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托育服务市场需求现状调查分析
近年来，虽然国家放开了二孩政策，但从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字来看，2017年全国住院分娩数为1758万，比2016年的1864万减少106万，下降5.7%，出生人口数不升反降。

二孩养育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照料负担，被认为是影响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三大重要原因。

如何缓解0至3岁婴幼儿入托难、入托贵，解决职场父母的孩子托管难题，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

托育服务不足，入托率较低
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32.9%的3岁以下婴幼儿全职母亲因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平均中断就业时间达两年以上。

在未中断就业的母亲中，超过47.8%的女性因照料孩子每月平均请假1.7天。

60.7%的“一孩”母亲因为“没人看孩子”而不愿生育“二孩”。

“目前市场上招收3岁以下儿童的幼儿机构，大多以早教为主，主要是为幼儿提供音乐、美术以及智力开发的课程，存在费用高昂，上课时间不配套等方面的问题。

”
调查发现，这些幼儿机构，除了费用高，数量也十分稀少。

“优质公办园难以满足公众需求，民办园提供的普惠性服务又较少。

”有业内人士表示，由于3岁以下儿童照料的政策体系不够完善、机构运营风险压力大等因素，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托育服务不足，导致部分幼儿机构超负荷运转。

据了解，2016年，我国幼儿园共有23.98万所，在园幼儿达4413.86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有249.88万人。

师生比达到1:17.7，远低于1:5~1:7的教育部规定标准。

调查数据：我国城市中，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不到4%，而发达国家该比例平均高于30%。

有需求就有市场。

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兴起、此后一度沉寂的托育市场从2014年开始复兴。

不同于70后、80后经历过的单纯托儿所，年轻一代父母理想中的托育机构是在对孩子进行照料的同时提供更加专业的教育服务。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数量少、价格高且监管不明确让不少有托育需求的家庭望而却步。

供需严重不匹配的市场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近八成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其中近50%的祖辈感到“无可奈何”；有88.15%的家庭需要婴幼儿托育服务，其中家长对2~3岁幼儿的托育服务需求最为强烈。

中国市场调查网调查机构预计，从市场的容量来说，随着家庭对幼教消费支出的增长，0~3岁托育市场有几千亿元的市场规模。

然而受制于市场发展不成熟且监管不明确，加之托育机构数量少且收费普遍较高，国内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并不高。

据统计，目前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即便在城市，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也不到10%，而发达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在25%~55%。

资本加速进入促行业复兴
目前，中国市场上针对0~3岁儿童的托育机构，从托育的时间来看，可以分为半日托、全日托和24小时托管。

从提供的服务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以看护为主的机构、看护+早教融合的机构、养育+教育的机构。

总体而言，专门针对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机构相对较少，多数是混合型服务机构，且主要以民营日托机构为主。

尽管目前对于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机构是否属于教育机构还没有明确的说法，但从一些文件和近两年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和建议中可以看到，大体的政策方向是降低门槛，鼓励社会力量进入。

在政策红利的支持和家庭需求日益迫切的背景下，资本开始加速进入托育行业，托育机构的数量近两年迅速增加。

一些机构如北京多乐小熊立足于服务社区0~6岁婴幼儿及家庭的专业日托+高端早教，当前亲子早教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发展已经很充分，但日托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人才缺乏成行业发展瓶颈
除了行业标准缺失外，专业人才缺乏也是行业面临的痛点。

“不是人才少，而是根本没有。

”尽管幼儿园老师众多，但具备照顾0~3岁婴幼儿的专业人才却极其缺乏。

目前日托中心的老师一般来源于两个方向：一是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具有儿童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人才；二是有相关教育背景或者从业经历的妈妈们，有志于从事幼教行业的人才。

我国目前托育服务的现状
托儿所体系已经难觅，社会托育服务供给严重缺位。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福利性的社会托儿所服务体系全面崩溃，人的再生产成本完全回归家庭。

入托难、托班贵等问题十分凸现。

一是托儿所（班）数量极其不足。

1991—2000年间，婴幼儿在公立机构入托的比例持续下降；2004—2011年间，该比例几乎均为0。

0～3岁的孩子主要由祖辈照看，不少母亲为了照料子女，也往往弃职回家。

二是托育服务机构严重失衡。

公办托育服务完全萎缩，部分公办幼儿园虽设有托班，招收两岁半或两岁的幼儿，但鉴于学前教育资源总量不足，为完成《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及（2014—2016年）设置的入园率指标要求，各地公办幼儿园基本不招收3岁以下孩子。

依托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开办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寥寥无几；部分提供全日制托育服务的早教机构因收费昂贵，家长往往望而却步，既未达到缓解家庭照料负担的目的，反而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和时间成本。

相关政策缺位，托育服务事业发展无章可依。

目前，中国托育服务总体目标不明，部门职责不清，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缺位，托育机构建立和服务标准双双缺失，社会办托育服务的积极性受到极大遏制。

一是社会主体办托育服务无依据、缺标准。

面对较大的托育需求，一些有办园、办所经验的专业人员和拥有资金能力的市场主体希望创办专门的托儿所，提供正规、专业的托育服务，但因缺乏法律法规、主管部门、准入机制及标准，往往进入无门，有心有力却无用武之地。

二是非正规托育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一些企事业单位开办的日间照料中心、在工商注册开展全日制托育服务的早教中心及社区小型托育机构多因难以获得许可，或被叫停，或为“黑园”。

家庭式托育和机构托育服务往往因逐利而降低服务标准。

早教机构收费极高。

为数不多的托育机构在服务标准、师资人才、卫生安全、保育教育、园所环境等方面都亟待规范。

全面两孩政策强化托育服务需求，现有照料模式难以为继。

尽管近30年中国儿童人数持续下降，但学龄前儿童规模依旧庞大，2010年0～5周岁的学龄前儿童有9026万人，2014年0～4岁儿童共7785万人。

据预测，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后，年增新生儿约250万人。

存量与增量叠加，托育服务的刚性需求将与日俱增。

多个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3的受访者有托育需求，主要集中于2～3岁幼儿的托育。

便利性和安全性是家长对托育机构的最重要考量：近80%的受访者希望孩子在社区周边入托；超过3/4的受访者希望孩子进入师资和安全性较好的公立园（所）。

而实际情况是，近80%的婴幼儿主要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

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隔代照料将面临更大困难；祖辈因健康等原因，对照顾子孙却心存忧虑。

建立托育服务体系，推动家庭-工作“双赢”
近年，托育服务供给长期处于“政府缺位、市场失灵、社会失职、家负全责”的失衡状态，既抑制了女性的二孩生育行为，也影响了她们的就业发展。

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将使“育儿家庭自负模式”难以为继，社会托育服务“数量缺乏，结构失衡”的问题更为凸显。

托育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子女养育成本高昂，家庭与工作似是“鱼和熊掌”，只能取其一。

2015年全国总出生人口1655万，比2014年减少32万；在正常的出生波动背后，透视出生育主体在二孩生育方面的犹疑；2016年，住院分娩人数约为1867万人，虽与政府的预期差别不大，但亦未出现出生高峰。

全国多地的调查发现，全职受访母亲中，约三分之一因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若有人帮助带孩子，她们中的多数将会重返职场；在已育一孩但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受访母亲中，放弃二孩生育的主要原因在于孩子无人照料。

同时，中国女性的就业率从1990年的73%降至2014年的64%，一个重要因素是女性的舍业从家，由此出现生育率与就业率“双降”、人的再生产和物的再生产“双失”的局面。

托育服务体系是家庭友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家庭长期发展能力的重要推手，许多国家视之为“公领域”和政府的责任，将之纳入公共服务体系。

韩国政府制定《岗位托儿制度》，要求女职工超过300人的企业，在工作场所内开设非营利性儿童照料中心，国家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日本鼓励雇主建立托幼设施，根据企业类型和费用类型予以补贴；美国为贫困家庭提供公共托育服务；德国政府将投资公共托育服务作为缓解家庭-工作矛盾、走出低生育率陷阱的重要举措；法国家庭补助保险与地方组织合作，通过家庭补助形式鼓励政府与企业、社区合作，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随着托育服务的发展和其他家庭友好政策的推行，在oecd国家，约1/3的0～3岁婴幼儿受到不同形式的正式照料。

法国的入托率达到49.7%，瑞典的高达55%，新加坡的近90%。

同时，在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生育水平较低的欧洲国家，生育率开始回升，二者的关系由负转正。

在21个oecd国家中，女性就业率与生育率的相关系数由1984年的-0.50逆转为2004年的0.40，同时上升。