对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生活，深入分析隐名出资行为中的法律关系进而指导人们去理解和反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的相关规定，仍将是我们公司法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隐名出资的意思表示对于隐名出资，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多从隐名出资人的角度对相关法律关系进行分析和界定。

其中，理论界大多使用“隐名股东”的概念来描述隐名出资人，而实务界大多使用“实际出资人”的概念来描述隐名出资人。

相比较而言，“实际出资人”的概念更为科学，毕竟立法和司法中的股东具有确定的含义，即特指组成公司并在其中享有股东权利的人，而隐名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和享有股东权利，则有待于依据相关标准进行分析和判断。

当然，实际出资人的描述也有缺憾，一是未能区分借他人名义出资的实际出资人和直接以自己名义出资的实际出资人，二是不便于描述整个隐名出资法律关系，因此，本文采用“隐名出资”和“隐名出资人”的概念。

如果不考虑直接以自己名义出资的出资人在理论上也是实际出资人的因素，本文的“隐名出资人”和实务中常用的“实际出资人”在涵上并无二致。

隐名出资，是指社会主体借用他人（第三人）名义而出资的现象。

在公司法的视野中，隐名出资的对象仅限于公司，即社会主体借用他人名义向公司出资。

实务中，投资者的隐名出资动机具有多元性，隐名出资方式具有多样性，从而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

对此，必须结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加以判断。

意思表示，是指将企图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

意思表示系由两个要素所构成：一为心意思；一为此项意思的外在表示。

作为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意思表示决定了法律行为的性质，进而决定了当事人构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

具体到隐名出资行为中，当事人的心意思涉及两项核心容，即出资收益的归属和管理权限的归属。

如果出资收益全部归名义出资人享有，则名义出资人和隐名出资人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为借贷制度所规。

如果投资收益归名义出资人和隐名出资人共同享有，则名义出资人和隐名出资人之间形成合伙关系，为共有制度所规。

如果投资收益归隐名出资人享有（隐名出资人可能支付给名义出资人一定的费用，但应与共享收益相区分），则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需要进一步考虑管理权限的归属——如管理权限完全归名义出资人，则名义出资人和隐名出资人之间形成信托关系，为信托制度所规；如实质管理权归隐名出资人，则名义出资人和隐名出资人之间形成代理关系，为代理制度所规。

在以上诸种形态中，隐名出资人享有投资收益并保留实质管理权的情形，在实务中最为常见，也最容易引起争议，下面予以详细论述。

二、隐名出资的法律关系隐名出资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行为，分析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关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在隐名出资案件中，股东加入公司的意思表示必然由名义出资人做出，即使公司章程由隐名出资人直接签署名义出资人，由于名义出资人的同意乃属法律上的授权，加入公司意思表示的主体仍为名义出资人（冒名出资情形除外，由于冒名出资的法律效果在实务中并无争议，本文不予分析）。

对于名义出资人代隐名出资人做出表示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既有阐述不多。

在日本法学界，有人认为该种情形构成隐名代理关系。

[1]本文认为，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代理制度比较发达，并且与隐名出资的特征比较吻合，可以作为梳理隐名出资行为的民法基础。

下面，结合隐名出资的三种具体形态分别论述。

（一）公司其他股东不知代持股协议公司其他股东不知代持股协议的，隐名出资人、名义出资人和其他股东之间形成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关系。

1.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概述英美法系以被代理人身份的公开状况为标准，将代理分为三类：显名代理、部分公开的代理和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

显名代理（disclosed agency），是指代理人在交易中既公开被代理人的存在，也公开被代理人的。

部分公开的代理（unidentified agency），是指代理人在交易中公开本人的存在，但不公开本人的。

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是指代理人在与第三人进行交易时，既不公开本人的，亦不公开本人的存在，而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发生法律关系。

在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关系中，第三人享有选择权，既可以对代理人主合同权利，亦可以对被代理人主合同权利，但是传统判例和理论认为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这一点在晚近的判例和理论中有所发展，在Grinder v. BryansRoad Building& SupplyCo.一案中，法官明确指出：以往的第三人选择权判例是不公正的，第三人基于对代理人资产的错误判断而对代理人主合同权利，在代理人破产时，第三人不能获得有效清偿，而被代理人享受了合同利益但是却不必履行合同义务。

摒弃第三人选择的限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时下在美国的多数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Joint and SeveralLiability）。

在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关系中，被代理人享有介入权，可以披露自己的被代理人身份而对第三人主合同权利。

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和履行利益不因被代理人的介入而受到实质损害（materially disadvantaged），美国大多数州的立法和判例认为以下两种情形下被代理人不得行使介入权：合同条款规定签约方为合同的真正当事人而排出了第三人的介入权，该种合同条款可以是明示的，亦可是默示的；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当事人身份具有实质意义。

对于排除第三人介入权的明示合同条款易于判断，但是对该类默示条款的认定却容易引起争议。

早期的判例认为，如果代理人明确以所有人（owner，proprietor）的名义处理标的物，则意味当事人默示地排除了第三人的介入权。

然而，该种默示条款在晚近以来的判例中却被严格限制，只有在极少数例外情形下才会得到法院的认可。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当事人禁止合同权利转让的条款是否构成排除第三人介入权的默示条款，对此，判例和立法通常予以否认，第三版《代理法重述》官方评注中明确指出：禁止合同转让的条款并不排除被代理人的介入权。

至于当事人身份具有实质意义的合同，主要是指特定当事人的履行对于相对人期待利益的实现具有实质意义（substantial interests），常见的有聘请画家为其画像、歌唱家演唱等等，但是并不仅限于此，而是需要根据个案灵活判断。

[2]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自产生之日起，即被一些学者和法官批评为违反合同法的基本原理。

然而，该制度在争议中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日益羽翼丰满，不但在美国的三次代理法重述中均被肯定，并且为大多数州的立法所采纳。

该种代理制度之所以能在美国发扬光大，根本原因在于其迎合了商事交易对便捷和安全的需求。

首先，被代理人不公开的代理制度有助于维护被代理人、代理人以及合同相对人的商业利益。

对被代理人而言，与受让合同债权相比，被代理人直接向合同债务人主权利有助于减少合同当事人迟延的风险。

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对代理人同样可能有利，比如代理人出资营建销售网络，代理人可能担心第三方当事人绕过其代理行为而直接与被代理人联系，此时不公开被代理人的身份更为符合代理人利益。

对于合同相对人而言，其可以借助代理制度直接向被代理人主权利，更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实现，比如相对人希望获得与代理人所订合同的标的物，而该标的物事实上归属被代理人所有。

其次，法律允许合同权利的转让，因而合同并不具有人身属性（personal）。

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代理关系中的本人主合同权利与合同当事人转让合同权利相比，并未增加合同义务主体的负担，与合同法未有根本性冲突。

由于迎合了经济生活的在需求，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制度开始走出英美法系。

《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第13条引入了该种代理制度，但是为协调大陆法系代理制度，对被代理人的介入权规定了前提条件，即“代理人因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或因其他理由而未履行或无法履行其对本人的义务”。

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与此基本类似：首先承认被代理人的介入权，但是限于“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的情形，并且规定“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时被代理人不得行使介入权。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财富的高速创造和增长要求商业交易必须是便捷的和安全的，而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制度有助于实现该种便捷和安全，理当得到采纳和应用。

至于该种制度与合同相对性的冲突，从整个合同法体系看，其实并不存在实质冲突，因为合同相对性并非必然排除第三人的介入，相反，合同权利可以让与乃是合同法的一项基本规则，此时，缔约之外的第三人显然介入了合同关系，而与合同权利让与相比，被代理人行使介入权对合同相对人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当然，为了维护相对人的合理期待与履行利益，对被代理人的介入权应予以适当限制。

对此，我国《合同法》第403条规定，“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时被代理人不得行使介入权。

对于《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的但书规定的适用，我国学术界探讨较少，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或知名案例。

本文认为，基本上可准用美国代理法确定的例外情形，但是“禁止债权让与的约定并不排除被代理人介入权”规则不应适用。

美国代理法的该项规则适应了其合同法体系，因为在美国合同法中当事人“禁止债权让与”的约定并不具有对抗第三人效力。

我国《合同法》第79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合同权利不得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